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0日 星期三

小包商工程守則:如何辦到工程造價極低,設計水準卻接軌國際的「台灣精神」?(原題:與低價工程掙扎的台灣營造包商)


本文亦發表於2019年1月30日的關鍵新聞網

每年12月到農曆春節前後,是台灣工程界最緊張的時候:業主機關忙著消化年度預算,急著把工程發包出去;督促包商趕工,催著計價領款,想辦法提高預算執行達成率。大小承包商找工人,追材料,還忙著對銀行、金主、債主陪笑臉、求爹娘,請他們幫忙再撐過一個年。血汗一年的工程師們在寒夜裡,守著工地澆灌混凝土,心裡卻想著年終獎金到底會怎樣,開春後公司會變成怎樣?「大人要趁錢,囝仔愛過年」,沒有錢,無法任妻孥一飽,遑論過個好年?

傳統上台灣的中小企業在「過年」前,必須解決與生意往來者的債務問題,開年後才能得到上、下游客戶的信任,繼續營業。但近年來的營造業,承包商因惡性競爭,長期虧損,平常挖東牆,補西牆,到了年關常無法履行財務承諾,於是上、下層包商,包商與工人、材料商,老闆與員工幹部間,亂成一團。不要欠債過年的民俗,就成為傷害更多業者的連鎖反應起爆點,開春後不關門的,可能背著更重的負債,帶著非再搶標不可,以解決資金周轉問題的決心,步入新年。

許多有識之士感嘆「低工程造價」是工程產業萬惡之源,工程品質、工期、功能與壽命都因而生出大問題,政府、業界應該一齊努力來擺脫造成「低工程造價」的惡性循環;但有更多的人卻認為影響工程造價的因素有材料成本、法令規定、人工、機具、物價、購買力等,大家口中的低價不一定真是低價,何況把合理的成本反映到標價,本是業者的責任。

台灣的工程造價世界最低,曾獲國際認證


如果說有些時候,某些標案標不出去,若干工程逾期或是無法完工,應該是暫時的亂象,稍後市場應會自我修正,就公共利益來說,不是壞事。

但台灣的工程造價是全世界最低,已經國際認證,筆者的另一篇文章引述相荷蘭Arcardis顧問公司在全球44個主要城市工程造價調查,2016年台北的排名是最後一名,2017年因新台幣相對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印度等國的貨幣是升值的,造價中值排名才由最後第一名升到第40名,比胡志明、雅加達、吉隆坡、印度的班加羅爾等四個城市高了一些,不過均值下限還是最低。

工程造價低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營建產業有競爭力?從業人員的專業、效率較其他國家都還要好?或是工程的品質、壽命會有問題,使用功能不如預期,何時、甚或能不能完工,都無法掌握?這些在工程界引起廣泛的討論,從顧問公司、建築師到營造廠等實際承攬工作廠商,對台灣工程造價是世界最低普遍的反應是「早告訴你們了(I told you)!」;業主單位或主管機關則如前面所說,不甚以為然,一般社會大眾,更認為台灣的低物價,是大眾得能享受「小確幸」的基礎,各行各業為此作出貢獻是應該的,特別是工程產業近半的產值是來自政府公共建設的投資,任何緩和市場競爭的建議方案,不符合公共利益,並不值得鼓勵。

低工程造價一直持續下去,對產業、工程本身、或經濟發展會造成什麼問題?如有問題,國家和社會大眾是不是可以忍受?



很明顯的,工程業以外的人士對營造業者如何在低價下求生存,並不了解,更談不上支持救市、旺市的方案與否。較有好奇心的或會有興趣來了解,但更多的人認為公共工程長期以來與弊案、品質不佳、遲延完工、投機殺價等牽連在一起,營造業並不值得同情。所以筆者認為要面對問題,先須承認它是不是個問題,也就是說要探討在這樣的工程造價下,工程是不是做得起來?再其次,如果這個價錢太低,營造產業為什麼有辦法,還是讓工程一個接一個完工,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然後,大家是不是接受這些不完美的執行結果,負擔得起最後還是要付的代價?

台灣工程的設計標準、施工環境、履約管理制度都是國際水準,為何還能那麼便宜?台灣的工程,從規劃、設計、請照、施工,到完工使用,須考慮地震、颱風、多變的地層,複雜的土地所有權現況、擁擠的都會街巷交通,所以在都市計畫、環境保護、工程設計標準、施工規範、勞工安衛、使用執照等的法令規定,比起Arcardis所調查的造價前段班幾個城市,只有更嚴格,不會寬鬆。至於使用建材的檔次,附屬設備的性能,台灣公私業主高水準的要求,不會輸給國民所得比我們高的國家。所以造價會比別的城市低,顯然是其他的因素造成的。

再談到施工,公共工程主管機關認為台灣目前公共工程在契約條款,履約管理制度方面,要求的嚴格與規定的詳盡,比先進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應該不會讓人有作怪的空間。但現實是,台灣許多產業以及社群聚落的情境(context)文化仍停留在社會學上所定義的「高情境」:行事方式尊重成例、習慣,相互溝通依賴口語、信任,處理事情重視情景甚於內容。就保守、傳統的營造業來說,長期以來履約順利與否靠的是默契與關係,白紙黑字的合約規定與詳細要求只是參考,雖然工程價款低一點,在甲乙雙方一家親氣氛下,工程大致還是可以推動。

但現在引進「低情境」西方國家的契約與管理模式,執行工程強調制度與計畫,每一步驟都要按照程序,留下證據,這種機械化的控管方式,不可避免的要遲延工期,堆高成本,廠商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經費去負擔這進步的代價,反而只有在執行過程中能找到模糊空間,才可全身而退,但這樣完成的工程,豈不叫人擔心?

關鍵兩因素:「發包制度」與過度的「資源共享」


工程產業的特徵是成品高度客製化,產品雖固定於定點,但工作地點流動,幾乎沒有重複性,建造成本相較於其他消費品的絕對數字高出很多,對成品耐久性的要求也高,因此是一種高風險、高社會責任的產業。主包商要減少投資,分散風險,集眾力以成城,需要高自主性與專業性,於是分工日益扁平化,要找供應商或分包商可以方便到打電話服務馬上就來,主包商成為買賣業,進入行業的門檻不高,終致產業高度發散,就像台灣諺語形容的「一盤魩仔脯,皆皆頭」,老闆變多,攬約價格當然江河日下。

現在的公共工程除了品質要求高、管控多,須配合工程主辦機關、業管單位、地方政府、社會團體或鄰里民眾等的事項繁多,承包商關係無法全面,所以只好把某些工作交給敢來揭榜的公司,以免小事變大。此外某些主承包商,處理勞安法令、健保法規及勞動法的態度比較僵硬,索性把更多的藍白領勞務工作以外包處理,以避免額外的成本與風險,當然這辦法如補鍋、鋸箭,長期是要出事的,但為了要得一些方便,卻受業者偏愛,許多工程公司因此退化成為買賣業,造成管理與技術的空洞化。

低造價的「硬腳經」台灣精神,最後誰是受害者?


施工最重要的資源是人工和機具,工作轉來轉去,最終總要有人做。台灣基層的包商的韌性十足,有一句台語「硬腳經」,是雖然荷重超過正常人所能支撐的,但咬緊牙關,雙腳硬是撐著,不被壓垮的意思。為了要降價,一個小包同時承包好幾個,可能是不同公司、業主的工地,把工作負荷加到極限,就像本來應該是慢工細活做出來的西裝,如果讓成衣加工廠的經營者湊足了訂單,以生產線和普通工人大量生產,就可以把成本降到公司、學校的團體制服一樣便宜,於是西裝店關門,老裁縫失業;反過來說,不肯付高價的顧客,只能穿不甚合身的西裝。

但在工程執行上,「硬腳經」造成的問題可比現成的西裝只是不合身,還大得多。首先,人和機具一進入工地,要有最大的產出,成本才能降低,所以都是先做容易做的,不一定會按照專業上要求的網圖要徑開始做;其次,小包、工種之間相互等待,大家都希望沒有界面的問題了,才進人和機具,如此會耗掉不少工期;另外,零星或者需要修補、改正的工作,因為量不夠,主承包商又不肯補貼,不願意回來收拾。所以工程界常看到只剩一點工作卻沒法完工,或者工人、機具老是調不進來等怪事;最後,如果工作、收款不順,「硬腳經」就要軟腳,結果可能會拖累幾個大工程。

業主姑息專業不足的工程公司,衍生出的問題才真堪虞


台灣近十餘年來各行各業受雇人員薪資停滯不動,所以有人認為營建業待遇已經不比其他行業從業人員朝韮暮鹽的待遇差,沒什麼可以抱怨的,但工程師畢竟是專業,價值就這樣被徹底否定不太對。以香港工程師的待遇來驗證,他們工程師、專案幹部或經理人員的薪資,竟是台灣同業的四倍多,這已不能以兩地的生活水準或租屋費用有差距來解釋!

如此的不合理有什麼後果呢?在香港,較高的待遇讓專業人員有尊嚴,覺得有希望,年輕人願意進入產業學習,循序而上,工程公司的領導與幹部都是專業出身,對工程作出的決定是基於專業;而台灣科班出身的工程師,因為低待遇與地位,常過早退出工程界;不知是因還是果,營造公司老闆們的背景,較為多樣化,包括了來自三山五嶽的好漢,生意人的氣質較為濃厚,或也因此,工程界之間的溝通會長期停在較高的情境文化。

幾年前,當有些專業力量不足的工程公司開始低價搶標技術層次較高的工程時,業界中人都是抱著看笑話的心情來看他們如何履行這些不該他們承攬的工程。但同樣的戲碼總是在各個單位重複演出:工程開工後寫不出計畫、施工圖被退,工地準備欠妥、工地工程師資質不夠,一籌莫展;但到最後,事情卻都急轉直下,受到管考壓力的業主不敢解約,反而要求工地監造幫他們,畫圖、準備送審資料、放鬆現場的要求,於是進度如旱地拔蔥,馬上趕上,到驗收時也皆大歡喜。就這樣,欺善怕惡的人性因素,使得堅持專業,養一大群技術和管理幹部的正統營造廠讓出了市場。

造成台灣工程低造價的部分原因是技術與知識的成本被壓低,專業工程人員被非專業人員取代,因此,整個產業技術、管理的人才過去幾年快速的流失,連學校相關科系的招生都受到影響, 20年前建設蓬勃時累積的技術老本,漸漸消磨,形勢如不能剝極而復,公私工程的終端使用者就要為他們長期不尊重專業,付出昂貴的代價。

忽視非實體的管理與風險成本,雖然「低造價」卻無法保障工程「真價值」


台灣在幾十年內快速的走過工業化過程,並進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知識經濟體;但人們的意識中仍殘留著農業社會中,財富價值只存在於物質產品中的偏見。以工程來說,業主只認為鋼筋、混凝土這類的實體工作才有價值,至於廠商完成工程,需要的知識、智慧、經驗,也就是專業技術與管理團隊的成本,他們認為是附屬的,不必認真算錢。所以這幾年建立的,號稱已具國際水準的履約管理制度所規範的工作,到底需要多少專業人員才能作好?應有的成本,沒有人願意去算清楚。

這種類似重農主義的觀念,犧牲了白領專業價值,等於是在鼓勵山寨版的專業技術與管理團隊接收工程產業

工程專業人士與政府單位,乃至大多數的社會大眾在營造成本的認定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風險成本。營造業在漫長的施工過程,可能碰到天候不良、物價上漲、招募工人不順、小包倒閉、鄰里阻擾施工、各級公權力機關以法制人、乃至自己的工程師犯了錯誤需要重做,以及許多無以預測,但會增加成本的風險可能發生等,所以工程預算中應編列一定百分數比例之機會成本,否則承攬廠商「樂歲僅得身飽,凶年終成餓莩」,無法永續經營,如何談投資發展?

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同業並沒有「風險成本一定會有,只是數額多少,不知在什麼狀況下會發生」的概念,他們對「愛拚才會贏」,「拚」字的解讀,不只是努力,還有拚運氣把投標當賭局的意思,認為物價上漲有物價調整款,災變有保險,犯了錯要自己負責,不能控制、無以名之的風險如果沒有發生,準備金豈不是入了廠商口袋,所以不願意編列這些非實體,無法量化的成本。

如此,拉下工程造價讓許多重視風險管理的廠商退出競爭,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加上非專業的管理團隊,工程品質、工期都成了賭桌上的籌碼。

台灣營建承包商的生存之道:轉包、周轉、以案養案


從90年代六年國家建設開始,台灣工程業者約有20年的業績、技術快速成長時期,這個階段國家開放了十幾家的新銀行,多為中小企業的營造廠取得資金、融資較前容易,因此升等,打破了國家級大工程只有少數公司有能力承包的局面。另外,營造業購置新型機具設備以及發展技術能力也隨之提高,施工更有效率,工程造價往下降,這雖都是良性競爭的結果,但也因為能做,想做工程的大、小老闆變多,造成了市場變得零碎化,埋下惡性競爭的種子。

國家公共工程預算無法一直成長,但承包商們胃口卻變得較大,拿不到足夠工作情況下,不管價錢好壞,大家先搶標,就盼得標後會有好遭遇:小包讓價、變更設計、業主擴張採購、物價下跌,所有進度、品質的風險都不會發生。當然這種挑戰地心引力的經營方式,最容易造成小賺大賠,但廠商卻歸諸遭遇不好,不去思考承攬價格太低,合約條件太差,是賠錢的基本原因。

但營造業與其他的行業不一樣,,一個工程持續三、五年才關帳,就算是致命的虧損,還是有很多財務或會計的手段可以掩飾。舉例來說,如果一年的營業額是資本額的6倍,把收入進帳提早一個月,支出遲緩認列一個月,那麼就輕輕鬆鬆有一個資本額的作帳空間。至於現金流,因為對大多數的小包、供應商的付款,不管他們同意不同意,都以「背靠背」(back to back)方式處理——就是業主給錢再付錢,周轉也不會有問題。再加上某些工程會有預付款,拿來支應短缺,也就是俗稱的「以案養案」,營造廠可以支撐很久。

可憐的是作為次承攬商的小包,他們想盡辦法配合大包的搶標,承受所有低價帶來的苦難,還被迫簽自己都看不懂的合約,當大包發不出錢時,他們要充當金主,東借西挪,付錢給下面的工人。工程一開始,有些大包還要求他們拿房地來抵押,作為履約保證。年關到了,他們比大包還狼狽。

問他們為什麼要作得這麼辛苦,他們或許會說,多年前某幾個大公司的老闆也是像他們這樣的小包以「硬腳經」的方式闖出來的,有些也倒閉過,但又站起來啊。

這就是台灣人。

改變營造業的長期詬病,是否可以從「公共標案」開始?


台灣的工程造價低是事實,而且並非是很多人希望的高效率低物價結果,其實影響到公私工程的品質、完工與使用。

產業的問題更大,乍看之下,似是蓬勃生動的幾百、千家營造廠和他們的下包,實際上可能是繁衍過剩,充滿集體跳海衝動的旅鼠(lemming)。這樣的市場,等於是瓜已被摘,只剩藤蔓的黃台,會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嗎?

也許台灣工程產業的問題是因為市場規模不夠大,業者短視,社會文化特殊,與政府管理無關,需要時間甚至運氣來解決;但工程產業近半的產值是來自公共建設的投資,政府作為最大的買主,改變價值目標,調整預算,精進招標方式,或許有機會讓工程業界得到救贖,跳出惡性循環的深淵吧?

2019年1月25日 星期五

國際標案實務

(本文亦發表於108年一月出版之「營造天下」180期)

作者:高銘堂1范素玲2

1 前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榮民工程處估價組組長。
2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主任、臺馬數位科技國際中心主任。


一、前言


一個工程的盈虧成敗90%在投標、報價階段就已經決定;所以在投標、報價這個階段,相關人員就必須把整個工程做一個迅速但有深度的審視,等於要做一個壓縮板的執行計畫,所以投標過程任一個階段只要覺得某些情況不能掌控,隨時都可能停止投標作業。

大多數的國際工程公司、設備大廠有法律、外文、財務或MBA背景的人才,可以根據專業修養,對各種問題深入鑽研,並評估工程人員無法意識到的風險,尤其是在合約、財務、稅務、金融及匯率上;坦白說,這是我國廠商的劣勢。

台灣市場各級包商間關係緊密,投標時可以透過次包或供應商報價與投標,然而到了海外卻很難找到可靠的廠商可以配合,因此投國際標案前,企業主必須有完整謹慎評估與規劃。
所以我們以下就國際標案之邀標、招標、決標、招標文件的審視、投標工作、估價、投標策略、投標書製作以及簽約與履約過程談判來說明國際標投標的特殊處。

二、邀標、招標、決標


(一)資格審查與邀標


國際標招標流程由資格審查(Pre-qualificatoin)開始,各廠商先表達投標意願並提供其公司資料,業主與顧問公司審查後,會先建立長名單(Long List),通常不超過二十家。進入招標階段後再篩選出十家以下條件較優的競爭者,是所謂短名單(Short List),邀請他們領標、投標,並預期最後參加的廠商至少有六、七家,如此會有充分競爭,業主與顧問公司溝通上的負擔也不會太重。

國際標的標前會議都是公開的,主要為業主或其代表說明工程需求,並介紹工地情形。廠商可以提出問題並充分討論,也會安排大家到工地現場進行詳細了解。

 (二)廠商應評估自己最適合擔任角色


參與國際標案時,廠商應自我評估在該投標案中適合擔任什麼角色。廠商到海外去應避免扮演勞務提供或簡單管理工作的角色,與當地包商低價搶標。應仿效先進國家廠商憑其財務、技術、管理與風險處理能力,以向越來越注重履約能力之業主與投資者保證準時完工與工作品質,在承攬團隊中取得主導與領導權,避免艱苦、低利潤,高風險的工作。要做到這點,先決條件是要有優勢技術和財務能力。土木建築的專業技術,後進國家廠商只要有工作機會就能迎頭趕上。因此國際廠商必須在本國市場持續有足夠質量專案進行,藉以提升技術與管理,才能相對當地廠商保持領先地位。

 (三)備標


國際工程施工條件與業主執行要求重點,當地下包、供應商在工程中權力、義務關係,都與國內不同,許多施工方法、材料或問題解決辦法也不能違反當地習慣、文化或交易習慣。所以到海外工作,沒有時間於得標簽約後再從容重組執行計畫,所以歐美廠商投標估價所擬定的計畫,包含施工方法、採購計畫、組織人事、成本預算、金流財務等,須詳細到可以做得標後執行的依據。

(四)組織

土木營建工程成品有高度客製化的性質,工作地點的狀況影響工期及成本,同樣的工項在不同的業主,或標案不同的要求或執行步驟下,工率與成本可能相差甚大,每一個標投標時,都要重新算過。所以從事國際工程投標,廠商應建立常設組織,至少要有固定的業務、法務、與商業人才,平日即深入了解不同國家、地區工程市場的特質,並與當地潛在工作夥伴建立關係,蒐集資訊,估價算標時才能有效的支援技術人員。

三、招標文件的審視

 (一)領標與後續聯絡

不同國家的標案,需要配合當地政府的相關規定,例如中東國家依其習俗及法律,政府與業主只承認代理為交涉對象。故須謹慎查證當地代理的資歷、專業,以及可能衍生的法律責任與風險。

(二)文件的審視

投標文件應全面審視,應審視之文件包含:投標須知(Instruction to Tender)、工程簡介(Project Introduction)、一般條款(General Condition)、特別條款(General Condition)、技術規範(Technical Specification)、詳細價目表(Bill of Quantity)、工程圖表(Drawings & Schedules)、主標單及附件(Form of Tender & Agreement)、補充說明(Supplementary)、修正書(Addenda)、廠商詢問與回答(Questions & Answers),以避免犯下致命錯誤。例如部分國家投標規定不可以提替代方案,若提出替代方案則不僅會被廢標,而且押標金可能會被沒收。

大多數情形,因時間匆促,熟練人才不足,備標人員只能做重點式的閱讀,會有一定的風險,有經驗的主管,必須了解己方備標者的能力與招標文件的複雜程度,必要時要有放棄投標的勇氣。

中文英文間翻譯、解讀中也可能有誤差,因此簽署所有文件必須謹慎小心。國外標案都會有實質議約程序,議約談判結果會影響到合約權益,業主不滿意,沒有信心,會不決標給最低價廠商,所以需要有合適的談判人才。

(三)公司內部授權與業務紅線 (Deal-Breaker)

鑑於公司經營階層決策時可能疏忽、自滿、或為個人野心所蔽,接受不公平合約條件,置公司於絕境。先進國家廠商股東會,會要求公司訂立內部管理規定,詳列業務紅線(Deal-Breaker)提醒作投標決定者謹慎從事。

四、投標工作計畫及作業項目


公司審閱投標文件,確定投標後,應即進行下列投標工作:

 (一)時程管制表或標準作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公司審閱投標文件確定投標後,應確認應辦事項,並就其邏輯與時序關係,訂定投標時程管控表,或標準作業流程,例如數量計算可能於設計規劃告段落後才能完成,但必須早於標案估價。

(二)基本費率表

標案估價時應收集基本物資的費率表,基本物資如水泥、砂石、鋼筋、鋼材、木料、夾板,運費、水電、油品、消耗品等單價之基本費率表應優先掌控,同時應了解當國基本物資供需情形、物價穩定與市場結構等。
熟練工與非技術工的薪資、工作條件;工程師、職員的薪資;各型施工機具與設備的租金、動員費用等之基本費率表也應掌握。

(三)協力者名單

基本費率表外,應收集、建置協力者名單包含小包、供應商、同業、大宗建材生產/進口者、報關行、會計師、法律事務所、以及可以提供意見的個人或團體。

(四)適用規範

因為各國設計或使用建材之適用標準、規範有所不同,差之毫釐,可能失之千里因此於投標工作中應提早確認。

(五)數量計算

數量影響專案之總價甚鉅,部分專案僅給予圖而要求總價承攬,但沒有提供標單詳細表,因此廠商須自行計算。
合約數量(Contract Quantity)為規範中載明計價根據;推定實作數量(Assigned Quantity)則為按預設施工方法,完成工作項目實際需要完成之施工數量,兩者有差距,應釐清,並列入成本。

(六)主要工項施工方法與施工設計

主要工項之施工方法與施工設計須詳細討論,以確定整個工程規劃與工地配置,以避免造成對專案的錯誤認知或忽略可能風險。

(七)工地勘查

投標工作倘業主有辦理標前會議,應參與;工地應詳盡勘查。

(八)工程預定施工時程表

確認主要工項項施工方法,並詳盡勘查工地後,應擬定工程預定施工時程表,對於資源需求,包括人、機、料之尖峰與正常需求才能有準確認知。

(九)估價作業

對市場與專案有詳盡了解後進行估價作業,統計各項資源後,得出「直、間接勞力需求」、「工地組織表」、「機具及設計統計表」、「施工及臨時水電需求表」、「後勤及支援車輛、機具」及「現金流量表」等。

(十)其他

此外應建立參與投標人員組織與報告指揮關係、公司外部資源、圖說文件管制及技術資料流通管制以及合作協定、介面、技術資料交換、商業及法律意見彙整。

五、估價


(一) 直接成本

1. 施工機具設備(Equipment and Plant)及車輛

施工機具設備及車輛費用主要包含以下:

(1) 租用成本(Rental Cost)、持有成本(owning cost)、操作(Operational Cost)與維修成本(Repair Cost)的決定。
(2) 制式機具(Prototype)及訂製(Bespoken)設備。
(3) 工期(Construction Period)及每日產能(Daily Output)與機具、車輛的選擇。
(4) 機具設備妥善率。
(5) 作業手與駕駛效率與成本的計算

需組合不同機械配合施工的項目,要以「整隊」的概念估算成本,如考慮幾部機具中較小、成本較低的一部故障或效率減低,如何影響整體的產能,是否要有備用,或要用較保守的估價方式,計算成本?

2. 勞務成本

進行工率分析,應考量工資計算時以「包工」(以完成固定工作計算費用)或「吃月子」(按月支固定薪資費用,但產出為不定數)模式的不同。因為按月固定費用(吃月子)發包模式,工率高低與工人收入無關,便可能會造成宕工的現象,但是否能實施包工,這和當地的勞資關係與勞動市場供需有關,無法強求。此外也要考慮加班、休假與工會的因素,尤其部分國家工會權力非常大,應有的成本。

3. 材料與設備

計算材料與設備費用應注意:
(1) 丈量與合約計價單位。
(2) 離岸成本、海運及保險、進口稅捐、清關、內陸運費(重件特殊運費)、卸貨及倉儲。
(3) 工地加工、組裝、損耗。
(4) 小搬運(double handling)。
(5) 業主或平行廠商供應材料或設備。

4. 分包費用

 管理分包商必須考量以下:
(1) 工作範圍的完整性與介面。
(2) 分包合約責任與風險分配的合理性。
(3) 分包的管理費用。
(4) 與時間相關的費用。
(5) 與主要合作廠商或供應商的標前協議

5. 其他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除以上外,應同時包含雜項(Sundry或Miscellaneous)以及偶發費用(Contingency)、試車、試運轉及保固費用以及備品及零件費用。此處之偶發費用或稱為準備金(Provision),主要針對無法預估,甚至無以名之的風險,先行提列。

(二) 間接成本

間接成本主要包含以下各類︰

1. 動員費用(Mobilization Fee) 主要包含以下:

(1) 人員(眷屬)及機具、設施動員費用(Mobilization Fee for Personnels , Equipment & Plants)。
(2) 辦公室、營舍及附屬設施建設或租賃費用(Site Establishment)。
(3) 辦公室、營舍及附屬設施操作及維修費用(O & M Cost)。
(4) 後勤及支援車輛、機具(Vehicles & Equipment, Supporting Team)。
(5) 管理及後勤人員薪資(Manning Cost, Supporting Team)。
(6) 稅捐及規費:公司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個人所得稅(Personal Income Tax)、印花稅(Stamp Duty)、營業或加值稅(Sales Tax or VAT)、貨物稅(Excise Tax)、車輛牌照稅(、駕駛執照費、預扣稅款(Withholding Tax)。
(7) 保險及社會福利:工程險,包含營造綜合保險( Contractors' All Risks Insurance,CAR)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Erection All Risks Insurance,EAR)、第三者責任險(Third Party Insurance)、施工機具險(Insurance, Construction Machine)、職業傷殘(Workman Compensation)、雇主責任險(Employer Liability)、個人意外險(Personal Accident)、車輛險(Car Accident)。

2.保證費用主要包含以下:

(1) 押標保證(Bid Bond)
(2) 完工保證(Performance Bond)
(3) 預付款保證(Advance Payment Bond)
(4) 保留款領回保證(Retention Bond)
(5) 保固保證(Warrenty Bond)

3. 其他間接費用主要包含以下︰

(1) 代理費(Agent Fee)
(2) 辦公費(資訊通訊、文具紙張、水電)
(3) 公關費(Public Relatoin Fee, PR Fee)
(4) 財務費用(Financial Cost):利息與匯兌損失(Interest & Currency Risk)
(5) 通貨膨脹風險(Inflation Risk)
(6) 工程整體風險準備金(Contingency )
(7) 利潤(Profit)

六、投標策略


(一) 在合約工期內在區域市場,尤其工程所在地,是否能獲得充分資源

投標策略應考量專案的工期與該國工程市場之相對資料取得的難易程度與協作者等因素。

(二) 合約條款及實際運作情形的認識

對於合約條款與實際運作情形之認識包含:
1. 契約是否只憑業主單方面善意,但其可隨時修改或致之死地的條文?
2. 是否有契約條文所隱喻之風險,涉及業務紅線( Deal-breaker)而使公司須放棄承攬機會?
3. 契約之不利條款,訂約前是否有談判修改,或契約執行時有緩解的機會?
4. 契約爭議解決機制為何,調解、仲裁、訴訟之方式、地點、準據法、費用及公平性(impartiality)。
5. 未來可能求償或遭索賠項目之分析與量化評估。
6. 議約時可能有的調整空間。
7. 機會成本的考慮(一定的時間內,團隊的算標能力vs不同的投標成本vs得標機會與預期值)。

七、投單書製作


 (一)計劃

計劃主要包含有:施工計畫書(Method Statement)、初期動員計畫(Mobilization Plan, Initial Period)、工區設施布置圖(Plant & Temporary Facilities Layout)、工程預定施工時程表(Construction Schedule)、主要施工機具及設備(Major Construction Equipment & Plant)、主要材料表(Material list)、勞力需求表(Manning Histogram)、工程組織表(Organization Chart)、重要人員履歷(Resume of Key Persons)、設備及主要材料規範型錄、相關工程業績、工地安衛計畫、品質保證計畫(Quality Assurance Plan)以及品質控制計畫(Quality Control Plan)。

(二)資料與協定

資料與協定主要包含公司基本資料(Company Information)、公司商業登記(Commercial Registration)、公司章程(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代理協定(Agency Agreement)、公司授權書(Power of Attorney)、不圍標切結書(Non-collusion Affidavit)、合作協定(共同投標、JV Agreement)以及保密協定(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此外投標書也可依照採購模式之不同而有不同的需準備項目,以下列舉說明之:
1.統包標案
於統包標案可能還需要另外準備:適用設計標準或規範說明、初步設計圖 (Preliminary Design)、設備系統技術資料(Technical  Data)、數量單價表(Design Quantities with Rates/Sums)、履約保證(Performance Guarantee)等。
2.允許非符合標(None-Conforming Tender)之標案
於允許非符合標之標案時可能需要另外準備:技術與商業問題澄清表(List of Commercial and Technical Clarifications)、變更技術規範條件項目表(Technical Deviation)、變更商業條件項目表(Commercial Qualification)。
3.允許替代方案(Alternative)之標案
允許替代方案之標案可能還需要準備商業性選擇案(Commercial Alternative)、技術性選擇案(Technical Alternative)。

八、簽約與履約過程談判


因產業文化差異,國內市場比較欠缺合約談判機會與經驗,但國外市場往往有談判過程,投標階段即應考慮談判團隊的組成,由總公司既有人才或向國外聘請第三國人擔任。
談判的目標、原則、準備,內部共識建立的程序,授權者與被授權者應有的態度,常為國內廠商忽略,卻關係工程承攬機會與履約成敗甚鉅。

九、結語


本文從對投標作業應有的態度與觀念、招標文件的審視、投標工作、估價、投標策略、投標書製作,簽約與履約過程談判,目的在希望國內工程廠商在產業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有充分認識與準備,持續努力後能在全球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2019年1月23日 星期三

持「盈」保泰 30 餘年的榮工印尼工區(上)

 

本文亦登載於0123.2019出刊之423期營建知訊

高銘堂 (前榮工處海外部估價組組長、前泛亞工程公司總經理) 



從蘇門答臘叢林展開 30 多年的榮工旅程


    1972 年 5 月,榮工處標得印尼蘇門答臘縱貫公路第一、二段兩標工程,合 約金額 3,150 萬美金,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為那年台灣總出口金額也不過 30 億美金。榮工處在泰國剛完成一條公路後,泰國辦事處主任游朗星就率領幹部、 技工帶著所有的施工機具到印尼,開始了榮工在印尼 30 多年的光榮歷史。

    到 2003 年為止,榮工處 30 年間在印尼總共承攬約 11 億餘美金的工程,項 目包括公路、高架道路、水壩、港灣、大煉鋼廠、水力發電廠、紙廠、工業區、 火力發電廠、建築等;合約形式除了傳統的施工,也包括統包、成本加成、開發、 BT、營建管理。與印尼公司的合作也延伸到第三國,1996 年在菲律賓與印尼國 營營造公司 HUTAMA KARYA 聯合承攬了印尼 CITRA 集團投資的馬尼拉都會 高架橋工程,結算金額高達 3 億 7600 萬美金。

    2015 年擔任印尼公路廳廳長的 Mr. Hediyanto, 在 2003 年擔任該廳總監時, 聽到榮工在印尼不再標工程的消息後,告訴榮工處雅加達辦事處主任孫光中,他 非常婉惜,他年輕時就是蘇島公路第一、二段工程的監工,很肯定這段公路的品 質,因為完工後 20 多年,路基沒有翻修過,相對於其他公司承攬的路段沒幾年 就出問題,榮工處做了最好的示範。他很希望榮工處能夠在印尼留下來。
    其實不只是品質,在印尼每一個階段,面對不一樣的競爭壓力與市場型態, 榮工處都能及時做出改變,調整經營方式,拿到的工程都能賺錢,在到處殺得見 血見骨的國際工程市場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榮工處的優勢:一切自辦,沒有協力廠商的工程執行方式
    


第一、二段工程位在蘇門答臘島中部雨林區,必須在高山深谷中開挖 1000 萬立方以上的土石,工作非常艱鉅。那時的印尼營建市場資源缺乏,加上工區遠 離文明世界,不但大型機具、零件、保養油料需要自國外進口,其他建材與施工 隊伍生活所需,要走 100 多公里長的迴旋鄉間小道,到最近的蘇西省省會巴東才 能買到。在沒有協力廠商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成立測繪隊、土方施工隊、結構施 工隊、碎石場、混凝土預拌廠、柏油廠、試驗室、維修廠、鋼料廠等,一切自己 動手,調來的台灣工程師與技工超過百位,也只有榮工處才能在短期間動員這麼 多有經驗的人。



                                                       蘇門達臘叢林裡的野生大鱉

   1950 年代初期,台灣工程產業人才、資本、資源非常稀有,重大工程的規劃、 設計、施工,需靠美國政府或國際開發組織派遣顧問指導;政府為承受技術轉移, 必須建立組織,集中有限人才。在工程機械化施工方面,也是從接受美援舊機械
                                                             
   開始,所以只有工程工兵、省公共工程局機械總隊、水利局、榮工處與中華工程 等政府單位,得能承建大型土木工程。榮工處進軍泰國工區時,台灣工程施工機 械化程度不高,以混凝土拌和灌漿為例,仍用人工挑石料,倒入簡易的拌和鼓攪 拌後,再以獨輪手推車推到定點灌漿,所以嚴孝章處長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中,下 令到海外承攬高達 1000 萬立方土方量的公路工程,實在是慧眼獨具。
    大型機械到了工地如發生故障或性能不佳,在國內因甲、乙雙方都是自己人, 一切還好溝通,但到了海外簽了國際合約,就是大災難。要確保施工機械隨時保 持堪用狀態,要有足夠人數的維修技工與一個能指揮、訓練他們的組織。那時整 個亞洲工業化的程度不高,要建立起可靠的維修後勤系統並不容易,但榮工處在 這方面卻能從軍方工兵、裝甲兵、兵工廠找到待退官兵,稍加訓練,就可擔任土 木施工機械,如堆土機、平路機、刮運機、裝載機等作業手與維修工。這些人的 出國意願高,在艱苦的國外工區能隨遇而安,服從指揮,有團隊意識與責任感, 是最好的員工。








                  慶祝蘇門答臘縱貫公路第 6、7 段貫通。( 榮工處退休同仁提供)


在湍流中築成大橋,各方敬佩 



    蘇門答臘接近赤道,高溫多雨,山高地狹,河流短促,往往上游下雨,霎那 間,滾滾洪流就將來不及收拾的工具、材料、機械沖走。榮工開工後第一年運氣 很差,不分雨季(11 月至翌年 4 月)、旱季,都在下雨。已經採購的工程材料及 鋼梁,因便道泥濘無法運到施工地點。沒有進度,惹來印尼國會議員批評,要求解約,他們組團到工地視察,車子好幾次卡在路上,不能動彈,才知道工地形勢 的嚴峻,也不再批評了。

    第二年以後,天氣回歸正常,榮工同仁不眠不休,用了種種辦法,對付森林 與沼澤地區的考驗,終於搶回幾座橋梁與土方的進度。但對於在 180 公尺寬的河 流建造哈里橋仍然束手無策,因水流速度常達 6-7 公尺/秒,水深 3-4 公尺,但下 面 6 公尺處即是硬岩,便橋支撐打不下去,圍堰材料一下水就被沖掉,之前曾有 德國及日本廠商前來施工,但都鎩羽而歸。最後工地採用工程師李全茲的建議, 在兩岸架起索道,把角鋼與鐵絲網作成的「老虎籠」運至預定的位置沉放,外面 加上焊鋼板圍住、封住,才完成圍堰。再來是須入岩 2 米的基樁施工,沒有重型 機具,只能派人持破碎機往下鑽掘,因無套管,河水常從岩石隙縫大量湧入,險 象環生,當地雇工嚇得不斷唸可蘭經,但也更加激勵他們,日夜施工,幾個月內 把幾個基礎作好,才建成了大橋。

    那個時代營建工程不像現在,監督人的比做事的人還多,不做事的人還會發 明許多文書作業,去「卡」承包商的生產力,那時甲方通常只在乎工程能不能做 得快,做得好;完成哈里橋後,榮工處得到業主和義大利 Saufi Overseas 監造商 肯定,長久受困於交通不便的當地居民更是高興。另一方面榮工處行有餘力,常 派機具幫鄰近村莊完成一些小型建設,因此省長、軍區司令、鄉村長老等談起榮 工,都大聲稱讚,許多介面都樂於配合。留學英國,思想開通的省長夫人關心榮 工弟兄的「休閒」生活,主動提議榮工可以在營區設立類似 831 娛樂場所,因為 她考慮山區的居民都是保守的穆斯林,怕將來有什麼突發事件,會造成大風波。 後來省長真的頒發特許,我們也開辦、「營運」一段時間才主動關閉。


  1976 年第一、二段工程完工,蘇哈托總統親自來主持通車典禮,榮工處在印 尼聲名大噪,每個工程主辦機關都歡迎榮工處投標;結算後也賺了近1千萬美金, 名利雙收的主要原因當然是將士用命。但印尼公路廳合約的物價調整條款,與當 地的汽油價格作連動,對廠商相當有利,也幫忙不少;在這個工程,土方機具及 零件、鋼梁等,占成本比重很高,大多在工程初期即已購置,卻能比照工程進行 時已大幅調升的汽油價格計價,收到的物價調整款一部分就成為額外的盈餘。


                         尼蘇門答臘拉漣水庫完工照片。(榮工處退休同仁提供)

                       
  1979 年,蘇島縱貫公路往南又有四段招標,榮工處全部是最低標,礙於貸款 單位規定,我們只能拿兩標,總金額 3700 多萬美金;另外兩段被強敵韓國三環 拿走。但榮工處接著又拿到附近楠榜公路工程,金額 3600 多萬美金。到了第二 年,蘇門答臘南部日本提供貸款的拉漣水庫新建工程,榮工又以 3200 萬美元的 低價擊敗對手日本廠商。這幾項工程都是以土方為主,榮工處團隊發揮效率,其 中的水庫工程竟提前了半年完工。


進入都會區承攬高架橋
   

 1980 年榮工處又與韓國三環競爭泗水高速公路,分成 A、B 兩標,A 標榮工 較低,B 標三環較低,但比業績與對廠商的印象,業主選擇兩標都給榮工,金額 達 1 億 4400 多萬美金。投標時,我們海外部與印尼辦事處算出來的標價都高於 此,但 印尼辦事處曹繼琥主任建議,總價先減 10%,因為物價調整款可以補回來, 想法非常大膽,但從前面幾個工程收支的經驗來判斷,風險不大。所以海外部張 溥基副處長也同意如此一搏,也因此,榮工的標價才能與韓國人並駕齊驅,進一 步被評為較優秀廠商而擊敗他們。
                                                             
    泗水高速公路工程總長 47 公里,位置在都會區,工期只有 36 個月;高架橋 是四線道,結構體量很大,當時的印尼沒有足夠的大型吊車,榮工只好以螞蟻搬 豆的方式施工,每天需要動員 2000 多個工人,產生很大的管理問題。而先完工 的幾個橋台,背面的回填,發生了嚴重的沉陷,亞新工程公司莫若楫先生派歐晉 德博士與另一位紐西蘭專家到工地勘查,提出土壤分析報告,預測未來的沉陷值, 說服業主同意將橋梁引道及沼澤區改為樁基礎與混凝土路面,這個變更,成本上 對榮工有利,但最重要的是可因此展延工期,紓解了前面所說結構完工的壓力, 而施工往後推遲,領到的物價調整款越高,更是本工程盈虧的關鍵。

    泗水工地榮工處的管理幹部都在 30 多歲以下,沒有類似大工程的經驗,但 面對資深的英國監造 Mott Hay & Anderson Int'l 人員,卻毫不畏縮,那個時代, 許多西方人面對東方人時是有優越感的,但對我們的氣勢,他們有點心虛。例如 有個爭議,合約圖說上顯示了 7 個料源,但只有距離最遠的料源土方,配比才能 合乎規範要求;英國人主張這是廠商自己的選擇,不同意依增加的載運距離調整 運費,爭議經年,副主任李全茲與英國人,幾次拍桌,怒目相對,終於促使業主 出面調解,達成協議,最後拿到的單價是原合約的三倍,「和氣」有時不一定能 「生財」。



前倨後恭的法國人



    1983 年中,印尼首富林紹良 Indo Cement 集團與法國 Spie Batingole,西班牙 Cecim,要在中爪哇合資建造一座年產量 85 萬噸的冷軋鋼廠(吉利鋼),他第一 個想到的就是要讓榮工處來擔任土建工作,但對方激烈反對。Indo Cement 實際 掌舵的林文鏡,請榮工處配合,先報價再說。Spie Batingole 派人到台北談,他們 藉口我們沒有鋼廠土木統包經驗,開出了很苛的合約條件:高額的履約保證、不 承諾及時付款、要求榮工放棄任何求償索賠的權利等,會議未完,海外部副主任 游朗星忍不住開罵,隨即拂袖而去,留我和他們的代表 Mr. Libreton 互相找台階 下。

    其實法國人到台北前幾乎明示在印尼他們另有安排,不可能和我們合作,但 如果我們有興趣可以在利比亞合作投標某水利工程,也帶來標單和我們討論。但 第二天一早,餘怒未消的游副主任就打電話到旅館告訴 Mr. Libreton,叫他不必 再來談了,兩個標都一樣。那時榮工處在印尼有承包公路、高架橋、水壩等工程,
                                                           
簽約金額 2 億 4000 多萬美金,從台灣、泰國調去的員工有四、五百人,業務滿 載,許多公私業主,邀請報價,榮工處都仔細過濾,這個案子既然對方已有安排, 榮工處更不會強求。
    林文鏡先生得知榮工處報價 6000 多萬美金,法國人是近倍的 1 億 3000 萬美 金,就對 Spie Batingole 下最後通牒,要他們認真考慮讓榮工處施作,否則就減 價,法國人只好邀請榮工在去巴黎談。即便如此,張溥基副處長還是認為不值得 為這事專程跑一趟歐洲,只願意在結束中東的旅行後,順便彎到法國,先讓法國 人等一個禮拜。







                    曹繼琥主任(前排坐者左二)與同仁、眷屬等在雅加達辦事處慶生會                                                   (榮工處退休同仁提供)    


     Mr. Libreton 在巴黎仍然強調鋼廠工程十分複雜,尤其是榮工與負責設計的 中鼎公司沒有統包的經驗,他們不會放心把工程交出來。另外他們看到榮工處的 資本額很少,也質疑我們的財力。其實榮工處是政府機關,沒有資本額;只是前 幾年為了投標方便,上級退輔會給了一張證明,說明榮工處有若干資金可以運用, 以此回應業主們有關資本額的詢問,法國人以為那就是榮工處的資本。所以 Mr. Libreton 要求榮工處提出 100%足額,第一流國際銀行開立的履約保證,想要嚇
                                                             
退榮工處。張副處長要求他們把履約保證內容與文字用電報送到台北,研究後第 二天會答覆,還一本正經的問 Mr. Libreton,美國花旗銀行算不算第一流國際銀 行?把榮工當土包子的法國人也認真地回答:是。

    我記得接到張副處長從巴黎打來電話時是下午四點多,要我請財務室馬上連 絡台北花旗,請他們配合。法國人不知道的是在台北的幾家外商銀行,對榮工處 海外工程的押標、履約、預付款到保固保證,認為保的是中華民國政府,不會有 風險,所以幾乎是排隊拜託榮工處給服務機會。因此那天晚上台北花旗銀行加班, 到了第二天中午,西歐上班時間前,保證函就以電報的形式分送到我們財務室和 張副處長巴黎的旅館。

    張副處長回台北後,告訴我們 Mr. Libreton 和他的長官們看到這長長的電報 保證函的錯愕表情時,自己忍不住都笑了。幾個法國人先是用法語嘀咕了一陣子, 然後由 Mr. Libreton 代表發言,變得非常謙卑,說他們不是真的要 100%的履約 保證,只是藉此強調這個工程的重要性,如果榮工了解,他們願意恢復到正常的 10%,其他的合約條件我們也可以重談。於是履約保證回到 10%,不合理的合約 條件也改掉,一些較抽象的工作法國人收回,不減價,反而將我們的合約價錢往 上調整到將近 7500 萬美元。西方人遇到強者,做出妥協,是不會有懸念的。

施 工過程 Spie Batingole、Cecim 與我們范國璋主任配合愉快;Mr. Libreton 於 90 年 代轉到另一家公司,還到台灣和我商量與泛亞合作的可能性。Spie Batingole 也承包 了榮工處北宜公路坪林隧道的 TBM(Tunnel Boring Machine)工作。



21 世紀資本論?專業、技術、勞務價值被壓低的國際工程

   

 開發中國家工程施作方式,原都依賴密集勞力,本土特質濃厚,但隨經濟發 展,基礎建設的規模變大,複雜程度越來越高,就要從較先進的國家引進技術熟 練、機械化程度高的施工團隊來承包。所以具備充分資本(重機設備)與熟練工 程技術(白、藍領勞務)的團隊,就有機會在不同國家中移動,那時候國際工程 市場就是這麼單純。而榮工處未等專業隊伍建立完全,就進入泰國、印尼、沙烏 地承攬國際合約,與先進國家包商分庭抗禮,在實戰中成長,領導者視野不可不 謂廣遠。而年輕幹部受命之餘,能權事制宜,全力以赴,遂能創造奇蹟。但雖有 這些靠專業技術與努力工作提升競爭力的歷練,大家卻沒有注意到國際工程市場 在不知不覺間已有重大的變化。
                                                             
    時勢推移,進入全球化時代,專業、技術、勞務在國際工程中占有的價值比 例,在出資者或工程的終端受益者要求百分之百的品質與完工保證下,硬是被壓 低。先進國家廠商憑他們的實績、財務規模、處理資本,掌握規範、標準、合約 的制定與詮釋權的能力等,從工程籌資到施工、營運過程中,很容易的取得主導 與支配的地位,因而享有高額的分工附加價值。我國承包商沒有如當初榮工處的 規模與風險承受能力,商業上無法與先進國家廠商在高層次競爭,只能繼續在原 來的專業、技術上下功夫,但這方面後進國家包商學習得很快,在勞務方面身為 地主國的他們掌控力更強,所以對我國廠商而言,能否參與海外工程,根本是不 能而非不為的問題。

    儘管如此,1984 年以後,榮工處印尼工區在孫光中主任的領導下,以過去幾 年的實績與公私業主對榮工的信任作為基礎,努力轉型,成功的進入統包、成本 加成、開發、BT、營建管理、投資等領域,延長榮工在印尼的營運,直到 2003 年以後,為配合台北總處民營化的政策,才撤出印尼市場。這些過程,將在下篇 為大家做介紹。  
(下期待續)







2018年12月2日 星期日


面臨專制強敵的台灣與20世紀初面對納粹的奧地利的比較




2014的台灣,擁抱了許多進步、前衛的價值,到了2018被無情的選民打成原形,讓人不解同一個社群在這麼短的時間,怎麼會做這麼極端的決定,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維也納的前例卻告訴了我們這是不可避免的,當經濟遲滯,貧富差異巨大,大家缺乏安全感時,反智、獵巫與盲從是群眾最有用的止痛藥,一切的前進與後退只是大風波前的戲前戲。



我們看19世紀末的維也納,想做全民皇帝的奧匈帝國皇帝約瑟夫,真的是個賢君,他包容不同種族、文化、宗教,也因此各種進步思想、前衛藝術、音樂創作,新潮建築設計等在他治下能夠蓬勃發展,但自由主義、現代主義的風氣,卻激起保守、反動、排外的民粹,成為法西斯與集體主義的溫床。



所以同一個維也納孕育了盧思(Adolf Loos)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波普(Karl Popper)弗洛依德(Freud)熊彼得(Schumpeter)米思(Mises)海耶克( Hayek)等自由主義哲學、心理學、經濟學、建築大師;但也產生了反猶的Georg Schoenerer,以拒絕承認族群平等勝選市長的Lueger,與墨索里尼結盟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多爾佛斯,更不用說,還有在這裡受華格納樂劇薰陶,要恢復阿利安人光榮的希特勒




民主自由是對抗強大專制敵人的最佳武器?通常是的。但當經濟不穩定,社會動亂時,外來的滲透,會讓選舉變得很危險。多爾佛斯病急亂投醫,仿效墨索里尼成立奧地利法西斯,奪得專制權力,但這體制只讓他短暫控制局面,強鄰支持政變,反對者殺進總理府結束了他的生命,他的保護者義大利來不及干預,相對於德國也太弱,終而迎來滅絕性的德奧合併(Anschluss)




現在的台灣,保護者相對於侵略者實力還是要強,也沒有當初義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進退維谷,自身難保的情形;經濟上我們根本不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比奧地利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僅能維持的局面還要好。唯一的顧慮,是網路顛覆可能造成的社會混亂,這是資訊自由,保障人權的開放社會的弱點-別忘了1913年,托洛斯基、列寧、史大林、希特勒、狄托也都在相對自由,還存在秩序的維也納與四方連絡,準備落實他們自認能拯救國家的革命計畫。



天佑台灣!

2018年11月26日 星期一


台灣公共工程與政治貪污的盤根錯節,不出「攫奪」與「尋租

(本文亦登載於1204/2018 之關鍵評論網)



政黨的山寨本質,與對工程業的魚肉




目前台灣的選舉,除了能做到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避免動亂外,並不能達成「公民社會」的理想。選舉已成為不同政黨、派系,或利益團體爭奪職務、名銜、公有資源、影響力的超限戰爭。為求勝選,利害相關者必須投入龐大的金錢與資源,在大家都輸不起的情況下,他們的串連、結合,漸有幫派聚義,共贏天下的味道。



數年一次的選舉,本質上是一群光棍要去奪取另一群人掌握的資源和權力,是有革命的味道,所以大家都不會是那麼的文質彬彬,溫良恭讓;過程就像傳統的農民,經過數年旱澇災歉,飢腸轆轆,想要活命就需攻破官府,打開糧倉,分食積栗。而因舉事時需要聚眾,除了大家找活路的簡單呼喚,野心家們也會有政治、宗教的號召,以今天來說就是推出政見。但攻破大城後,見了公權力攢聚的金玉財帛,眾兵將只想劫財劫色,一切戒律、初衷,都拋諸腦後。在今天相對複雜的經濟環境,就是以種種「攫奪(grabbing)」、「尋租(rent seeking)」的手段,巧取豪奪,滿足私慾。



工程界的朋友總期望台灣看來充滿生氣的民主政治,能夠改善工程發包與履約不合理的現象,讓專業做主,產業進步,但卻沒想到公共工程與採購因其特質,反而更容易成為政黨、流派及其附隨者魚肉、剝削的對象,混亂更甚。幾次政權交替,公共工程建設還是重複演出預算超支、延宕完工、品質不堪的鬧劇,劣幣驅逐了更多的良幣,產業破敗凋零,工程技術原地踏步。



攫奪與尋租




21世紀的台灣有「文明」、「法律」、「輿論」,與多少還存在的「議會」權力制衡關係,不會容許各級選戰的勝利者,為所欲為。但這些聰明的競選功臣了解現代經濟制度複雜,存在運作空間,能讓他們藉著勾串欺詐,產生龐大利益,回饋掌權者個人或他們的派系。通常他們由「攫奪」(grabbing)開始,繼以精密的「尋租」(rent-seeking)計畫,走在刀鋒邊緣,以攫奪而來的權位互相掩護,成事機會相當大的。



政治上「攫奪」的現象包括任命競選功臣的職位,破壞精英管理制度;或以可議的行政裁量,曲解的法令,讓某些人拿了比他應該拿的還要多的東西,犧牲了另一部分人或國家的利益。「攫奪」不一定非法,或等同於貪汙,但因它違反社會的常規,為人厭惡,影響民心。最嚴重的是「攫奪」往往為特定個人或團體的「尋租」活動鋪路,造成地方、國家後續更重大的損失,如在公共工程上要藉著 「有利標」等作怪,一定要先把「自己人」放到關鍵位置,不管他經驗、資歷或外界評價如何,先掌握預算、投標資格與評審辦法再說。



「尋租」的「租」在現代是指企業或個人透過政治奉獻,如捐款或助選等利益交換而獲得特權或優待。我們常見的,如金融保險業陳情放寬各項營業限制、房地產業爭取購屋利息補貼,地主要求在都市計畫調整土地使用區分、營建業者希望在公共工程最有利標的競爭中能獲業主的青睞等,都是非生產性的「尋租」行為。「尋租」過程中所爭取的「尋租」市場愈大,代表這個經濟環境會被不公正壟斷的事物較多,認真說來,「尋租」現象對國際民生的影響較赤裸裸的貪污、濫權、侵占或詐欺公款等更為可怕,可嘆的是台灣人民與官員在這方面的認識不足,有時還在為各式的「尋租」行為搖旗吶喊。



公共工程是「尋租者」的最愛?




工程合約是公私業主「尋租」、「納賄」、「洗錢」的最愛。因工程合約金額龐大,工作項目繁雜、具多樣性,承包廠商執行工作實際上會有很多下包,如果有特別的支出,可以分配給行業性質不同的眾多次承攬廠商,讓他們幫忙承擔風險。原來在縣市政府的層次,土地使用區分與重劃曾是地方人士最大利益來源,但房地產經過幾十年的高潮迭起,現在已少有變化空間了。而公共工程,從人行道、路平、水利、防災,直到大型公共建築、捷運等,需求上能推陳出新,「永續經營」的可能性高,反而成為大小「尋租者」的最愛。



如果沒有特殊的安排,營建產業遵守公平競爭規則,拿工程必須殺價,並接受不利的履約條件。我們借用「教父」小說裡,教父柯里昂的想法來說明承包商為什麼不想競爭:像所有聰明的生意人一樣,他知道自由競爭徒具破壞性,獨佔卻是有效率的;所以他就想辦法去贏得有效率的獨佔。顯然,大多數的公共工程承包業者都和教父一樣,對與政客合作,成為「尋租」集團的成員是欲拒還迎的。



所以與大多數人的期望相反,公共工程不會因民主化與技術、管理的複雜化而能回歸專業,反而因為人性的因素成為政客與其鷹犬「尋租」的目標。



民主與貪污




在一般人的想像,民主程度高,選舉會淘汰有貪汙劣跡的民選官吏或民意代表,但事實不必然是這樣。有政治學者對二次大戰後義大利國會議員做統計,發現曾遭貪汙起訴的議員有51%的機會連選連任,與清白議員的58%相差不多,對日本與其他國家議員的調查,也有同樣的結論。這說明了人緣好、不誠實的政治人物,有時比誠實、但人緣差的還受歡迎。在台灣也有許多例子,為什麼呢?可能是台灣選民「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成見,認為選別人也一樣會貪污。而讓人悲哀的是,有不正當收入的政治人物,可能較有本錢打選戰,選上的機會反而比清白的對手還要高。



貪污模式的進化也是造成貪污無法禁絕的原因。最基本的貪汙模式是掌權者授意其鷹犬去需索,掌權力者只要能控制住體制內應該負責肅貪的機關,不讓他們揭發貪污的行為,能維持他的權威與發號司令的地位。這種主從合作關係的貪污模式(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造成的社會衝突是垂直的、單純的,大致存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



但隨著政治、商業與司法關係的複雜化,如在台灣,選舉成為權力分配的決定性機制,民選官吏與民意代表多少要受到制約,因此在「攫奪」或「尋租」過程中,需依賴做為代理者的組織、協調與整合,漸漸地代理人就成為貪污行為的主導者,顛倒了主從關係。這種情形造成的衝突是水平、多元的,往往存在於社會間不同的利益團體,相互競爭的「尋租」企業或行業間,為了避免衝突,大家必須建立默契,據之運作。這樣一來,反而使貪污成為政經制度的一部分(institutionalized),無法因民主化時間夠長而根絕。

 

政黨尋租範圍的擴大




令人悲哀的是當我們慶幸因為民主的深化,沒有絕對的權力可以庇護貪瀆行為時,貪污的風險與成本變得更高,政治團體在「入不敷出」的壓力下,卻去擴大他們「攫奪」與「尋租」的範圍,如創造更多的官辦事業,更深入干涉政府部門或公營事業的運作。在公共工程,我們已經看到扮演這種代理人角色的廠商,影響力更加擴大,不論在中央或地方,或是兩黨間,都受歡迎,「有利標」的運作,時有耳聞,讓我們專業者真的有絕望的感覺。



工程產業許多有心人,總認為選前選後,會是政黨或當選人最謙卑的時候,要請他們聆聽工程師的聲音,但大家忽略了21世紀民主政治其實是文明化的暴民政治,只是戰鬥的武器由刀劍變成宣傳,取贓分紅的手段由劫掠、強徵變為攫奪、尋租,少了殺人放火,但對社會的破壞仍是一樣的。機關的行政,公私公司的經營,專業竟要讓位給政治考量,大家打拼半輩子的成果在政治大環境成為政客、掮客,官僚的俎上肉。

 

台北、高雄的非典型選戰影響到公共工程?




當然,實際情況也許沒有那麼糟。任何時候都有許多天真的選民,認為經由政黨輪替,無論是中央或縣市,終會找到一朝「聖君明臣」,針對各種時弊通病,包括貪污、工程建設的問題,提出為人稱快的解決方案。雖然這不是很理性,但這一、兩次的選戰,社會大眾還是會因有幾位能激起群眾熱情的非典型參選人在國家大事或是城市發展,做出輕易的承諾,就把他們當救世主,讓他們當選的事實。



而這類倏忽而起,贏得選戰的當選人,不靠組織、沒有大咖的金主、組成施政團隊可能還要靠「海選」、沒有預設的建設目標,沒有「攫奪者」或「尋租者」的陰影,或許能改變地方公共工程建設業界的生態,讓廠商有良性競爭的機會。所謂烏雲有時也有銀鑲邊,民主政治變化莫測,有時讓人擔心,但如因此改變每次選舉,官軍與起義軍相互廝殺的慘烈定式,也許是台灣人民的福氣吧?

 


對抗絕望最好的武器是理解





公共工程的實踐過程,從需求的醞釀、概念的孕育、資源的分配、硬體的完工與使用,都牽涉到政治;尤其社會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人心亦是多變,回顧過去與解釋現狀,不一定能準確預測未來;但說明真相的努力對社會實務會產生瓦解、強化、促成或改變等作用,所以促進大眾理解公共工程被操弄的本質,以及與政治的關係,才是對抗絕望最好的武器吧!

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酷烈的馬來西亞合豐水力電廠工程競標與履約(下)


(本文登載於2018年營建研究院出版之430期營建知訊)

高銘堂 前榮工處海外部估價組組長
                前泛亞工程公司總經理


機具設備電腦化效益,只能補償一小部分匯率損失的零頭


    經過一年多的審標與談判,我們終於以1億2千萬馬幣,相當於台幣20億元的合約價,拿到了「合豐水力電廠」工程,合約計價70%是美金,但它相對於台幣的匯率卻從投標時的1:40降到了1:33;30%以馬幣計價,它對美金卻是微幅貶值。一鍬一鏟未動,我們就已損失了約3億5千萬台幣,面對這樣財務嚴重的壓力,我們必須要有不一樣的思考。

    機具設備成本占隧道工程比重相當高,但顧問工程公司Shawinigan(SI)在審標與談判過程中做了許多澄清與確認工作,我們被迫承諾要增加不少機具設備。至於實際購買到時可能獲得的讓利,當初在估價、報價時我們都已經預設、扣減,不太可能再有節省空間。但有一個新的有利因素是,當時機具設備開始電腦化,操作自動化,效率更好,包括鑽孔機堡、出碴機、運碴車、通風設備等。有些原來二流廠牌的機具設備性能,都超越我們投標階段作為估價根據的「名牌」機具性能,SI與業主也不會堅持「名牌」機具較可靠。當然,與30%的短絀相較,這些省下來的錢還只是零頭。

台灣開展海外工程的分水嶺,No More Cheap Brain! 


    因為這個隧道工程的困難度與複雜性超越了榮工處在台灣與中東曾有的經驗,原來我們規劃大多數工程師、領班,以及技術工人要從台灣派來,但新台幣升值,實在付不起在台薪水兩倍半的國外待遇,所以只好儘量改找當地人。這存在風險,因為馬來西亞的隧道工程不多,就連一般性的大工程,在霹靂州一帶也沒有很多,我們真的不知道能否找到足夠的技術人力。

    現實中,台灣的營建工程經過幾年的沉寂,也有了變化,榮工處那幾年沉重的人事壓力,在大批人員轉往新成立的台北市捷運局、國道新建工程局乃至北宜隧道籌備處服務後,消解了不少。另外,對個人而言,稍早到海外工作三年,幾乎可以在台北郊區買一戶小公寓,然而1987年開始,房價飛漲,金錢遊戲盛行,工程師長久離鄉背井賺的辛苦錢只能買到浴廁;而留在台北的同事公餘玩股票、存金地下投資公司,偶有「戰果」傳到海外,都使得人心浮動。結果是新工作沒有人想去,已經在工地的海外員工都想回台,有些單位主管抱怨,晚上還要陪員工喝酒、唱歌,以安撫他們的情緒,所以在大家沒有出國意願的情況下,海外工程業務很快的萎縮。

    但這個工程我們請了當時參與台灣東部奇萊山水利工程的劉崇倫主任負責籌備,他在小斷面隧道施工方面很有經驗,並能凝聚人心,業主台電甚至要他承諾規劃中的大甲溪天輪發電廠如果開工,一定要回來主持。也因為有他,我們終於能夠在困難中組成一個隊伍。他的副手曾家興,是越南僑生,這個背景,後來在應對業主、當地小包等,都能恰到好處,施工後期也由曾家興接任主任。

索賠團隊的建立─找到福爾摩斯來幫忙


    規劃組長楊光輝從投標階段開始,就負責施工計畫與機具採購,在動員階段,人馬尚未到齊,他沉著面對SI的嚴格合約要求,並且與當地華裔工程師楊炳忠合作擬定索賠計畫,後來終於能夠求償成功,是這工程的關鍵人物。
    大家對索賠(claim)只有概念,沒有實戰經驗,必須要找一位能把想法、事實轉換為論述和證據,且語言上沒有障礙的人,我們找到了一位英國籍的福爾摩斯先生(Mr. Holmes),他剛在馬來西亞開拓索賠方面的事業,我們沒預算,付不起高薪給他,但和他達成協議,只付基本費用,事後分紅;他簽約之前,當然已把相關的文件看了一遍,在有把握下,才會簽約。

遠來的和尚只會罵人─糾正台灣工程師態度


 
一般國際包商到海外工作,最容易犯的錯誤,也是致命的,就是歧視當地人;某些人,常常只因他來自一個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就以為當地員工、廠商什麼都不懂,視之如草芥,動輒對他們吆喝、斥罵,其實只是掩飾自己拿不出專業能力可以服人的心虛。劉崇倫主任雖然沒有海外工程經驗,但他知道營造業是非常本土化的行業,所以當台灣來的員工顯露出這種傲慢時,他一定制止,比如說,我們聘僱當地的工程師,分配住宿,比照台灣工程師,兩人一間房,有的榮工員工居然提出抗議,認為當地工程師只能睡通鋪,劉主任立刻申斥,並告誡他們要秤自己的斤兩;也因如此,當地員工都有向心力,尤其華裔的幾位工程師,不久後就撐起這個工程的半邊天,是榮工處海外工程本土化最成功的例子。







                                                 榮工未全面動員前的臨時辦公室,與當地華裔員工。
                 (照片提供:楊炳忠先生)

「山大王」才能行的施工便道與砂石含銅量標準的爭議


   SI所規劃的施工便道,大致依循「山老鼠」盜伐林木而開出來的現有小徑,坡度、彎度很大,總長91公里,其中32公里鋪級配碎石,有5座便橋、400道涵管尺寸不一,直徑由900mm 到1800mm,其中有90%要和「山老鼠」共用,因此從便道構築開始,我們就常與「山老鼠」發生摩擦。我們必須照SI的設計作出便道,但「山大王」,也就是「山老鼠」搬運原木所用的大馬力卡車,不管道路是施工或保養中,仍照常行駛,造成干擾並破壞路面。後來我們把這工作交給應該也是「圈內人」的當地小包朱先生,所謂「捕快賊出身」,局面果然得到控制。他做了一段時間離開,我們自己的工作團隊接手後,與「山老鼠」們還是能維持共生共存的關係。

    但在某些路段,雨季時泥濘不堪,路基鬆軟,砂石車、預拌混凝土車等都需要用「山大王」來幫忙牽引。有幾次散裝水泥車用「山大王」硬拖,車頭與車身斷成兩截,造成業者拒載,只好改用包裝水泥,一小批、一小批的載上來。此外這個工程工地分散,混凝土運輸車出廠後走崎嶇山路,時間無法控制,載運量也受到限制,品質常出現問題。所以我們就針對便道規劃、設計不當,影響施工,以及無法控制的維修成本,多次寫信給業主向SI索賠,但文來文往都流於各說各話,直到有一天,Sl的覆函回了一句“These slope are designed to collapse”,我們的索賠團隊才鬆了一口氣。

    在審標階段SI的Ken Martin稱我們的拌和場能量不足,應再多設分場,其實是對的。骨材,從山下運上來,翻山越嶺,數量、成本令人頭痛。後來隧道開炸後,我們把隧道挖出來的石料,在洞口打成碎石,作為混凝土骨材,解決了一大半問題。但過了一段時間,SI有一位相當優秀、認真,留學英倫歸國的馬籍工程師,卻對隧道挖出來的石料做了一個簡易檢驗,指出含銅量過高,不適合使用於混凝土。他不管完工日期會因此延宕兩年以上,要求全面停用這種骨材,而且打算把用這類混凝土澆灌的結構物全部敲掉。

    我們一方面抗議契約規範中沒有砂石含銅標準的規定,另一方面把樣品送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做較精密的檢驗;同時命令現場人員架設鑽機,備妥炸藥,隨時要把近完工的大壩炸掉。但就在最後一刻,卻傳來新加坡檢驗含銅量沒有超過容許標準的好消息,於是工程復工,且業主(TNB)同意補償停工損失,就這樣,又度過一個難關。

    事後聽說TNB怕大壩真的炸掉,工程遲延完工與榮工處的相關損失,因是他片面提高品質標準所致,他必須要負責,茲事體大,所以運用一切關係,要求南洋理工學院檢驗一定要過,真相如何,永無人知。但TNB高層曉得他們的利益所在,是工程能順利完工、啟用,其實不會讓不影響品質的瑣細爭議妨礙到工程的進行,這種心理我們是了解的。

求償案件中,工程師與律師扮演的角色


    在投標議價時,業主只准我們用當地生產的炸藥,我們用了一段時日,發現效果不佳,怕是自己的開炸技術有問題,就請澳洲Golder Associates 的 Dr. Hagan 來工地指導。他在工地和我們同仁記錄、分析不同輪進、鑽孔模式、裝藥量下的爆破效果,懷疑是本地炸藥的爆破威力不足,所以要我們說服業主和警察讓我們進口一噸瑞典諾貝爾公司的炸藥來試用。Dr. Hagan並提供了他專利的鑽孔設計,在同樣條件下,慎重的安排兩種炸藥的開炸,比較之下,果然本地炸藥威力的確不足。馬國政府因為訂有保護當地產品的法律,不准許我們進口外國炸藥。福爾摩斯先生就以這個限制與馬國炸藥供應量不能配合工程需要,建立索賠的基礎。在這個工程,這個項目的索賠占了很大的比重。

    因此在往後20幾年,當我接觸到索賠案件,絕不同意找幾個大律師,丟給他們後工程人員就不管的觀念。國際所稱的「契約管理」,為什麼由工程師擔綱,而與法務有區別,以這個例子來說明最清楚。進一步說,有些工程公司老闆不重視契約管理,捨不得付高薪給準備資料,建立求償基礎的工程師;更有甚者,把這些事交給文書作業人員,等到最後階段去找律師時,卻不得不同意付龐大的律師費用。這是錯誤的觀念,但業內大家卻習以為常。能做好「契約管理」的工程師,他的資質應該比得上律師,也應該有相當的報酬,若把這個工作等同於庶務視之,還希望有好的求償成功機會,無異緣木求魚。

德國專業小包的求償


    在這個工程,深達340公尺的豎井,是西德Universale Bau(U Bau)承包,以相當先進的raise boring方式施工,但鑽探報告中所顯示的地質狀況與實際遭遇的,差異很大。豎井的地質比SI鑽探報告顯示的更差,豎井的牆因為背後軟弱地層的鬆動出現了裂縫,必須減縮開炸施工的輪進,增加主結構的鋼筋量,直接成本的計算並不複雜,但展延時間的成本則是以U Bau的成本送出去讓SI審核,SI也以歐洲人的標準作審核。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工程展延管理費用,不論單項或整體合約,都是核算合理的實質開支,但如果用我們台灣所採用,「概括性」破表的「比例法」來審核,不管小包是印度人或歐洲人都拿一樣的補償費用,榮工一定賠大錢。




                                                       340公尺深豎井的橫坑出口
                                                       (照片提供:楊炳忠先生)

  U Bau對榮工的Claim,我們小心翼翼地應付,除了榮工也相對向業主求償的那一部分,我們與U Bau達成以「背靠背(back to back)」的協議來處理;其他部分我們大致以「共同遲延」,來拒絕或緩和他們那一部分的索賠。這樣的安排,絕不是天衣無縫,我們仍然很擔心。還好對方是德國人,把完工與專業責任擺第一,不會像義大利人或英國人,會利用停工,以解約撤退要脅,提出巨額賠償損失的要求。

  另一方面,U Bau再怎麼說也是專業小包,在工地沒有派駐契約管理專家,有一個Claim,是我們工地打出來的混凝土細沙,因顆粒過於均勻,造成襯砌混凝土表面抹平困難,發生時間和費用問題。我們工程師做了一個模型(mock up),澆灌混凝土,結果混凝土表面不是他們所聲稱的粗糙。他們派駐工地的幾個德國人,很快的就放棄了這個求償。當然,事隔30年,所有的歐洲廠商都重視契約管理,今天的德國專業小包,包括 U Bau,相信都會把商業利害關係擺在工程專業的前面,不會像1990年代那麼好應付。

地下水、馬共,都是索賠的理由


   地下水在SI鑽探報告根本沒提到,其他的地質資料也多有記載失真之處,因此福爾摩斯先生就從合約誤導(misrepresentation)承商的論述出發,質疑各項訂約單價的準確性,進而準備推翻合約的合法性,大膽的向當地高等法庭申請裁判合約無效,迫使對方坐下來談。老實說,馬來西亞政府還是相對尊重法律,肯面對事實,否則這個工程我們索賠不會有這麼好的績效。

  我們也不放過小項目:那地區傳說有馬共出沒,所以政府一段時間實施宵禁;炸藥採購、運輸與管制的法規常更改;與鄰近城鎮的通訊未能改善;只要講得出可以影響到我們施工的事件我們都提出來,最後在1994年平安夜那天提出1億5千4百萬馬幣金額的索賠,比合約金額的1億2千萬元馬幣還要多,本來是要走訴訟途徑,後來改為直接談判。我們由沙烏地請來為榮工與美國工兵署(COE)打過幾個索賠案官司的Lewes Knaggy坐到檯面,福爾摩斯先生和榮工處唯一留著的結束小組組長王世恩作為副手,已經離職的合約管理工程師楊炳忠也回來幫忙。


 
                               馬共出沒,工地附近山區實施戒嚴,要有「入山證」,檢查登記,才                                           能放行 (照片提供:楊炳忠先生)


談判到1995年1月8日結束,TNB同意補償榮工8000多萬馬幣,雖然還是虧,但已少虧了許多。聽說TNB這個建議送到馬國財政部長安華(最近出獄,準備兩年後接任首相的前反對黨領袖)的桌上,他猶豫了好幾個月才簽字。

培養「契約管理」人才三要素:資質、工作磨練機會、待遇


    任何工程合約執行過程都會出現衝突,但在國際工程中較能容許爭辯說理,並無一方一定要完全壓制對方的情形。我們遇到的顧問公司或業主高層都有共識,只要是工程能順利進行,品質無虞,不必去維護沒意義的尊嚴,而且會教育基層監工也要有這種以大局為重的概念。當然大多數國際工程中的監造單位在爭議中能持較不偏執的立場,主要原因是業主不會無限上綱的追究設計、監造過程中的決定,在沒有負擔與利害關係之下,會根據專業做判斷做決定。

  但在我們台灣,縱使載明業主機關已授權由他所委託的監造單位做專業上的決定,機關還是會隨時去推翻監造單位對包商的指示,並檢討任何變更中設計或監造應有的責任,在完工結算後更有審計老大哥可以否定一切,追究到底。所以履約過程中,監造單位或業主對乙方所提出的意見,往往先拒絕再說,對據理力爭的承包商工程師,常視之為「心逆而險,言偽而辯」的少正卯,恨不得誅之而後快。我們許多從海外回來的同事,不知道台灣甲、乙雙方的「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實際上竟是那麼大,不能適應這種運作方式,有些退出行業,有些投奔國際公司,成為「海外浪人」,其實是一種無奈。

  最近幾年,台灣承包商開始有爭取契約權利的意識後,大家抱怨找不到契約管理(contract administration)的人才,認為這是專業教育不足的問題,甚至責怪學校、政府,不為業界培育人才。但回想30餘年前我們的海外工程,幾個年輕人在極端的壓力之下,迸出火花,然而回到國內,沒有機會再進一步砥礪磨練;反觀同時開始涉入這個專業領域的福爾摩斯先生,從那次與我們合作過後不久,就成為東南亞聞名的索賠專家,雖說有個人出身、際遇的差異,但是台灣社會文化中對訴訟的成見、業主機關的偏執、工程業者「豚蹄穰田,以少祈多」的觀念,如果不改,這個需要一流頭腦的專業領域,是不會有人有興趣投入的。

我們需要一個穩定、合理、規模夠大的國內市場


    這個工程證明了,技術上先進國家能做到的,我們台灣工程師也能做到。在這之前,台灣的大型水力電廠與小斷面長隧道工程,都需要請日本專家來規劃、指導,但我們大膽從日本人手上搶下這個工程,以具多年台灣工地經驗的現場工程師,配合幾位年輕,只有幾年海外工程經驗的規劃、內業工程師擔任,竟能如期如質完工。

  當然,這也讓我們領悟到,土木營造這個產業,最重要的是「實踐」,專業技術或管理系統要持續進步,團隊就要不斷有工作;昨天你認為是吳下阿蒙的後起國家,同類型的重大工程只要重複施作幾次,不管設計或施工,馬上可以自辦,不久後就能輸出外國,和從前的「老師」競爭。所以我們這些「老海外」,看盡各國工程市場和產業的滄海桑田後都認為,對工程師而言,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個穩定、合理、規模夠大的國內市場,下了培元、固本的工夫,才能去圓「南進」、「西征」的夢吧?

                     (全文完)



2018年11月18日 星期日

選舉、公共工程、太平天國


選舉與公共工程


長久以來,公共工程建設一直演出超支、延宕完工、品質不堪的悲劇,擁有優勢話語權的政治人物,總告訴民眾為這是前此的執政者施政無方,甚至營私舞弊結果所致,而他們和敵對政黨不一樣,有方案、能力,能督導公務員與廠商如期、如質完成大小工程,化一切不可能為可能。

選舉到了,候選人更描繪出公共建設的美好願景,讓鄉親感到有面子,業界以為有大餅可吃,卻沒有人去想前面已經種了什麼因,就結什麼果,長久以來政客奸商把它當提款機的公共工程,不會因社會上、政府裡,有些人下了堅強的決心,前期規劃不當、設計不良、預算不足、發包不順等問題就消失。

但時至今日,仍有許多選民心存良善,認為在「選賢與能」的民主制度下,經由政黨輪替,無論是中央或縣市,終會找到一朝的「聖君明臣」,針對各種時弊通病,包括工程建設的問題,提出為人稱快的解決方案。這種期待,基於民主政治本質應是「匯集個人決定(經由投票),建構體制內團體,藉由文明的談判、討論,達成集體性的決定」,本是正常,但卻不適用於今日之台灣。

台灣的中央、地方政府與自治團體的選舉,經過多次權力交替,除了能做到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避免動亂外,並沒有達成「公民社會」的理想。選舉現已成為不同政黨、派系,或利益團體爭奪職務、名銜、公有資源、影響力的超限戰爭。為求勝選,利害相關者必須投入龐大的金錢與資源,動用各種手段。他們的串連、結合,漸有幫派聚義,共贏天下的味道,那輪得到正人君子服務公眾,實踐自我?常聽到的藍綠紅白政客互勉的「進廚房就不要怕熱」,只證明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群眾與太平天國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大致與經濟環境激烈變動的時代重疊,或也因此,政治這一行業吸引許多原本應可在產業發展的幹才。他們與周邊的依附者,到了後來,事業成敗,甚至家庭生計都要與選舉結果畫上等號,對他們來說,如果失去未來幾年對公部門資源分配與權力運作的掌握,就要陷於愁雲慘霧。所以長期在野的魯蛇們,一旦取得政權,就會像歷史上饑腸轆轆的起義農民軍,攻破大城後,只想劫掠一切,失去舉事時的「初衷」;反過來說,捲土重來的「官軍」,也不會秋毫無犯,廉潔自持。

因為成王敗寇的殘酷現實,台灣這幾年中央與地方選舉團隊的山寨本質日漸嚴重,過去幾年,有些想保持「初衷」的當選人想抵抗這種幾無下限的分贓制度,但聚義廳裡七嘴八舌批評他「不接地氣」或「不夠謙卑」的壓力,總讓未坐實金鑾殿的寨主,無法抵擋。於是「不貪不瀆,一切為公」的競選誓言,終如洪秀全起兵時「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的口號,進了南京城即成笑話。


攫奪與尋租

21世紀的台灣有「文明」、「法律」、「輿論」,與多少還存在的「議會」權力制衡關係,當然不能容許各級選戰的勝利者,像太平天國諸王侯,到了江南魚米之鄉一樣的燒殺劫掠。但這些聰明的競選功臣了解他們經驗過的選舉,是用一切手段,推倒敵對陣營,奪取政權,是具你死我活革命本質的,所以在拚「個人經濟」上,是不會文質彬彬,溫良恭讓的。而現代經濟制度複雜,運作上的空間,足夠掌權者與他們的黨羽、追隨者在「攫奪」(grabbing)、「尋租」(rent-seeking)或種種的勾串行為上,發揮想像力,走在刀鋒邊緣,亦所不惜。

政治上「攫奪」的現象包括任命競選功臣的職位,破壞精英管理制度;或以可議的行政裁量,曲解的法令,讓某些人拿了比他應該拿的還要多的東西,犧牲了另一部分人或國家的利益。「攫奪」不一定非法,或等同於貪汙,但因它違反社會的常規,為人厭惡,影響民心。最嚴重的是「攫奪」往往為特定個人或團體的「尋租」活動鋪路,造成地方、國家後續更重大的損失,如在公共工程上要藉著 「有利標」等作怪,一定要先把「自己人」放到關鍵位置,不管他經驗、資歷或外界評價如何,先掌握預算、投標資格與評審辦法在說。

「尋租」的「租」在現代是指企業或個人透過政治奉獻,如捐款或助選等利益交換而獲得特權或優待。我們常見的,如金融保險業陳情放寬各項營業限制、房地產業爭取購屋利息補貼,地主要求在都市計畫調整土地使用區分、營建業者希望在公共工程最有利標的競爭中能獲業主的青睞等,都是非生產性的「尋租」行為。「尋租」過程中所爭取的「尋租」市場愈大,代表這個經濟環境會被不公正壟斷的事物較多,認真說來,「尋租」現象對國際民生的影響較赤裸裸的貪污、濫權、侵占或詐欺公款等更為可怕,可嘆的是台灣人民與官員在這方面的認識不足,有時還在為各式的「尋租」行為搖旗吶喊。

公共工程成為「尋租者」的最愛?


工程合約是公私業主「尋租」、「納賄」、「洗錢」的最愛。因工程合約金額龐大,工作項目繁雜、具多樣性,承包廠商執行工作實際上會有很多下包,如果有特別的支出,可以分配給行業性質不同的眾多次承攬廠商,讓他們幫忙承擔風險。原來在縣市政府的層次,土地使用區分與重劃曾是地方人士最大利益來源,但房地產經過幾十年的高潮迭起,現在已無變化空間了。而公共工程,從人行道、路平、水利、防災,直到大型公共建築、捷運等,需求上能推陳出新,「永續經營」的可能性高,反而成為大小「尋租者」的最愛。

如果沒有特殊的安排,營建產業遵守公平競爭規則,拿工程必須殺價,並接受不利的履約條件。我們借用「教父」小說裡,教父柯里昂的想法來說明承包商為什麼不想競爭:像所有聰明的生意人一樣,他知道自由競爭徒具破壞性,獨佔卻是有效率的;所以他就想辦法去贏得有效率的獨佔。顯然,大多數的公共工程承包業者都和教父一樣,對與政客合作,成為「尋租」集團的成員是欲拒還迎的。

所以與大多數人的期望相反,公共工程不會因民主化與技術、管理的複雜化而能回歸專業,反而因為人性的因素成為政客與其鷹犬「尋租」的目標。

民主與貪汙


在一般人的想像,民主程度高的國家,一而再的選舉會淘汰有貪汙劣跡的民選官吏或民意代表,但事實不必然是這樣。有政治學者對二次大戰後義大利國會議員做統計,發現曾遭貪汙起訴的議員有51%的機會連選連任,與清白議員的58%相差不多,對日本與其他國家議員的調查,也有同樣的結論。這說明了人緣好、不誠實的政治人物,有時比誠實、但人緣差的還受歡迎。在台灣也有許多例子,為什麼呢,也許大家不去注意這些政治人物犯案的詳細情形?但也可能是台灣選民「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成見,認為選別人也是一樣會。而讓人悲哀的是,有不正當收入的政治人物,可能較有本錢打選戰,選上的機會反而比清白的對手還要高。

貪汙模式的進化也是造成貪污無法禁絕的原因。最基本的貪汙模式是掌權者授意其鷹犬去需索,掌權力者只要能控制住體制內應該負責肅貪的機關,不讓他們揭發貪汙的行為,能維持他的權威與發號司令的地位。這種主從合作關係的貪汙模式(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造成的社會衝突是垂直的、單純的,大致存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

但隨著政治、商業與司法關係的複雜化,如在台灣,選舉成為權力分配的決定性機制,民選官吏與民意代表多少要受到制約,因此在「攫奪」或「尋租」過程中,需依賴做為代理者的組織、協調與整合,漸漸地代理人就成為貪汙行為的主導者,顛倒了主從關係。這種情形造成的衝突是水平、多元的,往往存在於社會間不同的利益團體,相互競爭的「尋租」企業或行業間,為了避免衝突,大家必須建立默契,據之運作。這種變化,反而使貪汙成為政經制度的一部分(institutionalized),無法因民主化時間夠長而根絕。

令人悲哀的是當我們慶幸因為民主的深化,沒有絕對的權力可以庇護貪瀆行為時,貪汙的風險與成本變得更高,政治團體在「入不敷出」的壓力下,卻去擴大他們「攫奪」與「尋租」的範圍,如創造更多的官辦事業,更深入干涉政府部門或公營事業的運作。在公共工程,我們已經看到扮演這種代理人角色的廠商,影響力更加擴大,不論在中央或地方,或是兩黨間,都受歡迎,讓我們專業者有哭笑不得的絕望感覺。

不要哭,不要笑,但是要理解


工程產業許多有心人,總認為選前選後,會是政黨或當選人最謙卑的時候,要請他們聆聽工程師的聲音,但大家忽略了21世紀民主政治其實是文明化的暴民政治,只是戰鬥的武器由刀劍變成宣傳,取贓分紅的手段由劫掠、強徵變為攫奪、尋租,少了殺人放火,但對社會的破壞仍是一樣的。機關的行政,公、私公司的經營,專業要讓位給政治考量,大家打拼半輩子的成果在政治大環境成為政客、掮客,官僚的俎上肉,他們不會聽你的。可憐我們工程師與社會善良的中產階級一樣,還是傻傻地認為自己是站在邏輯對的一方,直到有人「歸碗捧走」,才會問為什麼!

與列寧共同領導俄國大革命的托洛斯基與史大林權力鬥爭失敗,被迫流亡國外,留在蘇聯信仰他主張的黨人被史大林屠殺幾盡,好幾次同志被殺的噩耗傳來,追隨他的信徒悲傷痛哭之餘,問他為什麼,難道我們錯了嗎?這時托洛斯基總是回答「不要哭,不要笑,但是要理解」,這句話是17世紀因堅持真理,被逐出教會,貧困孤單的荷蘭哲學家史賓諾沙在困頓中所說的話。在絕望中,理解是最好的武器,這是托洛斯基回答的原意。

所以我告訴我們工程界的朋友,台灣看來充滿生氣的民主政治,不但無法讓我們工程師可以期待,未來幾年還會拖著我們工程產業向下沉淪。所以這是個悲哀的時刻,我們為專業打拼,曾經哭過,曾經笑過,但現在開始,就是要去理解,只要記得你曾經守住你應該守的,走過應該走的路,絕望就不是那麼可怕。

2018年10月18日 星期四

李友邦將軍228庇護家父高兩貴,被軍統特務檢舉上報


賣給舊書攤的警總公文


幾年前,有個舊書攤老闆從廢紙商買來一大批舊公文,原來是警備總司令部賣出來的,找人鑑定的結果竟是228到白色恐怖時期的資料,馬上就有中國和香港人要來買,他開價一千萬,最後中研院出面,翁啟惠院長特別為這編了450萬台幣的特別預算,情商書商讓渡,然後讓台灣史研究所扒梳,這幾篇是最重要的發現。我看到這個消息以後,寫信給許雪姬老師,補充一些我從小由家父那邊聽來的資料。許老師也找我們做家父的口述歷史,現在差不多了,人生也感到輕鬆一些。










1947年軍統局王孝順致電特務頭子林頂立,報告三青團高兩貴參與事變及藏匿情形

                             1947年軍統局張秉承檢舉李友邦先生包庇高兩貴之簽呈



可怕的二二八事變:


1947年3月家父高兩貴遭國民黨特務指為「發表激烈言論,煽動暴動, 兼任人民大隊副總隊長為青年暴動領導者共黨主要幹部」,受到追緝,幸李友邦先生在這一段短時間,還有權力(四月底他被抓到南京),指示王成章(後來的警務處長)與彭德先生(後來的台北市黨部主委)搭救,我爸爸在他們的安排下,趁著蔣介石四月公布較大範圍允許辦理自首後,向警總保安處付了幾條黃金後,終於得救。但李友邦先生那時候也被帶往南京拘禁,幸有其夫人嚴秀峰女士飛往南京,歷盡艱苦,由蔣經國同意,方才釋放返台,倖免於難。


光復時三民主義和國語本來是台灣人嚮往學習的目標,因此台籍黃埔二期將領,李友邦先生回到台灣,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地方熱心人士、青年爭相加入,李先生重用的助手如張克敏(後改名士德,黃埔四期),也是親和力十足,能與大家打成一片,因此組織發展很快,種下了為其他黨政軍情治單位嫉恨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有些人靠攏陳儀,主張對台灣人要把他們上刀山,下油鍋,才知所懼怕(如後來奪得某銀行總經理,號稱是陳儀義子的劉某)。外來勢力的競逐,尤其是情治機關急著佔據台灣這新的地盤,重用無恆產,少知識的流民,加上經濟管制與商業習慣改變的衝擊,加劇了中上階級的焦慮,讓他們拋棄了淳樸、和善、厚道,這些他們認為會拖慢他們生存能力的美德,不信任與對立不只存在於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也見於本省人之間。




所以228的爆發,會有這麼嚴重的處決與鎮壓行動,也有所謂「半山」的因素,這些人很多是戰爭後期到中國依附著日軍,做些翻譯、供應或小生意的台灣人,很自然的成為中國各類情治單位的馬前卒,他們作為抓人劫財的帶路人,對他們早就看不慣的仕紳階級、知識分子痛下毒手,所以會有那麼高比例的醫師、教授、律師等菁英被處決。



但另一種「半山」,如李先生、鍾浩東(基隆中學校長,蔣渭水女兒蔣碧玉夫婿,也是被槍斃)等先生當初赴大陸都是懷著理想去的,抗日、反日是很直接的原因,但是布爾雪維克革命後成長的他們對社會主義有憧憬,對人性有期待,是他們基本的修養。他們對個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並不計較,當投機者放棄了改革,追求財產與安逸,他們就成了眼中釘,逃不掉被鬥爭,清算的命運;就像布爾雪維克革命中主張不斷革命論的托洛斯基派,很容易地被想要休息的史大林「一國社會主義派」清除。李先生他們像不像共黨,是不是共黨,就國民黨的升官發財派來說,他們早有定見,只是什麼時候找到機會的問題。


台灣版的辛德勒名單–但在獨裁殘酷政權下救人有罪!


李將軍後來任陳誠副手,為 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更無條件釋放數百位因228被捕,判刑5年以下人犯;並個案審查具保釋放或減刑被判5年以上人犯,救人無數,但其因嚴格監督日產接收,並兼數個重要職務,或因斷人財路遭忌,而於1951年11月遭當局逮捕,隔年4月槍斃,判決書數天後才補,那時李將軍長女效群女士才小學五年級,媽媽又被關到她大學畢業後才放出來,不知她怎麼熬過來的?



2018年10月,效群女士自美返台,與夫婿張伯誠先生因fb奇緣,找到本人高銘堂與吾大哥高何謙在福華飯店見面,高家後代向李家後代致謝當年義助救命之恩,並祈願台灣再也不現當年228、白色恐怖,任意殺害囚禁無辜等情事。






李友邦先生長女李效群女士(右三,台大外文1963年畢業),其夫婿張伯誠先生(右二,台大土木系1963年畢業),他們女公子(右一)。筆者湊巧為台大土木系1975年畢業,是伯誠先生小學弟。左二家兄高何謙。


效群女士與伯誠先生表示李家後代只要真相,不記恨,他們母親嚴秀峰女士被關了15年出來,更說服幾百位族人,把蘆洲李氏古宅捐出來,作為紀念館,見證這兩百餘年充滿血淚與活力的台灣歷史。


李先生救人無數的感人故事,在今日台灣卻很少人知道,所以筆者請大家告訴大家,尤其是對年輕人,讓他們知道曾經有一個世代,認為世界上有比他們美好生命與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東西,值得去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