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將軍228庇護家父高兩貴，被軍統特務檢舉上報

賣給舊書攤的警總公文

幾年前，有個舊書攤老闆從廢紙商買來一大批舊公文，原來是警備總司令部賣出來的，找人鑑定的結果竟是228到白色恐怖時期的資料，馬上就有中國和香港人要來買，他開價一千萬，最後中研院出面，翁啟惠院長特別為這編了450萬台幣的特別預算，情商書商讓渡，然後讓台灣史研究所扒梳，這幾篇是最重要的發現。我看到這個消息以後，寫信給許雪姬老師，補充一些我從小由家父那邊聽來的資料。許老師也找我們做家父的口述歷史，現在差不多了，人生也感到輕鬆一些。

1947年軍統局王孝順致電特務頭子林頂立，報告三青團高兩貴參與事變及藏匿情形

                             1947年軍統局張秉承檢舉李友邦先生包庇高兩貴之簽呈

可怕的二二八事變：

1947年3月家父高兩貴遭國民黨特務指為「發表激烈言論，煽動暴動， 兼任人民大隊副總隊長為青年暴動領導者共黨主要幹部」，受到追緝，幸李友邦先生在這一段短時間，還有權力(四月底他被抓到南京)，指示王成章(後來的警務處長)與彭德先生(後來的台北市黨部主委)搭救，我爸爸在他們的安排下，趁著蔣介石四月公布較大範圍允許辦理自首後，向警總保安處付了幾條黃金後，終於得救。但李友邦先生那時候也被帶往南京拘禁，幸有其夫人嚴秀峰女士飛往南京，歷盡艱苦，由蔣經國同意，方才釋放返台，倖免於難。

光復時三民主義和國語本來是台灣人嚮往學習的目標，因此台籍黃埔二期將領，李友邦先生回到台灣，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地方熱心人士、青年爭相加入，李先生重用的助手如張克敏(後改名士德，黃埔四期)，也是親和力十足，能與大家打成一片，因此組織發展很快，種下了為其他黨政軍情治單位嫉恨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有些人靠攏陳儀，主張對台灣人要把他們上刀山，下油鍋，才知所懼怕(如後來奪得某銀行總經理，號稱是陳儀義子的劉某)。外來勢力的競逐，尤其是情治機關急著佔據台灣這新的地盤，重用無恆產，少知識的流民，加上經濟管制與商業習慣改變的衝擊，加劇了中上階級的焦慮，讓他們拋棄了淳樸、和善、厚道，這些他們認為會拖慢他們生存能力的美德，不信任與對立不只存在於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也見於本省人之間。

所以228的爆發，會有這麼嚴重的處決與鎮壓行動，也有所謂「半山」的因素，這些人很多是戰爭後期到中國依附著日軍，做些翻譯、供應或小生意的台灣人，很自然的成為中國各類情治單位的馬前卒，他們作為抓人劫財的帶路人，對他們早就看不慣的仕紳階級、知識分子痛下毒手，所以會有那麼高比例的醫師、教授、律師等菁英被處決。

但另一種「半山」，如李友邦、鍾浩東(基隆中學校長，蔣渭水女兒蔣碧玉夫婿，也是被槍斃)等先生，當初赴大陸都是懷著理想去的，抗日、反日是很直接的原因，但是布爾雪維克革命後成長的他們，對社會主義有憧憬，對人性有期待，是他們基本的修養。他們對個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並不計較，當混入革命隊伍的投機者放棄了改革，追求財產與安逸，他們就成了眼中釘，逃不掉被鬥爭，清算的命運；就像布爾雪維克革命中主張不斷革命論的托洛斯基派，很容易地被想要休息的史大林「一國社會主義派」清除。李先生他們像不像共黨，是不是共黨，就國民黨的升官發財派來說，他們早有定見，只是什麼時候找到機會的問題。

台灣版的辛德勒名單–但在獨裁殘酷政權下救人有罪！

李將軍後來任陳誠副手，為 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更無條件釋放數百位因228被捕，判刑5年以下人犯；並個案審查具保釋放或減刑被判5年以上人犯，救人無數，但其因嚴格監督日產接收，並兼數個重要職務，或因斷人財路遭忌，而於1951年11月遭當局逮捕，隔年4月槍斃，判決書數天後才補，那時李將軍長女效群女士才小學五年級，媽媽又被關到她大學畢業後才放出來，不知她怎麼熬過來的？

2018年10月，效群女士自美返台，與夫婿張伯誠先生因fb奇緣，找到本人高銘堂與吾大哥高何謙在福華飯店見面，高家後代向李家後代致謝當年義助救命之恩，並祈願台灣再也不現當年228、白色恐怖，任意殺害囚禁無辜等情事。

李友邦先生長女李效群女士(右三，台大外文1963年畢業)，其夫婿張伯誠先生(右二，台大土木系1963年畢業)，他們女公子(右一)。筆者湊巧為台大土木系1975年畢業，是伯誠先生小學弟。左二家兄高何謙。


效群女士與伯誠先生表示李家後代只要真相，不記恨，他們母親嚴秀峰女士被關了15年出來，更說服幾百位族人，把蘆洲李氏古宅捐出來，作為紀念館，見證這兩百餘年充滿血淚與活力的台灣歷史。


李先生救人無數的感人故事，在今日台灣卻很少人知道，所以筆者請大家告訴大家，尤其是對年輕人，讓他們知道曾經有一個世代，認為世界上有比他們美好生命與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東西，值得去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