沙漠中的牛仔(原載營建知訊415期/2017/01)高銘堂 前榮工處海外部估價組組長 前泛亞工程公司總經理

沙漠中的牛仔

(原載營建知訊415期/2017/01)

高銘堂   前榮工處海外部估價組組長          前泛亞工程公司總經理



入境杜拜  有勞駐外代表解圍

     1983 年榮工處與當時德國的 trading company，Klockner INA 合作投標杜拜 污水處理廠工程：我方負責土木廠房工作，另一家還沒確定的歐洲機電廠商負責 設備以及鑄鐵管件，Klockner 則作為總包商，負責商業及合約方面問題。

 
      有些國家不歡迎商社、貿易公司做為總包商承攬工程，認為他們只能轉包， 等同於剝削，現在的台灣更是懷疑只要有商社參與，必有不可告人之情，大概是 從日本田中角榮首相的洛克希德弊案(註)到台灣的機場捷運工程案給人的刻板 印象吧？但商社替技術導向的工程公司或製造廠提供商情、語言、合約、財務、 資源、風險管理上的幫助，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國際工程中，這些各國官僚認 為無關緊要的部分往往是關係工程成敗盈虧的關鍵，若說他們只是轉包，則與事實有點距離。在這個案子之前，我與日本商社在沙烏地、卡達與東南亞曾合作過 好幾個統包案子，見識到他們的實力，而那時則對德國貿易公司，也抱著同樣的 期待。

      我是在 12 月 6 日和同事姜禾章飛到杜拜，凌晨 4、5 點下機等到 9 點多，被 語焉不詳的告知我們的護照和簽證有問題，一時不能出關；那時個人已有幾十次 的海外旅行經驗，歷經在香港機場被羈留過夜兩次，在戴高樂機場只為從國際航 廈到鄰近的國內航廈，幾百公尺的距離，卻必須簽下意圖非法入境遣送出境書等 事件，自知持中華民國護照並非到處通行無阻，當下也沒什麼脾氣了，就耐心的 等候。

      沒想到出關後，發現我國駐杜拜代表張祖澤親自來接機，才知道經旅館申請 簽證，填寫資料時把我們的國籍和對岸混淆，移民官員看不懂，不讓進來。張代 表等不到人，以他的身份去問，發了大脾氣，對方才允許我們入境。其實在我們 出發前，曾經打電報照會張代表，說明在那段時間有什麼人、為什麼事去杜拜， 他回電表示會來接機，我就發電報回以 2 年多前曾到過杜拜，不必來接機。但他 認為阿拉伯人靠不住，還是起個大早，趕到機場，果然救了我們。

     時榮工處拓 展海外工程，各地駐外使館、代表處也都全力配合，而且出於真誠，就像有個外 交官告訴我說，你們接到工程，人馬開進來，我們就不會勢單力薄。這是實話， 比如在埃及這個親共國家，榮工處的辦事處就幫了外交部不少忙。

註:日本田中角榮首相當政時，利用全日空買飛機的機會，透過某大商社向美國 洛克希德航空公司索取鉅額賄款，後來曝光，田中辭去首相，被判刑。

歐洲來的牛仔與他的同事

      Klockner 杜拜分公司的代表 Mr. Scholler 是奧地利人，非常熱情，主動向我 方介紹杜拜的一切，有問必答；但從總公司派來的專案負責人 Mr. Weuthen 則只 聽不說，問他機電廠商是誰，什麼時候可見面詳細討論分工及界面，他都說會轉 告總公司，這讓由沙烏地來支援我的蔡錫麒主任有點生氣，因為這代表這幾天我 們只能在材料供應、機械施工、商業註冊、稅務等方面做些調查工作。另外 Klockner 杜伊斯堡(Duisberg)總部也來了一位律師，Mr. Schllenberger，於是大家 一起找當地的會計師、律師及銀行商談。Mr. Schllenberger 講話緩慢、一切照章 論事，有些大家已知道的法條、規定，他也不跳過，還是讓律師、會計師詳細再 講一遍，然後很正經的記在他那本厚厚的筆記簿。過了幾年，我才體會到這樣雖 然慢，但保證不出錯，才是最快、最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Mr. Scholler 安排我們去見一家在當地承攬工程的比利時公司 Overseas Ast.，他們的主管很友善，但旁邊坐著的一個戴著西部牛仔帽、繞一條紅色圍巾、 穿藍色牛仔褲，足蹬長筒馬靴的年輕人卻顯得冷漠、傲慢，有時還露出不屑的表 情，按我的判斷，他是有話想說。當我問他們勞工宿舍的建築標準、家具配備、 水電用量、大概的成本等；他開始插嘴，首先用 labor quarter，特別把 quarter 這 字講得很大聲，來更正我用的 dormitory 這個詞。

     需要的只是一個 shelter，他說， 床板他們自己會去找，桌子、椅子、衣櫃、廚房、廚具、餐廳這些都免了，幾個 人配一個廚師？根本不必，讓他們自行解決；不會供給電扇，遑論冷氣，他們也 捨不得去買，電燈就那麼幾盞，所以不會有什麼水電瓦斯的費用。

 
     這位比利時牛仔，Mr. Voue，看我一臉不贊成的樣子，就說你有沒有到過巴 基斯坦，看看他們住的地方，比起來這裡就像天堂！工人只是完成工作的生產工 具，你對他們好，讓自己沒有競爭力，是跟自己過不去。

     那時榮工處在中東，漸 漸以泰籍工人取代台工，但觀察到巴基斯坦或印度的工人成本比較低，有人主張 進一步以西亞的勞工來取代泰工，但因考慮到宗教、文化等問題，還是繼續以泰 工為主力。按照 Mr. Voue 給的數據速算了一下，發現他們的勞務成本確實只有 我們的一半，若在杜拜的競標者都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引進、管理勞工，如果泰工 的效率不比巴工好，我們根本沒有勝算，所以我就問他工率的問題。他興奮地比 了一個西部牛仔掏槍的姿勢，告訴我他有很好的武器-十餘個奧地利籍領班，在 他們的高壓管理之下，巴工的效率和歐洲工人一樣好。他接著以哲學家的口吻 說，你一定要把他們按到水下，只讓他們露出鼻子呼吸。

從採珍珠船到血汗工地─kafala 制度   

    在 Mr. Voue 幾乎是堅持的邀請下，隨後到他的 labor quarter 去參觀，正是中 午，勞工們回來休息用餐，可以看到許多人用鍋子，或者較大的空罐頭盛著大概 是玉米、青豆之類的食物在簡單的煤油爐上煮，整個營區聞不到肉類的氣味。我 們走過時，與他們目光並不相交，或許與 Mr. Voue 等習慣了把對方當空氣，也 不會有人在意我們闖入了他們的私人空間。營舍本身果真是陽春的 shelter，但可 以擋沙塵吧。杜拜的冬天，還是很熱，我懷疑不用電扇怎能熬過酷熱的夏天，但 卻沒看到電風扇。有些工人的體格還不錯，但更多的是瘦骨嶙峋，看不出與歐洲大漢會有同樣的工率。許多人年紀不大，卻滿臉風霜；有些卻是相貌堂堂，不像是會認命、終老於版築之間的類型。但不管是怎樣的英雄好漢，既然來到異國， 命運已經交給視他們如工具，無血淚的歐洲領班。

令我感到悲哀的是，看過統計 數字，在這樣的工作、生活條件下，我所看到的這些人，會有一部分成為他們妻 子、情人永遠的深閨夢裡人。

    中東的勞動契約是立基於所謂的保證人(sponsor)制度，他們叫做 kafala，各 地起源不同，據說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原來是船主提供採珍珠的外來工人和他 們的家屬，食物以及住的地方，等到產季過後，再根據收穫，算出工資，扣除這 些生活費用後發給工人。原來是要雇主負責外地人的生活，並保證他們停留期間 不會犯罪的合理制度；但長期演變之後，變成為人詬病的低薪長工勞動契約 (indentured)。勞動契約期滿，勞工未得原雇主同意，不能受雇於其他雇主。雇主 可以任何理由，或費用未清，或義務未盡，扣留護照。最近有個案例是英國一位 足球員，與卡達一個球會簽約，發生合約糾紛，他要求解約回國，球會不肯，扣 他的護照，限制他的自由，經歷了 10 個月，傳出球員要自殺，經英政府及許多 NGO 抗議、交涉後，最近才獲釋回國。

但 2011 年元月，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有個 開明的勞動部長，把規定修改為合約期滿，勞工不必得雇主同意，可以自覓雇主； 今年元月又修改為，未到期滿，也可另覓雇主，雇主就無法予取予求了，如此總 算是在暗室裡點燃一盞明燈。

Abundant supply of the poor？

    在參訪途中我們遇到了幾個奧地利領班，有的面紅耳赤，顯然是以啤酒為午 餐。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杜拜和另外一邦 - 沙珈(Sharjah)，只要是非回教徒， 則允許消費酒精飲料；也有 disco club 演唱流行音樂；所以除了買不到豬肉，異教徒在這裡可以過得不錯。Mr. Voue 也承認在杜拜工作、生活，比在歐洲愉快。 我說，據我的觀察，一個歐洲領班的薪資成本，可能要比他所帶的幾十個工人加 起來還要高，為什麼不少用幾個歐洲領班，以第三國領班取代？他直說不可能， 恐懼是最好的管理手段，他們只畏懼白種人領班。這句話已帶有種族主義的味 道，我覺得這個牛仔，和我之前在德國杜賽道夫街頭所看到，大聲宣傳世界和平， 禁絕核子武器(ban the bomb)的青年男女，彷佛是兩個世界的人。

 
    回到了摩天大廈林立，旅館所在的杜拜地峽區(creek)，看著商店櫥窗擺著的 名牌商品，以及洋溢著快樂表情的阿拉伯家庭，我不禁想起啟蒙時代法國賢哲伏爾泰的名言：the comfort of the rich depends upon an abundant supply of the poor。 也許我們不知道自己享受多少窮人帶來的舒適；但有意無意間，我們也幫忙製造 了不少的窮人吧？

 

和共黨國家廠商  差點成夥伴

    過了兩天，Klockner INA 總部回答說機械設備與管件供應商將是南斯拉夫的 Pasavan，這是一家有名並具競爭力的公司。更提議三家公司到杜伊斯堡去談， 並簽 Consortium Agreement。但南斯拉夫是共產國家，那時的台灣是不與共產國 家往來的，要與他們成為 partner，會有麻煩。

   雖然南斯拉夫在 1948 即勇敢的與 史達林絕裂，對內改採較溫和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西歐各國經貿往來密切，極 反共的阿拉伯國家也沒禁止他們進去包工程。他們的領袖，1980 年剛過世的狄 托，50 年代與埃及的納瑟、印度的尼赫魯搞不結盟運動，被國民黨宣傳成小丑； 狄托的副手吉拉斯要求共黨不能獨裁，因而被開除，寫了一本「新階級」，痛斥共幹取代了資本家剝削人民，這本書偷運到美國出版，轟動世界，成了西方集團 批判共產主義的有力宣傳品。在台灣，由於吉拉斯的言論，南斯拉夫也被形容成 鐵幕裡殘民以逞的一員，我服役的時候，團、營、連的中山室都擺著這本「新階級」，記憶猶新。所以我直覺地告訴 Mr. Weuthen，榮工處視 Klockner 為唯一的 契約對象，因為這是他們作為 general contractor 的責任，相信 Pasavan 也會做同 樣的建議，只與 Klockner 發生直接的契約關係。

    回到台北，榮工處副處長張溥基先生，也對與東歐國家合作，不管是透過第 三者與否，認為要小心處理，所以決定親自參加在杜伊斯堡的投標前最後會議， 當然做為國際包商，榮工處也要把握每個投標機會，特別是與先進國家廠商合作 的案件，不希望傳出一個有許多禁忌的名聲。我們駐沙烏地辦事處，因常與東歐 國家在採購等單純的事件打交道，傾向繼續爭取本案，但簽三方合作協定，讓 Klockner 免除不少的責任；而且榮工處，作為一個政府單位，若與東歐廠商成為 夥伴，當時的政府大老，如谷正綱先生知道了，真的會跳腳。 

 
     後來我們去到杜伊斯堡，只與 Pasavan 的代表打了個招呼，便各自和 Klockner 談判，經過十幾天，他們兩家沒辦法達成共識，大家只好放棄投標，在惋惜之餘， 我們也鬆了一口氣。兩家沒辦法達成共識的原因是 Klockner 要求 Pasavan 背靠背 (back to back)同意業主的條件，Pasavan 則要求在標書列出我方的條件，也就是說以 non-conforming tender 的形式投標，審標期雙方再談判，那時再做取捨，一 般國際招標是允許這樣做的。偏偏杜拜市政廳有個與眾不同的嚴酷規定，一旦投標附帶條件或修改原招標文件，不但要被打成不合格標，押標金還要被沒收。標 前會議時，有廠商詢問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考慮修改，主事者說，這規定一定 要執行，而且是他們的驕傲；所以天底下真是無奇不有。

     另一方面，Klockner 也不會去承擔小包與業主契約條件的差異，勉強投標，負擔不該負的風險。而目 前的台灣，本國業者往往因業務的壓力，全盤接收業主所開出，和國際慣例不合 的條件，再去承擔合作國際廠商所開出來的條件，常置自己於險絕之境，尤其與 國外名建築師或專業廠商的合作，最後有了紛擾，業主也不會是贏家吧？ 

沙漠中的拖吊 

      之後某個禮拜五例假時，Mr. Scholler 帶我去看他們天然瓦斯站的工地，他開著他那部大別克，進入幾無人煙的沙灘區，在回答不會有問題後不到兩分鐘， 車子卻卡住了，同行的還有 Mr. Weuthen，我們三個人努力了兩、三個鐘頭，車 子還是文風不動。終於遠處有一輛四輪傳動旅行車應我們呼叫，開過來，下來的 是一位約三、四十歲的阿拉伯人，他懂得英文，先問我們是那裡人，Mr. Weuthen 回答他是德國人，我說我是台灣人。他說他的太太是義大利人，話鋒一轉，卻說 你們德國人不是很聰明嗎，怎麼會把車子開成這樣，還有你是日本人，也和他一 樣，要不是我今天到海邊釣魚，你們就要在沙漠中過夜。

      我強調我是台灣人，他哈哈大笑說，好！好！他回家要告訴他太太和所有的朋友，今天救了全世界最聰 明的德國人和台灣人。接著他從車子拿出一條細的尼龍繩，準備用它拖大別克， 我告訴他那太細了，隨即拿出 Mr. Scholler 車子裡的粗繩子，沒想到他很生氣說 : 我的方法一定有效，你不要管。

      這個阿拉伯朋友的繩子當然一拉就斷，他很生氣，轉過來向我拿粗繩，並說： 「現在試你的方法」。我說，這只不過是一條繩子，他嘀咕著，逕自綑綁、打結也不讓人幫忙。Mr. Scholler 告訴我，別急，就讓他試，他們的習俗，在沙漠裡遇到別人有急難，一定要伸出援手的。這次果然有效，把大別克拖到堅實的路面， 他哈哈大笑，說回家以後要告訴他的家人、朋友，今天救了全世界最聰明的德國 人和日本人。我忍不住還是回他，我是台灣人！他還是哈哈大笑，說台灣人是和 日本人一樣聰明，而且還是用你的方法。我心裡稍感舒服，但我猜他回家驕其妻 小時，還是會把台灣人改成日本人的。


種族階級之別  無所不在

      後來兩、三年，榮工處嘗試開拓印度、斯里蘭卡市場，我去了印度幾次，特 別留意他們的工寮，並詢問其待遇、工作條件等，很遺憾的是 Mr. Voue 對西亞勞工在國內外處境的講法，並沒有大錯。只是我有殘念：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下， 階級與種族之間的差異，也許無法避免，但至少不應該那麼極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