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專制強敵的台灣與20世紀初面對納粹的奧地利的比較

2014的台灣，擁抱了許多進步、前衛的價值，到了2018被無情的選民打成原形，讓人不解同一個社群在這麼短的時間，怎麼會做這麼極端的決定，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維也納的前例卻告訴了我們這是不可避免的，當經濟遲滯，貧富差異巨大，大家缺乏安全感時，反智、獵巫與盲從是群眾最有用的止痛藥，一切的前進與後退只是大風波前的戲前戲。

我們看19世紀末的維也納，想做全民皇帝的奧匈帝國皇帝約瑟夫，真的是個賢君，他包容不同種族、文化、宗教，也因此各種進步思想、前衛藝術、音樂創作，新潮建築設計等在他治下能夠蓬勃發展，但自由主義、現代主義的風氣，卻激起保守、反動、排外的民粹，成為法西斯與集體主義的溫床。

所以同一個維也納孕育了盧思(Adolf Loos)、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波普(Karl Popper)、弗洛依德(Freud)、熊彼得(Schumpeter)、米思(Mises)、海耶克( Hayek)等自由主義哲學、心理學、經濟學、建築大師；但也產生了反猶的Georg Schoenerer，以拒絕承認族群平等勝選市長的Lueger，與墨索里尼結盟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多爾佛斯，更不用說，還有在這裡受華格納樂劇薰陶，要恢復阿利安人光榮的希特勒。

民主自由是對抗強大專制敵人的最佳武器？通常是的。但當經濟不穩定，社會動亂時，外來的滲透，會讓選舉變得很危險。多爾佛斯病急亂投醫，仿效墨索里尼成立奧地利法西斯，奪得專制權力，但這體制只讓他短暫控制局面，強鄰支持政變，反對者殺進總理府結束了他的生命，他的保護者義大利來不及干預，相對於德國也太弱，終而迎來滅絕性的德奧合併(Anschluss)。

現在的台灣，保護者相對於侵略者實力還是要強，也沒有當初義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進退維谷，自身難保的情形；經濟上我們根本不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比奧地利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僅能維持的局面還要好。唯一的顧慮，是網路顛覆可能造成的社會混亂，這是資訊自由，保障人權的開放社會的弱點-別忘了1913年，托洛斯基、列寧、史大林、希特勒、狄托也都在相對自由，還存在秩序的維也納與四方連絡，準備落實他們自認能拯救國家的革命計畫。

天佑台灣！

台灣公共工程與政治貪污的盤根錯節，不出「攫奪」與「尋租」

(本文亦登載於1204/2018 之關鍵評論網)

政黨的山寨本質，與對工程業的魚肉

目前台灣的選舉，除了能做到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避免動亂外，並不能達成「公民社會」的理想。選舉已成為不同政黨、派系，或利益團體爭奪職務、名銜、公有資源、影響力的超限戰爭。為求勝選，利害相關者必須投入龐大的金錢與資源，在大家都輸不起的情況下，他們的串連、結合，漸有幫派聚義，共贏天下的味道。

數年一次的選舉，本質上是一群光棍要去奪取另一群人掌握的資源和權力，是有革命的味道，所以大家都不會是那麼的文質彬彬，溫良恭讓；過程就像傳統的農民，經過數年旱澇災歉，飢腸轆轆，想要活命就需攻破官府，打開糧倉，分食積栗。而因舉事時需要聚眾，除了大家找活路的簡單呼喚，野心家們也會有政治、宗教的號召，以今天來說就是推出政見。但攻破大城後，見了公權力攢聚的金玉財帛，眾兵將只想劫財劫色，一切戒律、初衷，都拋諸腦後。在今天相對複雜的經濟環境，就是以種種「攫奪(grabbing)」、「尋租(rent seeking)」的手段，巧取豪奪，滿足私慾。

工程界的朋友總期望台灣看來充滿生氣的民主政治，能夠改善工程發包與履約不合理的現象，讓專業做主，產業進步，但卻沒想到公共工程與採購因其特質，反而更容易成為政黨、流派及其附隨者魚肉、剝削的對象，混亂更甚。幾次政權交替，公共工程建設還是重複演出預算超支、延宕完工、品質不堪的鬧劇，劣幣驅逐了更多的良幣，產業破敗凋零，工程技術原地踏步。

攫奪與尋租

21世紀的台灣有「文明」、「法律」、「輿論」，與多少還存在的「議會」權力制衡關係，不會容許各級選戰的勝利者，為所欲為。但這些聰明的競選功臣了解現代經濟制度複雜，存在運作空間，能讓他們藉著勾串欺詐，產生龐大利益，回饋掌權者個人或他們的派系。通常他們由「攫奪」(grabbing)開始，繼以精密的「尋租」(rent-seeking)計畫，走在刀鋒邊緣，以攫奪而來的權位互相掩護，成事機會相當大的。

政治上「攫奪」的現象包括任命競選功臣的職位，破壞精英管理制度；或以可議的行政裁量，曲解的法令，讓某些人拿了比他應該拿的還要多的東西，犧牲了另一部分人或國家的利益。「攫奪」不一定非法，或等同於貪汙，但因它違反社會的常規，為人厭惡，影響民心。最嚴重的是「攫奪」往往為特定個人或團體的「尋租」活動鋪路，造成地方、國家後續更重大的損失，如在公共工程上要藉著 「有利標」等作怪，一定要先把「自己人」放到關鍵位置，不管他經驗、資歷或外界評價如何，先掌握預算、投標資格與評審辦法再說。

「尋租」的「租」在現代是指企業或個人透過政治奉獻，如捐款或助選等利益交換而獲得特權或優待。我們常見的，如金融保險業陳情放寬各項營業限制、房地產業爭取購屋利息補貼，地主要求在都市計畫調整土地使用區分、營建業者希望在公共工程最有利標的競爭中能獲業主的青睞等，都是非生產性的「尋租」行為。「尋租」過程中所爭取的「尋租」市場愈大，代表這個經濟環境會被不公正壟斷的事物較多，認真說來，「尋租」現象對國際民生的影響較赤裸裸的貪污、濫權、侵占或詐欺公款等更為可怕，可嘆的是台灣人民與官員在這方面的認識不足，有時還在為各式的「尋租」行為搖旗吶喊。

公共工程是「尋租者」的最愛？

工程合約是公私業主「尋租」、「納賄」、「洗錢」的最愛。因工程合約金額龐大，工作項目繁雜、具多樣性，承包廠商執行工作實際上會有很多下包，如果有特別的支出，可以分配給行業性質不同的眾多次承攬廠商，讓他們幫忙承擔風險。原來在縣市政府的層次，土地使用區分與重劃曾是地方人士最大利益來源，但房地產經過幾十年的高潮迭起，現在已少有變化空間了。而公共工程，從人行道、路平、水利、防災，直到大型公共建築、捷運等，需求上能推陳出新，「永續經營」的可能性高，反而成為大小「尋租者」的最愛。

如果沒有特殊的安排，營建產業遵守公平競爭規則，拿工程必須殺價，並接受不利的履約條件。我們借用「教父」小說裡，教父柯里昂的想法來說明承包商為什麼不想競爭：像所有聰明的生意人一樣，他知道自由競爭徒具破壞性，獨佔卻是有效率的；所以他就想辦法去贏得有效率的獨佔。顯然，大多數的公共工程承包業者都和教父一樣，對與政客合作，成為「尋租」集團的成員是欲拒還迎的。

所以與大多數人的期望相反，公共工程不會因民主化與技術、管理的複雜化而能回歸專業，反而因為人性的因素成為政客與其鷹犬「尋租」的目標。

民主與貪污

在一般人的想像，民主程度高，選舉會淘汰有貪汙劣跡的民選官吏或民意代表，但事實不必然是這樣。有政治學者對二次大戰後義大利國會議員做統計，發現曾遭貪汙起訴的議員有51%的機會連選連任，與清白議員的58%相差不多，對日本與其他國家議員的調查，也有同樣的結論。這說明了人緣好、不誠實的政治人物，有時比誠實、但人緣差的還受歡迎。在台灣也有許多例子，為什麼呢？可能是台灣選民「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成見，認為選別人也一樣會貪污。而讓人悲哀的是，有不正當收入的政治人物，可能較有本錢打選戰，選上的機會反而比清白的對手還要高。

貪污模式的進化也是造成貪污無法禁絕的原因。最基本的貪汙模式是掌權者授意其鷹犬去需索，掌權力者只要能控制住體制內應該負責肅貪的機關，不讓他們揭發貪污的行為，能維持他的權威與發號司令的地位。這種主從合作關係的貪污模式(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造成的社會衝突是垂直的、單純的，大致存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

但隨著政治、商業與司法關係的複雜化，如在台灣，選舉成為權力分配的決定性機制，民選官吏與民意代表多少要受到制約，因此在「攫奪」或「尋租」過程中，需依賴做為代理者的組織、協調與整合，漸漸地代理人就成為貪污行為的主導者，顛倒了主從關係。這種情形造成的衝突是水平、多元的，往往存在於社會間不同的利益團體，相互競爭的「尋租」企業或行業間，為了避免衝突，大家必須建立默契，據之運作。這樣一來，反而使貪污成為政經制度的一部分(institutionalized)，無法因民主化時間夠長而根絕。

 

政黨尋租範圍的擴大

令人悲哀的是當我們慶幸因為民主的深化，沒有絕對的權力可以庇護貪瀆行為時，貪污的風險與成本變得更高，政治團體在「入不敷出」的壓力下，卻去擴大他們「攫奪」與「尋租」的範圍，如創造更多的官辦事業，更深入干涉政府部門或公營事業的運作。在公共工程，我們已經看到扮演這種代理人角色的廠商，影響力更加擴大，不論在中央或地方，或是兩黨間，都受歡迎，「有利標」的運作，時有耳聞，讓我們專業者真的有絕望的感覺。

工程產業許多有心人，總認為選前選後，會是政黨或當選人最謙卑的時候，要請他們聆聽工程師的聲音，但大家忽略了21世紀民主政治其實是文明化的暴民政治，只是戰鬥的武器由刀劍變成宣傳，取贓分紅的手段由劫掠、強徵變為攫奪、尋租，少了殺人放火，但對社會的破壞仍是一樣的。機關的行政，公私公司的經營，專業竟要讓位給政治考量，大家打拼半輩子的成果在政治大環境成為政客、掮客，官僚的俎上肉。

 

台北、高雄的非典型選戰影響到公共工程？

當然，實際情況也許沒有那麼糟。任何時候都有許多天真的選民，認為經由政黨輪替，無論是中央或縣市，終會找到一朝「聖君明臣」，針對各種時弊通病，包括貪污、工程建設的問題，提出為人稱快的解決方案。雖然這不是很理性，但這一、兩次的選戰，社會大眾還是會因有幾位能激起群眾熱情的非典型參選人在國家大事或是城市發展，做出輕易的承諾，就把他們當救世主，讓他們當選的事實。

而這類倏忽而起，贏得選戰的當選人，不靠組織、沒有大咖的金主、組成施政團隊可能還要靠「海選」、沒有預設的建設目標，沒有「攫奪者」或「尋租者」的陰影，或許能改變地方公共工程建設業界的生態，讓廠商有良性競爭的機會。所謂烏雲有時也有銀鑲邊，民主政治變化莫測，有時讓人擔心，但如因此改變每次選舉，官軍與起義軍相互廝殺的慘烈定式，也許是台灣人民的福氣吧？

 

對抗絕望最好的武器是理解

公共工程的實踐過程，從需求的醞釀、概念的孕育、資源的分配、硬體的完工與使用，都牽涉到政治；尤其社會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人心亦是多變，回顧過去與解釋現狀，不一定能準確預測未來；但說明真相的努力對社會實務會產生瓦解、強化、促成或改變等作用，所以促進大眾理解公共工程被操弄的本質，以及與政治的關係，才是對抗絕望最好的武器吧！

酷烈的馬來西亞合豐水力電廠工程競標與履約（下）

(本文登載於2018年營建研究院出版之430期營建知訊)

高銘堂　前榮工處海外部估價組組長
                前泛亞工程公司總經理

機具設備電腦化效益，只能補償一小部分匯率損失的零頭

    經過一年多的審標與談判，我們終於以1億2千萬馬幣，相當於台幣20億元的合約價，拿到了「合豐水力電廠」工程，合約計價70%是美金，但它相對於台幣的匯率卻從投標時的1:40降到了1:33；30%以馬幣計價，它對美金卻是微幅貶值。一鍬一鏟未動，我們就已損失了約3億5千萬台幣，面對這樣財務嚴重的壓力，我們必須要有不一樣的思考。

    機具設備成本占隧道工程比重相當高，但顧問工程公司Shawinigan（SI）在審標與談判過程中做了許多澄清與確認工作，我們被迫承諾要增加不少機具設備。至於實際購買到時可能獲得的讓利，當初在估價、報價時我們都已經預設、扣減，不太可能再有節省空間。但有一個新的有利因素是，當時機具設備開始電腦化，操作自動化，效率更好，包括鑽孔機堡、出碴機、運碴車、通風設備等。有些原來二流廠牌的機具設備性能，都超越我們投標階段作為估價根據的「名牌」機具性能，SI與業主也不會堅持「名牌」機具較可靠。當然，與30%的短絀相較，這些省下來的錢還只是零頭。

台灣開展海外工程的分水嶺，No More Cheap Brain！ 

    因為這個隧道工程的困難度與複雜性超越了榮工處在台灣與中東曾有的經驗，原來我們規劃大多數工程師、領班，以及技術工人要從台灣派來，但新台幣升值，實在付不起在台薪水兩倍半的國外待遇，所以只好儘量改找當地人。這存在風險，因為馬來西亞的隧道工程不多，就連一般性的大工程，在霹靂州一帶也沒有很多，我們真的不知道能否找到足夠的技術人力。

    現實中，台灣的營建工程經過幾年的沉寂，也有了變化，榮工處那幾年沉重的人事壓力，在大批人員轉往新成立的台北市捷運局、國道新建工程局乃至北宜隧道籌備處服務後，消解了不少。另外，對個人而言，稍早到海外工作三年，幾乎可以在台北郊區買一戶小公寓，然而1987年開始，房價飛漲，金錢遊戲盛行，工程師長久離鄉背井賺的辛苦錢只能買到浴廁；而留在台北的同事公餘玩股票、存金地下投資公司，偶有「戰果」傳到海外，都使得人心浮動。結果是新工作沒有人想去，已經在工地的海外員工都想回台，有些單位主管抱怨，晚上還要陪員工喝酒、唱歌，以安撫他們的情緒，所以在大家沒有出國意願的情況下，海外工程業務很快的萎縮。

    但這個工程我們請了當時參與台灣東部奇萊山水利工程的劉崇倫主任負責籌備，他在小斷面隧道施工方面很有經驗，並能凝聚人心，業主台電甚至要他承諾規劃中的大甲溪天輪發電廠如果開工，一定要回來主持。也因為有他，我們終於能夠在困難中組成一個隊伍。他的副手曾家興，是越南僑生，這個背景，後來在應對業主、當地小包等，都能恰到好處，施工後期也由曾家興接任主任。

索賠團隊的建立─找到福爾摩斯來幫忙

    規劃組長楊光輝從投標階段開始，就負責施工計畫與機具採購，在動員階段，人馬尚未到齊，他沉著面對SI的嚴格合約要求，並且與當地華裔工程師楊炳忠合作擬定索賠計畫，後來終於能夠求償成功，是這工程的關鍵人物。
    大家對索賠（claim）只有概念，沒有實戰經驗，必須要找一位能把想法、事實轉換為論述和證據，且語言上沒有障礙的人，我們找到了一位英國籍的福爾摩斯先生（Mr. Holmes），他剛在馬來西亞開拓索賠方面的事業，我們沒預算，付不起高薪給他，但和他達成協議，只付基本費用，事後分紅；他簽約之前，當然已把相關的文件看了一遍，在有把握下，才會簽約。

遠來的和尚只會罵人─糾正台灣工程師態度

 
一般國際包商到海外工作，最容易犯的錯誤，也是致命的，就是歧視當地人；某些人，常常只因他來自一個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就以為當地員工、廠商什麼都不懂，視之如草芥，動輒對他們吆喝、斥罵，其實只是掩飾自己拿不出專業能力可以服人的心虛。劉崇倫主任雖然沒有海外工程經驗，但他知道營造業是非常本土化的行業，所以當台灣來的員工顯露出這種傲慢時，他一定制止，比如說，我們聘僱當地的工程師，分配住宿，比照台灣工程師，兩人一間房，有的榮工員工居然提出抗議，認為當地工程師只能睡通鋪，劉主任立刻申斥，並告誡他們要秤自己的斤兩；也因如此，當地員工都有向心力，尤其華裔的幾位工程師，不久後就撐起這個工程的半邊天，是榮工處海外工程本土化最成功的例子。

                                                 榮工未全面動員前的臨時辦公室，與當地華裔員工。
　　　　　　　　　　　　　　　　　（照片提供：楊炳忠先生）

「山大王」才能行的施工便道與砂石含銅量標準的爭議

   SI所規劃的施工便道，大致依循「山老鼠」盜伐林木而開出來的現有小徑，坡度、彎度很大，總長91公里，其中32公里鋪級配碎石，有5座便橋、400道涵管尺寸不一，直徑由900mm 到1800mm，其中有90%要和「山老鼠」共用，因此從便道構築開始，我們就常與「山老鼠」發生摩擦。我們必須照SI的設計作出便道，但「山大王」，也就是「山老鼠」搬運原木所用的大馬力卡車，不管道路是施工或保養中，仍照常行駛，造成干擾並破壞路面。後來我們把這工作交給應該也是「圈內人」的當地小包朱先生，所謂「捕快賊出身」，局面果然得到控制。他做了一段時間離開，我們自己的工作團隊接手後，與「山老鼠」們還是能維持共生共存的關係。

    但在某些路段，雨季時泥濘不堪，路基鬆軟，砂石車、預拌混凝土車等都需要用「山大王」來幫忙牽引。有幾次散裝水泥車用「山大王」硬拖，車頭與車身斷成兩截，造成業者拒載，只好改用包裝水泥，一小批、一小批的載上來。此外這個工程工地分散，混凝土運輸車出廠後走崎嶇山路，時間無法控制，載運量也受到限制，品質常出現問題。所以我們就針對便道規劃、設計不當，影響施工，以及無法控制的維修成本，多次寫信給業主向SI索賠，但文來文往都流於各說各話，直到有一天，Sl的覆函回了一句“These slope are designed to collapse”，我們的索賠團隊才鬆了一口氣。

    在審標階段SI的Ken Martin稱我們的拌和場能量不足，應再多設分場，其實是對的。骨材，從山下運上來，翻山越嶺，數量、成本令人頭痛。後來隧道開炸後，我們把隧道挖出來的石料，在洞口打成碎石，作為混凝土骨材，解決了一大半問題。但過了一段時間，SI有一位相當優秀、認真，留學英倫歸國的馬籍工程師，卻對隧道挖出來的石料做了一個簡易檢驗，指出含銅量過高，不適合使用於混凝土。他不管完工日期會因此延宕兩年以上，要求全面停用這種骨材，而且打算把用這類混凝土澆灌的結構物全部敲掉。

    我們一方面抗議契約規範中沒有砂石含銅標準的規定，另一方面把樣品送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做較精密的檢驗；同時命令現場人員架設鑽機，備妥炸藥，隨時要把近完工的大壩炸掉。但就在最後一刻，卻傳來新加坡檢驗含銅量沒有超過容許標準的好消息，於是工程復工，且業主（TNB）同意補償停工損失，就這樣，又度過一個難關。

    事後聽說TNB怕大壩真的炸掉，工程遲延完工與榮工處的相關損失，因是他片面提高品質標準所致，他必須要負責，茲事體大，所以運用一切關係，要求南洋理工學院檢驗一定要過，真相如何，永無人知。但TNB高層曉得他們的利益所在，是工程能順利完工、啟用，其實不會讓不影響品質的瑣細爭議妨礙到工程的進行，這種心理我們是了解的。

求償案件中，工程師與律師扮演的角色

    在投標議價時，業主只准我們用當地生產的炸藥，我們用了一段時日，發現效果不佳，怕是自己的開炸技術有問題，就請澳洲Golder Associates 的 Dr. Hagan 來工地指導。他在工地和我們同仁記錄、分析不同輪進、鑽孔模式、裝藥量下的爆破效果，懷疑是本地炸藥的爆破威力不足，所以要我們說服業主和警察讓我們進口一噸瑞典諾貝爾公司的炸藥來試用。Dr. Hagan並提供了他專利的鑽孔設計，在同樣條件下，慎重的安排兩種炸藥的開炸，比較之下，果然本地炸藥威力的確不足。馬國政府因為訂有保護當地產品的法律，不准許我們進口外國炸藥。福爾摩斯先生就以這個限制與馬國炸藥供應量不能配合工程需要，建立索賠的基礎。在這個工程，這個項目的索賠占了很大的比重。

    因此在往後20幾年，當我接觸到索賠案件，絕不同意找幾個大律師，丟給他們後工程人員就不管的觀念。國際所稱的「契約管理」，為什麼由工程師擔綱，而與法務有區別，以這個例子來說明最清楚。進一步說，有些工程公司老闆不重視契約管理，捨不得付高薪給準備資料，建立求償基礎的工程師；更有甚者，把這些事交給文書作業人員，等到最後階段去找律師時，卻不得不同意付龐大的律師費用。這是錯誤的觀念，但業內大家卻習以為常。能做好「契約管理」的工程師，他的資質應該比得上律師，也應該有相當的報酬，若把這個工作等同於庶務視之，還希望有好的求償成功機會，無異緣木求魚。

德國專業小包的求償

    在這個工程，深達340公尺的豎井，是西德Universale Bau（U Bau）承包，以相當先進的raise boring方式施工，但鑽探報告中所顯示的地質狀況與實際遭遇的，差異很大。豎井的地質比SI鑽探報告顯示的更差，豎井的牆因為背後軟弱地層的鬆動出現了裂縫，必須減縮開炸施工的輪進，增加主結構的鋼筋量，直接成本的計算並不複雜，但展延時間的成本則是以U Bau的成本送出去讓SI審核，SI也以歐洲人的標準作審核。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工程展延管理費用，不論單項或整體合約，都是核算合理的實質開支，但如果用我們台灣所採用，「概括性」破表的「比例法」來審核，不管小包是印度人或歐洲人都拿一樣的補償費用，榮工一定賠大錢。

                                                       340公尺深豎井的橫坑出口
                                                       （照片提供：楊炳忠先生）

　　U Bau對榮工的Claim，我們小心翼翼地應付，除了榮工也相對向業主求償的那一部分，我們與U Bau達成以「背靠背（back to back）」的協議來處理；其他部分我們大致以「共同遲延」，來拒絕或緩和他們那一部分的索賠。這樣的安排，絕不是天衣無縫，我們仍然很擔心。還好對方是德國人，把完工與專業責任擺第一，不會像義大利人或英國人，會利用停工，以解約撤退要脅，提出巨額賠償損失的要求。

　　另一方面，U Bau再怎麼說也是專業小包，在工地沒有派駐契約管理專家，有一個Claim，是我們工地打出來的混凝土細沙，因顆粒過於均勻，造成襯砌混凝土表面抹平困難，發生時間和費用問題。我們工程師做了一個模型（mock up），澆灌混凝土，結果混凝土表面不是他們所聲稱的粗糙。他們派駐工地的幾個德國人，很快的就放棄了這個求償。當然，事隔30年，所有的歐洲廠商都重視契約管理，今天的德國專業小包，包括 U Bau，相信都會把商業利害關係擺在工程專業的前面，不會像1990年代那麼好應付。

地下水、馬共，都是索賠的理由

   地下水在SI鑽探報告根本沒提到，其他的地質資料也多有記載失真之處，因此福爾摩斯先生就從合約誤導（misrepresentation）承商的論述出發，質疑各項訂約單價的準確性，進而準備推翻合約的合法性，大膽的向當地高等法庭申請裁判合約無效，迫使對方坐下來談。老實說，馬來西亞政府還是相對尊重法律，肯面對事實，否則這個工程我們索賠不會有這麼好的績效。

　　我們也不放過小項目：那地區傳說有馬共出沒，所以政府一段時間實施宵禁；炸藥採購、運輸與管制的法規常更改；與鄰近城鎮的通訊未能改善；只要講得出可以影響到我們施工的事件我們都提出來，最後在1994年平安夜那天提出1億5千4百萬馬幣金額的索賠，比合約金額的1億2千萬元馬幣還要多，本來是要走訴訟途徑，後來改為直接談判。我們由沙烏地請來為榮工與美國工兵署（COE）打過幾個索賠案官司的Lewes Knaggy坐到檯面，福爾摩斯先生和榮工處唯一留著的結束小組組長王世恩作為副手，已經離職的合約管理工程師楊炳忠也回來幫忙。

 
                               馬共出沒，工地附近山區實施戒嚴，要有「入山證」，檢查登記，才                                           能放行 （照片提供：楊炳忠先生）


談判到1995年1月8日結束，TNB同意補償榮工8000多萬馬幣，雖然還是虧，但已少虧了許多。聽說TNB這個建議送到馬國財政部長安華（最近出獄，準備兩年後接任首相的前反對黨領袖）的桌上，他猶豫了好幾個月才簽字。

培養「契約管理」人才三要素：資質、工作磨練機會、待遇

    任何工程合約執行過程都會出現衝突，但在國際工程中較能容許爭辯說理，並無一方一定要完全壓制對方的情形。我們遇到的顧問公司或業主高層都有共識，只要是工程能順利進行，品質無虞，不必去維護沒意義的尊嚴，而且會教育基層監工也要有這種以大局為重的概念。當然大多數國際工程中的監造單位在爭議中能持較不偏執的立場，主要原因是業主不會無限上綱的追究設計、監造過程中的決定，在沒有負擔與利害關係之下，會根據專業做判斷做決定。

　　但在我們台灣，縱使載明業主機關已授權由他所委託的監造單位做專業上的決定，機關還是會隨時去推翻監造單位對包商的指示，並檢討任何變更中設計或監造應有的責任，在完工結算後更有審計老大哥可以否定一切，追究到底。所以履約過程中，監造單位或業主對乙方所提出的意見，往往先拒絕再說，對據理力爭的承包商工程師，常視之為「心逆而險，言偽而辯」的少正卯，恨不得誅之而後快。我們許多從海外回來的同事，不知道台灣甲、乙雙方的「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實際上竟是那麼大，不能適應這種運作方式，有些退出行業，有些投奔國際公司，成為「海外浪人」，其實是一種無奈。

　　最近幾年，台灣承包商開始有爭取契約權利的意識後，大家抱怨找不到契約管理（contract administration）的人才，認為這是專業教育不足的問題，甚至責怪學校、政府，不為業界培育人才。但回想30餘年前我們的海外工程，幾個年輕人在極端的壓力之下，迸出火花，然而回到國內，沒有機會再進一步砥礪磨練；反觀同時開始涉入這個專業領域的福爾摩斯先生，從那次與我們合作過後不久，就成為東南亞聞名的索賠專家，雖說有個人出身、際遇的差異，但是台灣社會文化中對訴訟的成見、業主機關的偏執、工程業者「豚蹄穰田，以少祈多」的觀念，如果不改，這個需要一流頭腦的專業領域，是不會有人有興趣投入的。

我們需要一個穩定、合理、規模夠大的國內市場

    這個工程證明了，技術上先進國家能做到的，我們台灣工程師也能做到。在這之前，台灣的大型水力電廠與小斷面長隧道工程，都需要請日本專家來規劃、指導，但我們大膽從日本人手上搶下這個工程，以具多年台灣工地經驗的現場工程師，配合幾位年輕，只有幾年海外工程經驗的規劃、內業工程師擔任，竟能如期如質完工。

　　當然，這也讓我們領悟到，土木營造這個產業，最重要的是「實踐」，專業技術或管理系統要持續進步，團隊就要不斷有工作；昨天你認為是吳下阿蒙的後起國家，同類型的重大工程只要重複施作幾次，不管設計或施工，馬上可以自辦，不久後就能輸出外國，和從前的「老師」競爭。所以我們這些「老海外」，看盡各國工程市場和產業的滄海桑田後都認為，對工程師而言，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個穩定、合理、規模夠大的國內市場，下了培元、固本的工夫，才能去圓「南進」、「西征」的夢吧？

                  　　 （全文完）

選舉、公共工程、太平天國

選舉與公共工程

長久以來，公共工程建設一直演出超支、延宕完工、品質不堪的悲劇，擁有優勢話語權的政治人物，總告訴民眾為這是前此的執政者施政無方，甚至營私舞弊結果所致，而他們和敵對政黨不一樣，有方案、能力，能督導公務員與廠商如期、如質完成大小工程，化一切不可能為可能。

選舉到了，候選人更描繪出公共建設的美好願景，讓鄉親感到有面子，業界以為有大餅可吃，卻沒有人去想前面已經種了什麼因，就結什麼果，長久以來政客奸商把它當提款機的公共工程，不會因社會上、政府裡，有些人下了堅強的決心，前期規劃不當、設計不良、預算不足、發包不順等問題就消失。

但時至今日，仍有許多選民心存良善，認為在「選賢與能」的民主制度下，經由政黨輪替，無論是中央或縣市，終會找到一朝的「聖君明臣」，針對各種時弊通病，包括工程建設的問題，提出為人稱快的解決方案。這種期待，基於民主政治本質應是「匯集個人決定(經由投票)，建構體制內團體，藉由文明的談判、討論，達成集體性的決定」，本是正常，但卻不適用於今日之台灣。

台灣的中央、地方政府與自治團體的選舉，經過多次權力交替，除了能做到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避免動亂外，並沒有達成「公民社會」的理想。選舉現已成為不同政黨、派系，或利益團體爭奪職務、名銜、公有資源、影響力的超限戰爭。為求勝選，利害相關者必須投入龐大的金錢與資源，動用各種手段。他們的串連、結合，漸有幫派聚義，共贏天下的味道，那輪得到正人君子服務公眾，實踐自我？常聽到的藍綠紅白政客互勉的「進廚房就不要怕熱」，只證明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群眾與太平天國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大致與經濟環境激烈變動的時代重疊，或也因此，政治這一行業吸引許多原本應可在產業發展的幹才。他們與周邊的依附者，到了後來，事業成敗，甚至家庭生計都要與選舉結果畫上等號，對他們來說，如果失去未來幾年對公部門資源分配與權力運作的掌握，就要陷於愁雲慘霧。所以長期在野的魯蛇們，一旦取得政權，就會像歷史上饑腸轆轆的起義農民軍，攻破大城後，只想劫掠一切，失去舉事時的「初衷」；反過來說，捲土重來的「官軍」，也不會秋毫無犯，廉潔自持。

因為成王敗寇的殘酷現實，台灣這幾年中央與地方選舉團隊的山寨本質日漸嚴重，過去幾年，有些想保持「初衷」的當選人想抵抗這種幾無下限的分贓制度，但聚義廳裡七嘴八舌批評他「不接地氣」或「不夠謙卑」的壓力，總讓未坐實金鑾殿的寨主，無法抵擋。於是「不貪不瀆，一切為公」的競選誓言，終如洪秀全起兵時「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的口號，進了南京城即成笑話。


攫奪與尋租

21世紀的台灣有「文明」、「法律」、「輿論」，與多少還存在的「議會」權力制衡關係，當然不能容許各級選戰的勝利者，像太平天國諸王侯，到了江南魚米之鄉一樣的燒殺劫掠。但這些聰明的競選功臣了解他們經驗過的選舉，是用一切手段，推倒敵對陣營，奪取政權，是具你死我活革命本質的，所以在拚「個人經濟」上，是不會文質彬彬，溫良恭讓的。而現代經濟制度複雜，運作上的空間，足夠掌權者與他們的黨羽、追隨者在「攫奪」(grabbing)、「尋租」(rent-seeking)或種種的勾串行為上，發揮想像力，走在刀鋒邊緣，亦所不惜。

政治上「攫奪」的現象包括任命競選功臣的職位，破壞精英管理制度；或以可議的行政裁量，曲解的法令，讓某些人拿了比他應該拿的還要多的東西，犧牲了另一部分人或國家的利益。「攫奪」不一定非法，或等同於貪汙，但因它違反社會的常規，為人厭惡，影響民心。最嚴重的是「攫奪」往往為特定個人或團體的「尋租」活動鋪路，造成地方、國家後續更重大的損失，如在公共工程上要藉著 「有利標」等作怪，一定要先把「自己人」放到關鍵位置，不管他經驗、資歷或外界評價如何，先掌握預算、投標資格與評審辦法在說。

「尋租」的「租」在現代是指企業或個人透過政治奉獻，如捐款或助選等利益交換而獲得特權或優待。我們常見的，如金融保險業陳情放寬各項營業限制、房地產業爭取購屋利息補貼，地主要求在都市計畫調整土地使用區分、營建業者希望在公共工程最有利標的競爭中能獲業主的青睞等，都是非生產性的「尋租」行為。「尋租」過程中所爭取的「尋租」市場愈大，代表這個經濟環境會被不公正壟斷的事物較多，認真說來，「尋租」現象對國際民生的影響較赤裸裸的貪污、濫權、侵占或詐欺公款等更為可怕，可嘆的是台灣人民與官員在這方面的認識不足，有時還在為各式的「尋租」行為搖旗吶喊。

公共工程成為「尋租者」的最愛？

工程合約是公私業主「尋租」、「納賄」、「洗錢」的最愛。因工程合約金額龐大，工作項目繁雜、具多樣性，承包廠商執行工作實際上會有很多下包，如果有特別的支出，可以分配給行業性質不同的眾多次承攬廠商，讓他們幫忙承擔風險。原來在縣市政府的層次，土地使用區分與重劃曾是地方人士最大利益來源，但房地產經過幾十年的高潮迭起，現在已無變化空間了。而公共工程，從人行道、路平、水利、防災，直到大型公共建築、捷運等，需求上能推陳出新，「永續經營」的可能性高，反而成為大小「尋租者」的最愛。

如果沒有特殊的安排，營建產業遵守公平競爭規則，拿工程必須殺價，並接受不利的履約條件。我們借用「教父」小說裡，教父柯里昂的想法來說明承包商為什麼不想競爭：像所有聰明的生意人一樣，他知道自由競爭徒具破壞性，獨佔卻是有效率的；所以他就想辦法去贏得有效率的獨佔。顯然，大多數的公共工程承包業者都和教父一樣，對與政客合作，成為「尋租」集團的成員是欲拒還迎的。

所以與大多數人的期望相反，公共工程不會因民主化與技術、管理的複雜化而能回歸專業，反而因為人性的因素成為政客與其鷹犬「尋租」的目標。

民主與貪汙

在一般人的想像，民主程度高的國家，一而再的選舉會淘汰有貪汙劣跡的民選官吏或民意代表，但事實不必然是這樣。有政治學者對二次大戰後義大利國會議員做統計，發現曾遭貪汙起訴的議員有51%的機會連選連任，與清白議員的58%相差不多，對日本與其他國家議員的調查，也有同樣的結論。這說明了人緣好、不誠實的政治人物，有時比誠實、但人緣差的還受歡迎。在台灣也有許多例子，為什麼呢，也許大家不去注意這些政治人物犯案的詳細情形？但也可能是台灣選民「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成見，認為選別人也是一樣會。而讓人悲哀的是，有不正當收入的政治人物，可能較有本錢打選戰，選上的機會反而比清白的對手還要高。

貪汙模式的進化也是造成貪污無法禁絕的原因。最基本的貪汙模式是掌權者授意其鷹犬去需索，掌權力者只要能控制住體制內應該負責肅貪的機關，不讓他們揭發貪汙的行為，能維持他的權威與發號司令的地位。這種主從合作關係的貪汙模式(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造成的社會衝突是垂直的、單純的，大致存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

但隨著政治、商業與司法關係的複雜化，如在台灣，選舉成為權力分配的決定性機制，民選官吏與民意代表多少要受到制約，因此在「攫奪」或「尋租」過程中，需依賴做為代理者的組織、協調與整合，漸漸地代理人就成為貪汙行為的主導者，顛倒了主從關係。這種情形造成的衝突是水平、多元的，往往存在於社會間不同的利益團體，相互競爭的「尋租」企業或行業間，為了避免衝突，大家必須建立默契，據之運作。這種變化，反而使貪汙成為政經制度的一部分(institutionalized)，無法因民主化時間夠長而根絕。

令人悲哀的是當我們慶幸因為民主的深化，沒有絕對的權力可以庇護貪瀆行為時，貪汙的風險與成本變得更高，政治團體在「入不敷出」的壓力下，卻去擴大他們「攫奪」與「尋租」的範圍，如創造更多的官辦事業，更深入干涉政府部門或公營事業的運作。在公共工程，我們已經看到扮演這種代理人角色的廠商，影響力更加擴大，不論在中央或地方，或是兩黨間，都受歡迎，讓我們專業者有哭笑不得的絕望感覺。

不要哭，不要笑，但是要理解

工程產業許多有心人，總認為選前選後，會是政黨或當選人最謙卑的時候，要請他們聆聽工程師的聲音，但大家忽略了21世紀民主政治其實是文明化的暴民政治，只是戰鬥的武器由刀劍變成宣傳，取贓分紅的手段由劫掠、強徵變為攫奪、尋租，少了殺人放火，但對社會的破壞仍是一樣的。機關的行政，公、私公司的經營，專業要讓位給政治考量，大家打拼半輩子的成果在政治大環境成為政客、掮客，官僚的俎上肉，他們不會聽你的。可憐我們工程師與社會善良的中產階級一樣，還是傻傻地認為自己是站在邏輯對的一方，直到有人「歸碗捧走」，才會問為什麼！

與列寧共同領導俄國大革命的托洛斯基與史大林權力鬥爭失敗，被迫流亡國外，留在蘇聯信仰他主張的黨人被史大林屠殺幾盡，好幾次同志被殺的噩耗傳來，追隨他的信徒悲傷痛哭之餘，問他為什麼，難道我們錯了嗎？這時托洛斯基總是回答「不要哭，不要笑，但是要理解」，這句話是17世紀因堅持真理，被逐出教會，貧困孤單的荷蘭哲學家史賓諾沙在困頓中所說的話。在絕望中，理解是最好的武器，這是托洛斯基回答的原意。

所以我告訴我們工程界的朋友，台灣看來充滿生氣的民主政治，不但無法讓我們工程師可以期待，未來幾年還會拖著我們工程產業向下沉淪。所以這是個悲哀的時刻，我們為專業打拼，曾經哭過，曾經笑過，但現在開始，就是要去理解，只要記得你曾經守住你應該守的，走過應該走的路，絕望就不是那麼可怕。

李友邦將軍228庇護家父高兩貴，被軍統特務檢舉上報

賣給舊書攤的警總公文

幾年前，有個舊書攤老闆從廢紙商買來一大批舊公文，原來是警備總司令部賣出來的，找人鑑定的結果竟是228到白色恐怖時期的資料，馬上就有中國和香港人要來買，他開價一千萬，最後中研院出面，翁啟惠院長特別為這編了450萬台幣的特別預算，情商書商讓渡，然後讓台灣史研究所扒梳，這幾篇是最重要的發現。我看到這個消息以後，寫信給許雪姬老師，補充一些我從小由家父那邊聽來的資料。許老師也找我們做家父的口述歷史，現在差不多了，人生也感到輕鬆一些。

1947年軍統局王孝順致電特務頭子林頂立，報告三青團高兩貴參與事變及藏匿情形

                             1947年軍統局張秉承檢舉李友邦先生包庇高兩貴之簽呈

可怕的二二八事變：

1947年3月家父高兩貴遭國民黨特務指為「發表激烈言論，煽動暴動， 兼任人民大隊副總隊長為青年暴動領導者共黨主要幹部」，受到追緝，幸李友邦先生在這一段短時間，還有權力(四月底他被抓到南京)，指示王成章(後來的警務處長)與彭德先生(後來的台北市黨部主委)搭救，我爸爸在他們的安排下，趁著蔣介石四月公布較大範圍允許辦理自首後，向警總保安處付了幾條黃金後，終於得救。但李友邦先生那時候也被帶往南京拘禁，幸有其夫人嚴秀峰女士飛往南京，歷盡艱苦，由蔣經國同意，方才釋放返台，倖免於難。

光復時三民主義和國語本來是台灣人嚮往學習的目標，因此台籍黃埔二期將領，李友邦先生回到台灣，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地方熱心人士、青年爭相加入，李先生重用的助手如張克敏(後改名士德，黃埔四期)，也是親和力十足，能與大家打成一片，因此組織發展很快，種下了為其他黨政軍情治單位嫉恨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有些人靠攏陳儀，主張對台灣人要把他們上刀山，下油鍋，才知所懼怕(如後來奪得某銀行總經理，號稱是陳儀義子的劉某)。外來勢力的競逐，尤其是情治機關急著佔據台灣這新的地盤，重用無恆產，少知識的流民，加上經濟管制與商業習慣改變的衝擊，加劇了中上階級的焦慮，讓他們拋棄了淳樸、和善、厚道，這些他們認為會拖慢他們生存能力的美德，不信任與對立不只存在於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也見於本省人之間。

所以228的爆發，會有這麼嚴重的處決與鎮壓行動，也有所謂「半山」的因素，這些人很多是戰爭後期到中國依附著日軍，做些翻譯、供應或小生意的台灣人，很自然的成為中國各類情治單位的馬前卒，他們作為抓人劫財的帶路人，對他們早就看不慣的仕紳階級、知識分子痛下毒手，所以會有那麼高比例的醫師、教授、律師等菁英被處決。

但另一種「半山」，如李友邦、鍾浩東(基隆中學校長，蔣渭水女兒蔣碧玉夫婿，也是被槍斃)等先生，當初赴大陸都是懷著理想去的，抗日、反日是很直接的原因，但是布爾雪維克革命後成長的他們，對社會主義有憧憬，對人性有期待，是他們基本的修養。他們對個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並不計較，當混入革命隊伍的投機者放棄了改革，追求財產與安逸，他們就成了眼中釘，逃不掉被鬥爭，清算的命運；就像布爾雪維克革命中主張不斷革命論的托洛斯基派，很容易地被想要休息的史大林「一國社會主義派」清除。李先生他們像不像共黨，是不是共黨，就國民黨的升官發財派來說，他們早有定見，只是什麼時候找到機會的問題。

台灣版的辛德勒名單–但在獨裁殘酷政權下救人有罪！

李將軍後來任陳誠副手，為 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更無條件釋放數百位因228被捕，判刑5年以下人犯；並個案審查具保釋放或減刑被判5年以上人犯，救人無數，但其因嚴格監督日產接收，並兼數個重要職務，或因斷人財路遭忌，而於1951年11月遭當局逮捕，隔年4月槍斃，判決書數天後才補，那時李將軍長女效群女士才小學五年級，媽媽又被關到她大學畢業後才放出來，不知她怎麼熬過來的？

2018年10月，效群女士自美返台，與夫婿張伯誠先生因fb奇緣，找到本人高銘堂與吾大哥高何謙在福華飯店見面，高家後代向李家後代致謝當年義助救命之恩，並祈願台灣再也不現當年228、白色恐怖，任意殺害囚禁無辜等情事。

李友邦先生長女李效群女士(右三，台大外文1963年畢業)，其夫婿張伯誠先生(右二，台大土木系1963年畢業)，他們女公子(右一)。筆者湊巧為台大土木系1975年畢業，是伯誠先生小學弟。左二家兄高何謙。


效群女士與伯誠先生表示李家後代只要真相，不記恨，他們母親嚴秀峰女士被關了15年出來，更說服幾百位族人，把蘆洲李氏古宅捐出來，作為紀念館，見證這兩百餘年充滿血淚與活力的台灣歷史。


李先生救人無數的感人故事，在今日台灣卻很少人知道，所以筆者請大家告訴大家，尤其是對年輕人，讓他們知道曾經有一個世代，認為世界上有比他們美好生命與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東西，值得去追求的。

酷烈的馬來西亞合豐水力電廠工程競標與履約（上）

 (原載2018年9月份第428期「營建知訊」電子雜誌)

高銘堂　前榮工處海外部估價組組長

        前泛亞工程公司總經理

馬哈迪醫生與俞國華院長

　　1981年馬哈迪醫生就任馬來西亞首相，提出有名的「東望（Look East）」政策，希望在經濟建設上學日本、南韓和台灣，不再奉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為圭臬。他在一次飛東京的旅行中，刻意在桃園機場停留一個多鐘頭，與我國行政院俞國華院長會面，相談甚歡，從此兩國的交往漸漸正常化，台灣人到馬國投資、觀光，入境不再受到限制，榮工處就在1983年標得南北高速公路1A標，也就是鄰泰國邊境Alor Star到Gurun這一段，合約金額約一億美金。

       因為雙方實質關係良好，榮工處接著又簽了一個執政黨「巫統」中央黨部大樓的建築案，但他們的黨財務有些困難，無法開工。同樣的，南北高速公路發包中的案子也暫停，其中有個2A/2B標，在1A標的隔壁，大家都希望能拿到，讓大批人員和機具可以留下來，繼續在這個國家發展。眼看1A標進度越來越快，南北高速公路恢復招標遙遙無期，榮工吉隆坡辦事處一再努力，請教馬國公共工程部高層，他們建議我們考慮接受以原油作價，給付工程款。在台灣這邊，榮工處嚴孝章處長請中油支持，得到首肯後，我們就接觸他們國營石油公司（Petronas）討論這個方案的可行性。

屢試不成的換油協定

　　1985年4月和5月，我到吉隆坡兩次，與辦事處王恩修主任一起到Petronas談「換油」協定，但他們在油價上反覆，又常提出一些如提貨程序或數量調整的細節，雖然公共工程部屢次介入，幫忙協調，但Petronas的本位主義讓談判很難有進展。我們不想撤出馬來西亞，所以在「換油」的那段時間，有標就投，但市場競爭太激烈了，好像全世界的包商都擠到馬來西亞一樣，一個在霹靂州，2千多萬美金的懸臂橋，有四、五十家投標，我們殺到見骨，只列名第九，仍高於最低標的日本大成20%。其他如怡保的收費公路、沙巴的幹線道路、巴生港的碼頭工程，都無法殺出重圍。甚至我們也試過和國內工程顧問公司一起接規劃案，如以東海岸關丹作為起點的東西向鐵路，但都無功而退。

手無弓箭，欲射雙鵰─同時投印尼、馬來西亞水力發電廠

　　到了10月下旬馬來西亞國營電力公司（TNB）有個資金來源是亞洲開發銀行的合豐（Sungai Piah）廠工程要招標，這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水力發電廠，內容包括：

Ø  上游橫坑隧道：斷面積約30平方米，長200米

Ø  上游引水隧道：斷面積約13平方米，長3000米

Ø  豎井：直徑2.4米，深240米

Ø  Penstock 壓力鋼管隧道：斷面積約7.5平方米，長2000米

Ø  地面發電廠：1座

Ø  下游引水隧道：斷面積約10.5平方米，長13500米

Ø  豎井：直徑3.4米，深340米

Ø  地下電廠：1座

Ø  電廠通道：斷面積約30平方米，長1000米

Ø  尾水隧道：斷面積約12.4平方米，長3400米

Ø  其他小型攔水壩、淺豎井：7座

Ø  施工便道：長60公里

　　離投標時間只剩3個月，要完成這麼複雜的工程規劃與估價是一件大工作；無獨有偶的是同一個禮拜，印尼蘇拉威西省的Bakaru水力電廠也宣布招標，規模、內容都差不多，兩組標單同時寄到台北，處長、副處長都交代這兩個工程關係到兩個工區的存續，一定要得標。我們組裡，剛送出新加坡捷運405標，必須協助新加坡辦事處合約談判工作，另外也幫忙約旦辦事處投埃及Rosseta海岸保護工程；其他進行的標有印度的運河工程、與比利時Dredging International合作的新加坡填海造地、泰國石化廠、巴布紐幾內亞的水庫，在電腦還不能幫上大忙的時代，三十幾個人，有一半的人天天在加班。

軍情告急，有請老帥

　　我們向當時國內的幾個隧道工程單位求援，但最後只有明湖施工處提供若干施工數據與資料。老實說，因有英文的問題，而且那時台灣幾個重要的水利工程都是由我們這一標的對手，鹿島、熊谷幫忙規劃的，要國內工地幫忙備標，真的有困難。正一籌莫展時，剛完成高雄過港隧道的周賢塗副總工程司，調回台北總處，我們趕快找他指導，他立刻答應，讓我們放心不少。他是台灣隧道施工第一高手，從桂山電廠、萬大水庫、曾文水庫隧道、北迴鐵路，過港隧道等台電與榮工的大工程，都是他主持的。我本來以為老先生對新的事物，如剛剛引進台灣的新奧工法等會較生疏，但幾次請教後，卻發現他在觀念與細節上，竟比現在第一線的晚輩都要深入。這也讓我們悟到，不管時代如何推進，環境如何變遷，各專業領域中領先同儕者，反而比謹守本分、聽人號令的年輕同仁更能接受新事物。

　　合豐電廠的發電設備是TNB用棕櫚油，以「貨貨相易 （barter）」的方式和印度廠商簽約。設計監造則是由加拿大的Shawinigan負責，但TNB仍有某種程度的參與。前期的整地、水利設施、雜項工程是由日本的佐藤工業承包，他們與Shawinigan的人處得很好，在本標中頗有志在必得的氣勢，但通過資格審查的國際與馬來西亞公司卻有30餘家，鹿死誰手，猶未可知。

圖說與工地實況的差異：便道與地質

    工地勘查在11月舉行，我請剛剛從約旦工區調回國內的楊光輝、留美學成甫加入榮工處的夏以誠，以及有多年經驗的測量高手姚廣麟前往。行前大家交換一個月來鑽研圖說的心得，首先，我們注意到這是長條形工區，又是地勢險惡的高山叢林，便道對施工十分關鍵，但在圖說上呈現的是它常突兀的穿過密集、彎曲的等高線，以此度之，總長60公里的現有便道狀況應不會太好，但合約中卻規定承包商只須負責將它的狀況維持在投標時的狀態，所以我們推想如果要承包商改善便道至可以利用來進行施工的程度，那投入的成本應該是業主要負擔的。

    其次，甲方提供的鑽探報告沒有顯現出有地下水，因此就無法去估算却水、降水的成本；同理，既然無水，鑽炸開挖作業與炸藥的選擇，成本與效率的推算，就不用考慮會受到水的干擾。另外，鑽探報告中顯示隧道部分岩石是略為風化或未風化的粗顆粒花崗岩，石英含量非常高；地下電廠以雲母片岩為主，石英含量更高，有時超過90%。綜合來說，無論是隧道、地下電廠、豎井，岩石狀況都很好，也沒有水的變數，所以我們就決定以此作為進度排程以及估價的根據。

           他們三位回來後報告，工地勘查時下大雨，廠商的十幾部四輪傳動車都陷在泥濘間，動彈不得，只好請當地伐木卡車用鋼索把大家拉到安全區域。憑這個事實，我們確認現有便道必須改善，包商才能賴以施工，但依合約規定這不是承包商的責任，所以這方面我們真的沒必要放大錢。另外在介紹地質狀況時，Shawinigan的地質專家仍然按照招標圖說的寫法去詮釋工地的地質，大家看到的鑽心樣本也非常「漂亮」（後來我們才知道當地的取樣小包在專業和工作態度上是很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就安心的以推定的理想狀況來定施工計畫，估算成本。

謀定而後動；或先射箭，再畫靶？

    但我們整理榮工國內各個隧道工區提供的技術與成本數據，與預算比對，發現如果要得標，標價要減到比合理成本低30%以上；在印尼的Bakaru 標案，也有同樣的情形。這個結論反映上去，處長、副處長還是要我們想辦法投到最低標，要求兩個工程都要拿到。

    所以經周賢塗副總工拍板定案，我們建立了以下的估算原則：1. 在較小斷面積（15平方米以下）隧道的輪進（每輪的鑽炸開挖深度），最少用1.2 米計算（國內一般用0.6~1米），這樣子進度較快、成本低、而且減少工作面。2. 便道維護，如上所說，只放100萬美元。3.所有準備要從國內工區調到這裡的機械與設備，使用5年以上的，殘值一律不算。4.需要添置的隧道施工機械設備，只要性能與品質經評估後可用，如通風距離必須達8.5公里的通風機等，就用非「名牌」廠商的報價。5. 重要工作項目的「訂價（pricing）」，參考合約與規範中的丈量與計價規定，求償與索賠的可能性等，大膽調整；一般來說，這有些風險，但在這個標案以結果而論，運用得還不錯。

與日本軍團的對抗

    投標日期是1985年元月30日，有15家廠商參加，2月6日開標，我們的1億861萬馬幣，折合美金約4400萬美金是最低標；次低標是日本的間組（Hazama Gumi），1億1350萬馬幣；來勢洶洶的佐藤工業第3標，1億1435萬馬幣；前田與熊谷是第4與第5低標，標價分別為1億1640萬馬幣與1億1680萬馬幣。至於第6位的義大利Selmer Sande 標價幾乎到了1億3000萬馬幣。

    我們也知道下個階段勢必遭到日本廠商的圍攻，尤其佐藤工業因進行中的合約表現甚好，業主及設計監造的Shawinigan相當信任他們，後者派在工地的經理Mr. Ken Martin更是日本人的鐵粉，一開始就表現出不友善的態度。但本工程是以隧道開挖為主，Martin 在隧道上的資歷不足，業主拒絕他出任專案經理，Shawinigan只好徵召已經退休的副總經理John Russ出任，業主方才同意。

加拿大人的內戰

    Russ在1986年2月中從加拿大出發赴馬來西亞，中間在台北停留，因他認為這個工程可能會是榮工處承接，想先認識我們。他告訴我退休後還會接受這個任命，部分原因是他從前沒有機會到東方工作、長住。完成例行簡報等公事後，我到他旅館的酒吧喝酒，開始聊他最有興趣的部分─文化。他對中國文字很好奇，我們從象形、會意單字開始，一直談到句子、文章及詩詞，他若有所悟之餘也介紹他們的詩歌，幸好那時我還記得一些大一英文課程中，華茲渥斯、布萊克、但尼遜等的詩作，還能和他聊一些。老先生完全沒有時差的樣子，一直聊到很晚，道別時還告訴我，你們是好公司，隧道施工若有問題，你們的人儘管問我就是，don’t worry。很多西方人，天性彪悍，與人爭鬥一生，但到老時，會顯出俠心佛性，尤其是對年輕人，當年有幸我遇到了幾位，像John Russ就是這樣的一位。

    後來的幾個禮拜，Ken Martin在內部審核投標商施工方案時，認為榮工處的施工方法落伍，設備老舊，應直接將榮工處的標書評為不合格，不需再按規定進行下一階段的技術標審查。但John Russ反對，堅持應該按照規定的流程進行下一階段的審查，據TNB派至本案的專案經理Zhong-Chen Chen事後透露，他們兩人因各持己見竟至在會議中動武。Russ是一位清瘦的老者，Martin是粗壯的中年人，但聽說Russ在打鬥中並沒有居下風，這是我們最感到欣慰的。

挺過技術標審查

    Zhong Chen Chen， John Russ及地質專家Michael Mayens等一行3人，在3月份來台做廠商稽查及技術標的初審。海外部主任陳豫副處長不在國內，由現為執行副處長的前海外部主任張溥基來主答，他知道有人嫌我們機械設備老舊，一開始就表示，為了保證如期完工，我們承諾所有主要的隧道開挖機械及設備都改為全新的，舊機械及設備如果運到工地，只做為備用。John Russ非常讚賞張副處長的魄力，表示他個人已經可以接受榮工技術上合格，但這次的會議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審查會稍後會在馬來西亞舉行，並提醒我們Martin對混凝土施工非常內行，而我們計畫使用的混凝土廠是舊設備，將成為攻擊的重點。事實上這個工程要用的混凝土數量不多，而且計畫使用的兩個混凝土廠只使用了3年，狀況良好，實在不需更新。

    審查的日子訂在1986年 4月7日， 因這個工程還有7個小型攔水壩，我們特別請了榮工處的總工程司汪燮之，前翡翠水庫的主任，在旁壓陣，我本人擔任主答，施工方案及細節則由楊光輝負責回答。業主方面由電力公司的 Fong總工程師主持，Michael Mayens 提問隧道方面的問題，Ken Martin提問結構。整個過程還算平和，除了Martin一直問混凝土拌和廠的細節，想以此證明我們規劃的混凝土廠產量不足。過程中不知是故意還是無心，Martin用口音濃厚，速度很快的英文，讓人很難聽懂他的問題，楊光輝有禮貌地請他用比較慢一點、口語化的詞語，前後4、5次，他還不怎麼合作。最後Mr. Fong 很不客氣的要求Martin必須使用承包商聽得懂的詞語及速度，否則就要更換詢問人，楊光輝才能從容地介紹混凝土廠的產能，並說明其一定可符合進度的要求。就這樣，技術審查通過，對手們無法再挑剔我們的施工能力了。

工程師用心，施工效率提升，賺不回匯率變化損失的零頭！

    但國際營建工程的損益成敗，有更大一部分決定在匯率。1985年9月美、英、德、法、日五大國財政部長，召開廣場會議，達成讓美元貶值的協議（Plaza Accord）。領標時台幣對美金的匯率是39.72，投標時是39.36，但到1987年5月1日開工時是33.0，然後台幣穩定升值，1988年時是28.70，1989年工程進入高峰時是25.95。我們工程款有七成是美元，三成是比美金更弱勢的馬幣，損失很大。日本人的情形更糟，日圓在領標時對美元是215.27；投標時是193.22；1987年5月1日開工時是139.51，如果日本人得標，領到的大部分是美金或更弱勢的馬幣，但對人員或機具設備的卻要付出日圓，損失會比我們多。

    但日本人面對不利的匯率變化，仍不想放棄，技術上既然無法逼退榮工，前面2、3、4名都持續的向TNB提出各式各樣的商業選擇業方案（alternative），都是變相的減價，讓我們覺得芒刺在背。佐藤工業最後又提以9折價錢，以總價，而不是實作實算的承攬方式，幾乎讓TNB動心。我們絞盡腦汁，提出正式反駁：1. 如果實際數量低於9折，業主付的更多，佐藤的選擇方案無意義；2. 如果實際數量高於9折，那這個商業選案到開標後才提出來，按照亞銀的投標規則，是所謂的一標兩價（dual prices），應被取消資格。TNB的法律顧問接受了這個意見，保住了我們的機會。

與印尼標案，花開並蒂，但卻笑不出來

    1987年2月13日周副總工程司和我到雅加達為印尼業主作Bakaru隧道的技術簡報與答詢，終能擊退日本廠商指控我們能力、經驗不足的攻擊；2月18日轉往吉隆坡與TNB作簽約前最後的談判。他們因財政方面的困難，要求延長施作時間19個月，但接受我們1200萬馬幣的報價，作為財務與工程展延管理費的補償，簽約金額調整為1億2000萬馬幣。經過一年，原來標價1億861萬馬幣，本來相當於台幣17億3300萬元，後來台幣匯率33元對1美元，已減為14億4667萬元。1989年工程全面開工時，台幣更升值為26元對1美元，標價只值約11億4000萬元，匯率殺人，厲害如此，也只有榮工處這樣有國家作後盾的機構承受得了。

簽約前就開始準備的索賠作業

    還好我們幾個優秀的年輕人，持續投標時的布局與概念，自開工就在合約管理上下工夫，7年後結算時提出了包括對便道、地質、宵禁、限用馬國產品、與機電介面等理由，價值1億5400萬馬幣的求償，經過辛苦談判，獲得約8000萬馬幣的補償，彌補了不少匯率與其他不利條件的損失，讓本來會大賠的工程，改善了很多，求償的細節在下一篇介紹本工程的履約經過時會提到。

    至於大家所期待後面幾百公里的南北高速公路，卻因「巫統」自己成立了一家公司，United Engineering，以BOT方式把所有尚未發包工程鯨吞入腹，讓榮工處「但取一瓢飲」的謙卑希望幻滅。發展中國家政經形勢的詭譎多變，影響公共工程承接與施作，由此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