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公共工程、太平天國

選舉與公共工程

長久以來，公共工程建設一直演出超支、延宕完工、品質不堪的悲劇，擁有優勢話語權的政治人物，總告訴民眾為這是前此的執政者施政無方，甚至營私舞弊結果所致，而他們和敵對政黨不一樣，有方案、能力，能督導公務員與廠商如期、如質完成大小工程，化一切不可能為可能。

選舉到了，候選人更描繪出公共建設的美好願景，讓鄉親感到有面子，業界以為有大餅可吃，卻沒有人去想前面已經種了什麼因，就結什麼果，長久以來政客奸商把它當提款機的公共工程，不會因社會上、政府裡，有些人下了堅強的決心，前期規劃不當、設計不良、預算不足、發包不順等問題就消失。

但時至今日，仍有許多選民心存良善，認為在「選賢與能」的民主制度下，經由政黨輪替，無論是中央或縣市，終會找到一朝的「聖君明臣」，針對各種時弊通病，包括工程建設的問題，提出為人稱快的解決方案。這種期待，基於民主政治本質應是「匯集個人決定(經由投票)，建構體制內團體，藉由文明的談判、討論，達成集體性的決定」，本是正常，但卻不適用於今日之台灣。

台灣的中央、地方政府與自治團體的選舉，經過多次權力交替，除了能做到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避免動亂外，並沒有達成「公民社會」的理想。選舉現已成為不同政黨、派系，或利益團體爭奪職務、名銜、公有資源、影響力的超限戰爭。為求勝選，利害相關者必須投入龐大的金錢與資源，動用各種手段。他們的串連、結合，漸有幫派聚義，共贏天下的味道，那輪得到正人君子服務公眾，實踐自我？常聽到的藍綠紅白政客互勉的「進廚房就不要怕熱」，只證明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群眾與太平天國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大致與經濟環境激烈變動的時代重疊，或也因此，政治這一行業吸引許多原本應可在產業發展的幹才。他們與周邊的依附者，到了後來，事業成敗，甚至家庭生計都要與選舉結果畫上等號，對他們來說，如果失去未來幾年對公部門資源分配與權力運作的掌握，就要陷於愁雲慘霧。所以長期在野的魯蛇們，一旦取得政權，就會像歷史上饑腸轆轆的起義農民軍，攻破大城後，只想劫掠一切，失去舉事時的「初衷」；反過來說，捲土重來的「官軍」，也不會秋毫無犯，廉潔自持。

因為成王敗寇的殘酷現實，台灣這幾年中央與地方選舉團隊的山寨本質日漸嚴重，過去幾年，有些想保持「初衷」的當選人想抵抗這種幾無下限的分贓制度，但聚義廳裡七嘴八舌批評他「不接地氣」或「不夠謙卑」的壓力，總讓未坐實金鑾殿的寨主，無法抵擋。於是「不貪不瀆，一切為公」的競選誓言，終如洪秀全起兵時「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的口號，進了南京城即成笑話。


攫奪與尋租

21世紀的台灣有「文明」、「法律」、「輿論」，與多少還存在的「議會」權力制衡關係，當然不能容許各級選戰的勝利者，像太平天國諸王侯，到了江南魚米之鄉一樣的燒殺劫掠。但這些聰明的競選功臣了解他們經驗過的選舉，是用一切手段，推倒敵對陣營，奪取政權，是具你死我活革命本質的，所以在拚「個人經濟」上，是不會文質彬彬，溫良恭讓的。而現代經濟制度複雜，運作上的空間，足夠掌權者與他們的黨羽、追隨者在「攫奪」(grabbing)、「尋租」(rent-seeking)或種種的勾串行為上，發揮想像力，走在刀鋒邊緣，亦所不惜。

政治上「攫奪」的現象包括任命競選功臣的職位，破壞精英管理制度；或以可議的行政裁量，曲解的法令，讓某些人拿了比他應該拿的還要多的東西，犧牲了另一部分人或國家的利益。「攫奪」不一定非法，或等同於貪汙，但因它違反社會的常規，為人厭惡，影響民心。最嚴重的是「攫奪」往往為特定個人或團體的「尋租」活動鋪路，造成地方、國家後續更重大的損失，如在公共工程上要藉著 「有利標」等作怪，一定要先把「自己人」放到關鍵位置，不管他經驗、資歷或外界評價如何，先掌握預算、投標資格與評審辦法在說。

「尋租」的「租」在現代是指企業或個人透過政治奉獻，如捐款或助選等利益交換而獲得特權或優待。我們常見的，如金融保險業陳情放寬各項營業限制、房地產業爭取購屋利息補貼，地主要求在都市計畫調整土地使用區分、營建業者希望在公共工程最有利標的競爭中能獲業主的青睞等，都是非生產性的「尋租」行為。「尋租」過程中所爭取的「尋租」市場愈大，代表這個經濟環境會被不公正壟斷的事物較多，認真說來，「尋租」現象對國際民生的影響較赤裸裸的貪污、濫權、侵占或詐欺公款等更為可怕，可嘆的是台灣人民與官員在這方面的認識不足，有時還在為各式的「尋租」行為搖旗吶喊。

公共工程成為「尋租者」的最愛？

工程合約是公私業主「尋租」、「納賄」、「洗錢」的最愛。因工程合約金額龐大，工作項目繁雜、具多樣性，承包廠商執行工作實際上會有很多下包，如果有特別的支出，可以分配給行業性質不同的眾多次承攬廠商，讓他們幫忙承擔風險。原來在縣市政府的層次，土地使用區分與重劃曾是地方人士最大利益來源，但房地產經過幾十年的高潮迭起，現在已無變化空間了。而公共工程，從人行道、路平、水利、防災，直到大型公共建築、捷運等，需求上能推陳出新，「永續經營」的可能性高，反而成為大小「尋租者」的最愛。

如果沒有特殊的安排，營建產業遵守公平競爭規則，拿工程必須殺價，並接受不利的履約條件。我們借用「教父」小說裡，教父柯里昂的想法來說明承包商為什麼不想競爭：像所有聰明的生意人一樣，他知道自由競爭徒具破壞性，獨佔卻是有效率的；所以他就想辦法去贏得有效率的獨佔。顯然，大多數的公共工程承包業者都和教父一樣，對與政客合作，成為「尋租」集團的成員是欲拒還迎的。

所以與大多數人的期望相反，公共工程不會因民主化與技術、管理的複雜化而能回歸專業，反而因為人性的因素成為政客與其鷹犬「尋租」的目標。

民主與貪汙

在一般人的想像，民主程度高的國家，一而再的選舉會淘汰有貪汙劣跡的民選官吏或民意代表，但事實不必然是這樣。有政治學者對二次大戰後義大利國會議員做統計，發現曾遭貪汙起訴的議員有51%的機會連選連任，與清白議員的58%相差不多，對日本與其他國家議員的調查，也有同樣的結論。這說明了人緣好、不誠實的政治人物，有時比誠實、但人緣差的還受歡迎。在台灣也有許多例子，為什麼呢，也許大家不去注意這些政治人物犯案的詳細情形？但也可能是台灣選民「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成見，認為選別人也是一樣會。而讓人悲哀的是，有不正當收入的政治人物，可能較有本錢打選戰，選上的機會反而比清白的對手還要高。

貪汙模式的進化也是造成貪污無法禁絕的原因。最基本的貪汙模式是掌權者授意其鷹犬去需索，掌權力者只要能控制住體制內應該負責肅貪的機關，不讓他們揭發貪汙的行為，能維持他的權威與發號司令的地位。這種主從合作關係的貪汙模式(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造成的社會衝突是垂直的、單純的，大致存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

但隨著政治、商業與司法關係的複雜化，如在台灣，選舉成為權力分配的決定性機制，民選官吏與民意代表多少要受到制約，因此在「攫奪」或「尋租」過程中，需依賴做為代理者的組織、協調與整合，漸漸地代理人就成為貪汙行為的主導者，顛倒了主從關係。這種情形造成的衝突是水平、多元的，往往存在於社會間不同的利益團體，相互競爭的「尋租」企業或行業間，為了避免衝突，大家必須建立默契，據之運作。這種變化，反而使貪汙成為政經制度的一部分(institutionalized)，無法因民主化時間夠長而根絕。

令人悲哀的是當我們慶幸因為民主的深化，沒有絕對的權力可以庇護貪瀆行為時，貪汙的風險與成本變得更高，政治團體在「入不敷出」的壓力下，卻去擴大他們「攫奪」與「尋租」的範圍，如創造更多的官辦事業，更深入干涉政府部門或公營事業的運作。在公共工程，我們已經看到扮演這種代理人角色的廠商，影響力更加擴大，不論在中央或地方，或是兩黨間，都受歡迎，讓我們專業者有哭笑不得的絕望感覺。

不要哭，不要笑，但是要理解

工程產業許多有心人，總認為選前選後，會是政黨或當選人最謙卑的時候，要請他們聆聽工程師的聲音，但大家忽略了21世紀民主政治其實是文明化的暴民政治，只是戰鬥的武器由刀劍變成宣傳，取贓分紅的手段由劫掠、強徵變為攫奪、尋租，少了殺人放火，但對社會的破壞仍是一樣的。機關的行政，公、私公司的經營，專業要讓位給政治考量，大家打拼半輩子的成果在政治大環境成為政客、掮客，官僚的俎上肉，他們不會聽你的。可憐我們工程師與社會善良的中產階級一樣，還是傻傻地認為自己是站在邏輯對的一方，直到有人「歸碗捧走」，才會問為什麼！

與列寧共同領導俄國大革命的托洛斯基與史大林權力鬥爭失敗，被迫流亡國外，留在蘇聯信仰他主張的黨人被史大林屠殺幾盡，好幾次同志被殺的噩耗傳來，追隨他的信徒悲傷痛哭之餘，問他為什麼，難道我們錯了嗎？這時托洛斯基總是回答「不要哭，不要笑，但是要理解」，這句話是17世紀因堅持真理，被逐出教會，貧困孤單的荷蘭哲學家史賓諾沙在困頓中所說的話。在絕望中，理解是最好的武器，這是托洛斯基回答的原意。

所以我告訴我們工程界的朋友，台灣看來充滿生氣的民主政治，不但無法讓我們工程師可以期待，未來幾年還會拖著我們工程產業向下沉淪。所以這是個悲哀的時刻，我們為專業打拼，曾經哭過，曾經笑過，但現在開始，就是要去理解，只要記得你曾經守住你應該守的，走過應該走的路，絕望就不是那麼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