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工程造價全世界最低？工程業有競爭力，或病入膏肓？ 

(本篇發表於2018年9月21日風傳媒「高銘堂觀點」、2019年1月10日營造天下180期)

台北的建築造價全世界最低

據相當具權威性的荷蘭Arcardis顧問公司2017年對全球44個主要城市的建築工程造價調查(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Cost 2017)，台北的工程造價中間值排名40，只比胡志明、雅加達、吉隆坡、印度的班加羅爾高；在前一年的2016排名是44名，因為一年來台幣幣值相對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印度等國的貨幣攀升了不少，排名才由最後第一名往上升。

更讓人驚訝地是比對的結果，台北的工程造價中間值只為第一名的紐約與第二名的香港工程造價中間值的四分之一。東京大概是我們的2.4倍，首爾是1.8倍。然而工程造價的下限值連續幾年台北都是這44個城市的最低，令人不堪。

這個調查的方法(Methodology)，是在各個城市選13個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如集合住宅、旅館、圖書館等，根據當地法規、技術規範、建材以及施工成本，評估在各該城市完成這些建築物所要花的成本，大致上是扣除土地費用後，規劃、設計、建造，取得各項許可，到可以使用所需要的費用。

台灣土木建築相關的法規要求的設計標準與世界其他城市相比只會高，不會低，尤其我們是有地震、颱風的國家。台灣人對建材品質的要求也不會輸給國民所得比我們高的國家。就施工條件來說，狹隘的空間、擁擠的周邊交通、嚴格的安全衛生要求等，帶來的限制與效率減低，比在其他國家絕對是有過之而不及，所以施工費用也不會便宜。那問題出在那裡？

 香港工程人員的待遇，數字和我們差不多，但他們拿港幣，我們台幣

台灣建築工程的工程造價是這麼的低，土木工程也差不多，筆者曾有機會看到比鄰的香港基礎工程合約，發現他們各工作項目的單價幾乎是我們的兩倍，整個工程的管理費超出更多。眼見為憑，因此Arcardis關於工程造價的調查應屬可信。

再從工程師的待遇來驗證有關工程造價的高低，並探討其與產業發展的關係，我們發現，香港工程師、專案幹部乃至經理人員薪資的名目數字，和台灣差不多，但他們拿的是港幣，我們是台幣，竟有四倍多的差異。高工程造價付得起較高的待遇，專業人員有尊嚴，年輕人願意進入產業學習；職場處處樹立的標竿，讓大家知道努力的方向，所以香港的工程產業活力十足。

台灣廠商適應工程低價所做的「奮鬥」

台灣政府的執事官員、社會大眾對公共工程的要求，長期以來被譏為是以路邊攤的價格要求米其林餐廳的內涵和服務，這是不合理的。但在選舉壓力與需要下，政客、媒體、官僚與部分狡黠的業者相互配合之下，竟多能以宣傳、矯飾來讓大家相信公共工程做得好不好是業者與監督者有道德與能力問題，從來沒有人從根本的數字、邏輯與知識，去討論解決方案，遑論告訴基礎建設終極使用者，也就是民眾，公共工程不是傳統的「造橋鋪路做功德」，可以不要賺錢的。

縱使政府不要馬兒吃草，許多營建業者還是會想盡種種辦法，維持公司生存，他們常想以最少的專業人力，應付合約需要、剋扣小包，轉移虧損、尋求變更設計或改變工法、以非典型手段迫使業主放棄許多管制手段甚至在品質、進度上妥協，但到一切期盼落空時，就發生我們常看到的工程不能完工、無法使用等爛尾樓現象。

但現在台灣的公共工程市場又已壞到連願意冒若干風險的業者都遲疑的地步，承包商覺悟到現在如果照業主訂的預算承包工程，機關施盡，結果只是虧損與逾期，索性標都不投了。很多業主覺得奇怪，所有的單價、費用，都是經過多年來招標結果的驗證，同樣的預算，在不久前，只要公告招標，承包商總會爭先搶標，現在卻是不聞不問，是不是在拿翹？

 單一買主的價格上限規制(Price Cap)

機關覺得無辜，但作為全國每年幾千億的唯一公共工程買主，依「常態化」與「平均化」的預算建立原則，將相同價錢的材料、工資、工法應用到幾乎所有工程上，長期壓低標價，終致市場不能承受，是要謙卑檢討的。如果與健保制度比較，中央健保局依統一標準支付全國大小醫院醫療、藥品、手術、復健費用，引起醫界人士抗議給付費用太低，讓「醫師」成為「低薪人體檢修技術員」，護理師「每天哭著上班」不敢休假，擔心「血汗醫院」的形象會嚇阻優秀人才投入這個行業。但中央健保局在給付健保費用上，還沒有要求各醫院像工程公司一樣，以投標方式相互競爭，砍殺到底，算是比工程業的遭遇好太多了！

從台灣工程造價降至全世界最低的過程，就知道這是危機

在工程界，多年來實施最低價決標，工程公司以最低價拿到工程，競標減價的結果卻要被當成下一輪工程預算的根據，因此預算愈來愈低，到了臨界點，業主還繼續黃台摘瓜，於是就有公司、個人離開產業，新人不再進來，工程師，技術工或體力工出現，老化、僵化的現象，生產力更往下掉，推高成本。所以台灣工程造價居全世界最低，不能解釋為競爭力強大，工程產業無力承擔國家建設，應該是國家安全級的危機。

被壓制的工資

台灣營建業勞動力的工資，30年前一個工就是2000元，現在是2500元(體力工)到3300元(技術工)，增加幅度非常有限，因為廠商出不起，追根究底就是政府編預算開始就低，再加上參考決標價定新預算，以致每況愈下。如果高體力、高技術、高危險的勞動，得到的工資和相對輕鬆很多的服務業工資差距這麼小，年輕人怎肯加入營建業？最後只剩下習慣這種工作，轉業不容易的中年勞工，才會留在營建業；缺工要靠外勞盡來填補。所以有人說，如果嚴厲取締非法外勞，許多公私營建工地都要停擺，並不誇大。

但如工資增加到4000元，甚至是5000元一天，台灣的年輕人會不會進入這個行業？許多人認為錢雖多，但工作辛苦，對這一代的年輕人沒有誘因，或許有一些真確性；但連合法進來的外勞勞力成本一天都要到2000元，根據實質勞動條件及工作環境調整工資是應該的。畢竟30年前，台灣生活水準正急速向上攀爬，年輕人也排斥重體力勞動時，2000元一天的工資還是吸引不少人進入行業，所以現在做這個調整應該是有效果的。

被高估的生產力

再考慮生產力的問題，目前工程施工條件普遍較前嚴酷，主管或審核單位製作或核定標書，會注意法規要求、工地周邊環境、市民的權益，乃至民代、媒體會關注的焦點，如夜間、侷促空間、噪音管制等，要求承包商不得冒犯。但因這樣的限制，廠商有人員、機具費用與效率、時間的損失，提高成本非常明顯，但業主的思考卻認為這些限制是對的、有正當性的，所以廠商應該遵守，降低生產力發生的成本就是實作的人要去負擔，從沒去想定作人從一開始就要列入預算。幾十年來都是抱這個心態，所以工程造價越來越被低估。

同樣的，安衛法令規範較諸一、二十年前，有很大的改變，人員需遵守嚴格的管制手續、接受例行性教育訓練、適應刻板的施工步驟、習慣新的安全配備與措施，所損失的工時與降低的效率，其實較一般預算所考慮1~2%的安衛費用，更加嚴重。而這1~2%的安衛費用只是用在安衛配備與安衛管理人員，與在各工作項目的生產力減低，沒有直接關係。工程單位不能以評估不易，一直沿用古早的工率與數字，造成單價的低估與預算結構的扭曲。

 達到國際水準的公共工程合約要求，應有相稱的工程管理費用與風險準備金

台灣目前公共工程在契約條款、技術規範、 審查步驟、估驗計費、驗收、保固等，嚴格要求與詳盡規定，不遜於任何版本的國際契約與實務制度，主管單位以此自豪。但在預算中，工程利潤管理費都還是根據多年前前工業、資訊時代口說為憑，個人互動為主的管理模式，依工程直接費用(材料、勞力、施工機具)的8~10%編列。換句話說，以上「進步」管理系統所要求的的龐大組織所需的費用，未見反映在造價中，而如前所說，香港基礎工程合約中，這一部分價錢幾乎是我們的兩倍。

其次，在所謂的「進步」管理系統中，廠商的責任義務在合約中規定明確，風險分擔比例加重，另一方面社會關係較前複雜，經濟波動更難預測，廠商遭受風險打擊的可能性增大。公共工程預算中應編列一定百分數比例之機會成本，否則承攬廠商「樂歲僅得身飽，凶年終成餓莩」，無法永續經營，如何談投資發展？公共工程主管機關以及主計、審計單位常有「如果風險沒有發生，準備金豈不是入了廠商口袋」的狹隘觀念，不願意編列這些非實體，無法量化成本，結果造成劣幣驅逐良幣，讓許多重視風險管理的廠商退出競爭。

解決低工程造價的問題，才能讓工程產業脫離困境

業界與工程主管機關應該要意識到現狀已不是景氣循環的某個低點，而可能是「終結」點。工程公司在長久忍受「低造價」工作環境，尤其在專業人力資源方面不願投資，業界全盛時建立的技術、管理方面的實力已經嚴重退化。年輕人也因工程師待遇低、工作時間長、責任重、社會地位低等行業形象，對工程業裹足不前。政府決策者可以從最近公務人員考試，工程人員職系應考者減少，甚至出現缺額，看出端倪。

針對這些問題，最有效的辦法是在預算中提高一切與人有關的支出：給工人和工程師合理的薪資、生產力的評估應合乎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調高工程管理費、允許風險準備金。不可否認的，政府過去也嘗試過合理的增加預算，但業者的惡性搶標卻讓一切歸零。然而時移勢轉，現在大家都接受有利標的概念；以之為工具，加上如「有上限的成本加成(Cost Plus with Cap)」等合約機制，個案成功的可能性應該很大，其效果應會快速的滲漏(trickle down)到產業各個層次，有效的提升工人與工程師薪資。

當然社會上會有一些人認為提高預算只是增加工程公司剝削工人和工程師的機會，他們只要想到可能會有弊端，就鳴鼓攻之，先改革再依實施的情況作調整的「實用主義」作法，在台灣沒有生存空間，所以變革是否可行，關鍵不在專業，還是在政治。但我們還是要告訴政府與社會大眾，工程業在現今不合理制度下實在無法再擔當國家建設重任，盼望會有一個偉大的政府領導人來說服社會大眾，允許政府採取一些特殊措施，讓工程業再現活力。

國內面臨的施工環境與施工考驗

(2018年發表於土木水利學會舉辦之「橋梁全生命週期管理研討會」)

一、從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Cost 2017” 的世界主要城市工程造價排名，看台灣的工程造價是否合理？ 

1. 根據荷蘭Arcardis顧問公司有名的對工程造價調查”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Cost 2017”，台北的工程造價在全球44個主要城市排名40，只比胡志明、雅加達、吉隆坡、印度的班加羅爾高；在前一年的2016排名殿後，是的44名。更讓人驚訝地是比較絕對的數值，台北的工程造價只為第一名的紐約與第二名的香港工程造價的四分之一。更糟糕的是台北工程造價的下限成本，從2015年開始都是這幾個主要城市之末。

2. 是不是台灣人特別有競爭力，或是我們的建築法規簡明，業主要求的建材等級不高？但這個調查的作法(Methodology)，是在各個城市選13個代表各形式的建築物，根據規範、建材物料，以及施工成本，評估在各該城市完成同樣建築物所要花的成本，也就是扣除土地費用，規劃、設計、建造，以及取得各項許可的費用。

3. 我們相信台灣土木建築相關的法規要求的設計標準與世界其他城市相比只會高，不會低。台灣人不論是公用建築或住宅對建材品質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甚至於不會輸給國民所得比我們高的國家。就施工方面來說，狹隘的空間、擁擠的周邊交通、嚴格的安全衛生要求等，帶來的限制與效率減低，比在其他國家絕對是有過之而不及，所以施工費用也不會便宜。

4. 但事實擺在眼前，這個報告是沒錯的。近在比鄰的香港，直接工項的單價是我們的兩倍多以上，各級的工程師到工程公司的高層拿的薪酬是以港幣為單位，但絕對數額和我們拿的台幣是一樣的。這說明了多年來，台灣的公私業主拼命的殺價，不管是直、間接成本，乙方樣樣吸收、步步退讓，十幾年來，終造就一個世界第一。

5. 另外在完成工程的過程中，不管是土木或是建築，應有的查核、驗證，不管是第三者，或是自主，真正落實？是不是以一種迫使廠商或第三者必須以很有競爭力的方法去實踐，才能使總工程造價變得這麼低，這種競爭力會帶來風險，其實是很可怕的？

二、嚴峻的施工環境：

1. 相對於業主及社會各方對公共工程全方位的要求，各階段及各層次廠商履約能力不足，彼此間信任關係碎裂離析，紛擾不斷，影響許多工程的完工，並影響將來的分工與資源分配關係。

或許某些篤信「非個人化，impersonalization」的人會認為這是工程界理性中於壓倒人情，尤其是業主「頒布」給廠商的合約條文、規定，終將得到尊重，但這條不歸路，已為工程產業帶來災難，目前已有跡象。

2. 獵巫壓力下，專業噤聲，獨立公正機構弱化；真正要負責任，執行工作的，專業上無所適從，反而動輒得咎。

3. 在國家、社會權力體系中，想建立營建烏托邦的純粹主義者(puritans)仍然強勢，左右媒體、民代、官僚、酸民等，對公共工程看法。

4. 傳統施工發包是營建工程正常履約的基礎，當市場已至崩壞，某些標竿性案件出現招標、履約或完工的問題時，政府與工程界應正面迎對，找出原因與解決辦法，而不是一廂情願的認為推廣BOT、PFI、統包等，就可以解決預算不足，過度競爭，品質與進度等實質的問題。

5. 過去幾年我們並沒有培養出大工程整合與管理人才，專業工程師也不足、技術與體力工也相當程度的倚賴外籍勞工；既然市場不夠大，重要資源要與國際共享，是不是考慮要「新加坡化」，亦即完全開放，讓國際廠商進入市場承攬重大工程，台灣廠商退居第二線的選擇？

另一種思考模式就是「韓國化」，既然市場不夠大，工程業者就要積極地往外走，如現在所謂的「南進」，不過土木工程是很在地化的工程，國際廠商常淪為當地廠商「關起門來打狗」的對象，台灣廠商與工程師是否有如此的熱情與耐力，值得深思。

三、公共工程長期壓低標價，終致市場不能承受：

1. 台灣公共工程在契約條款、技術規範、 審查步驟、估驗計費、驗收、保固等，嚴格要求與詳盡規定，較任何版本的國際契約與實務制度並無遜色，但所謂利管成本的編列，依工程直接成本的8~10%編列，是否足夠讓廠商支付：

- 現代工程分工體系下規劃、財務、施工、採購、成本、進度、計價、合約、法務、會計、保險、總務、人事、品保、電腦、測量、監工、品管、試驗室、安衛、倉管等專業人才的薪資報酬？

- 在新的計價、契約變更以及爭議處理機制下，為保障它的權利，所需付出的合理費用和吸收的額外成本等？

- 合理範圍內的風險準備金，包括短促工期、高品質要求、配合簽約業主以外業管單位、地方政府、社會團體或鄰里民眾等合約未明白規定繁多應辦事項，一定要支出的成本？

2. 預算編列時，引以為據的標準單價與施工效率，是否考慮這幾年結構性的變化：

-      營建勞動市場供需極端不平衡下，提高青壯朋友加入行業所需要的工資(勞動條件與服務業相比較)？一個工人30 年前就是2000元，現在是2500元(體力工)到3300元(技術工)，這樣的增加幅度夠不夠？如果大家找不到工人，增加到4000元，甚至是5000元，台灣的年輕人會不會進入這個行業？合法外勞的成本現在也要2000元，政府公共工程的預算還是編列一個大工1000餘元，是不是鼓勵大家用非法外勞？

-       在新的安衛法令規範下，人員需遵守嚴格的進出管制手續、接受繁多的例行性教育訓練、適應刻板的施工步驟、習慣新的安全配備與措施，所損失的工時與效率(遠大於所謂2%的安衛費用)？ 

-       為適應普遍性較前嚴酷的施工條件，如在夜間、侷促空間、噪音管制下的施工，損失的人員、機具效率？這些提高的成本非常明顯，但總假設廠商有辦法吸收，實際上廠商是把這些不利的工作條件轉嫁工頭、工人負擔，讓他們遊走規定的邊緣，增加工作失敗的可能性。

-年輕一代勞工的生產力，不論在體力，技術、經驗、工作時間與日數，不可能再和他們的前輩一樣強，但官方的估價還是維持前一個世代的水平？

四、工程界面對的考驗：

1. 業界與工程主管機關要有病識感，現狀已不是景氣循環的某個低點，而可能是「終結」。工程公司的實力一再內耗，已經「殭屍化」；專業工程師的創造力與熱忱在長久減縮成本，只求生存的壓力下消散殆盡；社會輿論將勞工的老化歸咎於青年人的好逸惡勞或營造公司的剝削，這種偏見讓主其事者不敢對症下藥，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案，卻想著以道德說服，不受者必為天譴，與我何干，充滿階級優越感的管理概念，來看待其實已生重病的營造產業，讓治療或緩解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相對於英國公共工程主管承認有三分之一的工程都在嚴重落後中，主動向國會與大眾報告，我國業界與工程主管機關怕後面打屁股的人會打得太凶，不敢有病識感，預後(prognosis)應該不會太好吧？
        

2. 面對僧少粥多的局面，某些營造業仍不免躍躍欲試，尤其是主管機關為求順利決標，放寬廠商投標資格，但：

- 從前讓少數業者「輕舟得過萬重山」的一些潛規則，在採購法令及稽核制度細密如天網，以及相關單位管理工具多樣化、高科技化的現在，實難再複製應用。相對於從前管理的問題是無法記得太多，現在卻是任何事物都無法忘記、忽略，在資源相對不足，掌控力漸不如前的經營環境下，不強求、不投機才是最好的政策。 

- 過去幾年有例子，幾個規模較小廠商能以鬆散結盟式合作成功承接大型、複雜工程，但在資源緊縮，業主要求嚴格的現在，這種做法很難成功。同理，業主常要求廠商以異業聯合承攬方式投標大型、複雜工程，但在業者積弱，欠缺掌控能力情況下，較單一主包商管理介面，號令所有次包商，會有更大失敗機會。

3. 工程設計與施工廠商承接案件時都應重視風險，把各種變數調查清楚。從前施工廠商常須承受前段未能解決或未發現問題的後果，以及最後完工的責任，懲處亦僅止於施工廠商。現在卻因採購法與契約規定完備，履約紀錄巨細無遺，只要工期、完工有問題，施工廠商遭受懲處，會連累前段廠商，故兩者關係應由對抗轉為合作。

五、結論

1. 社會大眾對公權力「私有化」(認為有權力者一定會把公權力當成自己的囊中物，不會由公共利益的角度來處理它的行使，如交給親人寵信)、「商品化」(既然有權力者會將公權力視為私有，那在行使時，他一定會把它當商品追求最高利潤，如古代的賣官鬻爵)的成見，深植千年；連帶不相信進入這種體制下承攬工程的廠商會服務公共利益，再加上名嘴們將「意見」包裝成「知識」，政客們將「發現錯誤」等同於找到「解決方案」，不與專業對等溝通，造成今日台灣工程業的危機。但誰去拔這些人的虎鬚，讓公眾得到正確的資訊，來支持根本性的改革，仍是一個問題。

2. 政府不只是要把公共工程這塊餅做大，還要將它做得美味可餐。業主單位在工程的全生命週期，從需求的醞釀、規劃、設計概念的孕育，直到硬體的完工與使用，每一階段都要請專業參與，並以同儕覆核，複委託的概念，寧可把錢花在專業及知識，不浪費在沒有必要的混凝土與鋼筋，甚或無用的空房子上，所謂物超所值的規劃設計，就是要省視、檢討在先。

3. 無論是設計顧問或營造業應注意到「有人斯有財」的經營理念。但培養人才，尤其是優秀的工程領導人，最關鍵的在歷練與根據市場法則提供報酬，不是請主管機關或學校開班授課就可解決。另一方面說，得標後再招兵買馬，建立團隊的作法，所冒的風險很大；但我們的業主、工程主管單位卻在各種獎項評鑑，或有利標評選中，直、間接背書工程人才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經營模式。

當人只是「數字」，顯現在標單中的「人月」；或只是「資格」，定位於它擁有的「證件」；年資與運氣將代替風範、名譽，或領導，不再有專業權威，真知灼見

4. 工程本身或許是自然科學，但這只限於規劃、設計與施工技術；然它的執行，自工程需求的提出至於完工啟用，屬於社會科學的成分卻較多。而社會科學對特定的問題沒有固定的答案，社會也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人心亦是多變，回顧過去與解釋現狀，不一定能準確預測未來；但說明真相的努力對社會實務會產生瓦解、強化、促成或改變等作用，工程界在這方面須作長期發聲的準備，才有機會找回自己的榮耀。

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廈流標與工程市場「僧少粥多」的新形勢

   (本文發表於2018年8月13日風傳媒、土木水利工程學會2018年8月份月刊、
   台大土木系杜風系刊2018年8月份)

跳電、漏水、淹水，時有天花板空襲的一、二航廈

因旅客量大幅成長，桃園機場現有第一、二航廈，這幾年已沒什麼旺季、淡季之分，天天都是擠滿人潮的尖峰日。因為空間不夠，加上老舊不堪的供電系統、水電管線與設施裝潢等，每隔一陣子就要出現跳電、漏水、天花板塌落、淹水等狀況，服務品質令人失望，國家顏面也為之蒙羞，因此大家對籌劃已久的第三航廈望穿秋水，期盼它能早日動工興建。

但原定2020年完工啟用的第三航廈在稍前規劃設計階段又有延宕，啟用營運的日期要往後延到2022年，而在理當追分趕秒，討回進度之際，金額390餘億主體工程的施工標卻又連續流標兩次，讓人擔心這個重要的工程是不是會像桃園機場捷運，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完工？

稍早的淡江大橋招標，也是歷經多次流標後，吞下大幅度調整預算與工期的苦果在第八次招標才有一家廠商投標。前幾年的金門大橋、最近的台電台中電廠煤倉、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後續工程也是經歷多次流標，更改招標條件後，才找到廠商願意承接。相較前幾年的投標，不管施工難易，預算高低，合約條件寬嚴，廠商下標總是勇猛，現在的營建市場似乎有了些改變。

從「僧多粥少」到「僧少粥多」的公共工程競爭

別於以往，公共工程市場現在呈現的是僧少粥多的狀態，這對業主或是設計監造單位是一個警訊。其實「僧」，不只是夠實力、負責任的營造公司，還有拘謹、認命、溫馴聽命，願以耐性和時間，在這個溽暑受驕陽炙晒，嚴冬忍刺骨寒風，無法規律休假的辛苦行業，換取不是豐厚薪酬的施工人員。這幾年因年紀與挫折感退出行業的很多，年輕新血加入的不多，而公共工程嚴格執行各項作業規定下，甲、乙雙方卻需要派更多人參與，因此白領工程師的缺口越來越大。

就藍領勞工而言，長久以來，土木、建築工程最基本的模板、鋼筋甚至裝修工人，在外勞填補下，缺工的情形或許不是那麼可怕；但需要長期養成，在一個國家大致完成基礎建設，進入較上層經濟建設才會大量用到的燒焊、機電、管線等技工，卻很難在勞工出口國找到足夠的員額。這類工人在第三航廈主體工程後半段施工每天要用到數千人，而台灣的現況，水電工常常兼水電行老闆，工程工地並不是天天去的，這種行業分工習慣，主承包商無法掌控，當然會把這部分工作當成燙嘴的熱粥，不敢大口吞下。

「再摘使瓜稀。 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的工程界實力

台灣工程業者原來是有一定實力的，根據這幾年的國外營建組織統計，工程造價只有先進國家的一半還不到，施工速度如果不計非工程因素障礙，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大家回想，不過幾年間，國人在隧道、橋梁、捷運、大型建築或場館的設計、施工，就能夠由依賴國外技術，變成幾乎百分之百自辦。這驚人的成就，其實是千千百百具有「愛拼才會贏」中小企業精神的營造商、基層工程師、小包、小型機械廠、技師、工人，因他們的創意與特殊的分配酬勞方式，組成精密、有效率的分工網後達成的。

可惜，我國的公共建設投資這十幾年，起伏不定，帶給工程界人士嚴重的焦慮感，加上招標制度多年來都傾向最低標決標，標價每況愈下；就算是特殊工程預算和工期，也要依便利政府官員作業的「平均化」、「常態化」與「市價化」的原則而訂定，和普通工程沒什麼區隔。廠商如要維持營運，常被迫在搶標與關門之間做攸關身家的選擇；繼續撐下去的也只能以少投資、保守的經營方式準備挨過最壞的時刻，有進取心的人才失去了耐性，漸漸流失，工程界就這樣的弱化。

公共工程實行有利標招標，漸漸看出成效，或是出現後遺症？

在來價偏低，施工資源卻又緊蹙的形勢下，坦白說，就非大型，潛規則還很有作用的一般性工程，廠商多想些辦法，還是有機會圓滿履行合約的；但遇到淡江大橋或第三航廈這種特殊的大工程，要用類似提高預付款比例或簽約後再伺機辦理追加變更這些老梗，「誘使」廠商投標是有困難的。誠如桃園機場公司發言人於第二次招標流標後所承認的，國內現有不少公共工程執行中，廠商可能選擇風險較低者，意思是如果有其他好吃的，大、小和尚就不會來搶這碗滾燙的熱粥。

最近的一年，許多大型公共工程採用最有利標評選方式招標，還留點實力的承包商手上都承接了不少的大型工程，並不像前兩年是處於飢餓的狀態。另一方面，這些有利標的簽約價，雖未經大砍大殺，通常是接近業主編列的預算，但預算長久以來都是根據前一陣子搶標的結果，編得很低；工期又是考慮業主政策需要大於工程合理性而訂定出來的，相當緊張。所以承包商要完成現有的工程，還是承受一定的壓力。所以要他們去承接千鈞萬擔重的超大工程，這些只能再負荷幾根稻草重量的瘦駱駝，怕被壓垮，選擇觀望是很正常的。

公共工程這塊餅，要做大，也要做得好吃

長久以來，社會大眾在政客宣傳、官僚矯飾，媒體渲染下，以為只要看牢預算、盯緊進度，公共工程可以路邊攤的價錢，得到米其林餐廳的佳餚和服務，這種否定專業的民粹做法，不但使國家工程建設普遍達不到預期的效率、效果與經濟性，很多工程會成為錢坑或爛尾樓，也因此導致下一波的獵巫，造成可怕的二次傷害。於是公務員不敢用腦筋，專業噤聲，營建產業進一步傾頹、弱化；政府、產業、人民「三輸」，但卻無人願承認「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做法」，是台灣公共工程的亂源。

歷任政府也知道基礎工程建設的執行，可迅速的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改善工商經營環境，吸引更進一步的投資，所以努力的要把公共工程這塊餅做大，但在無法超越「七年之病，求三日之艾」的思維模式下，做出來的餅卻是難以下咽。尤其是現在，又增添了一個營造產業已經弱化的變數，一線廠商在知道吃了大餅很可能會壞肚子，寧可選擇餓肚子。淡江大橋或桃園機場第三航廈只是首先遇到這種局面的公共工程，各工程單位後續還會碰到這些問題，不能以這幾個工程是特例，繼續從前的做法。

但廠商既有能力選擇接或不接工程，政府在財務上的壓力就會增加，因應的辦法不是一直增加經費，而是主管單位要多花心思，尤其從工程或計劃概念形成時，就要會同未來使用單位確立需求目標，不能一廂情願；規劃設計階段就要請真正懂施工的專家參與，不能大而化之，製造工作進度的障礙而不自知。做餅做得好吃、乾淨衛生，歷經滄桑的廠商才敢碰觸。

提早面對問題，否則會步德國柏林布蘭登堡國際機場錢坑、爛尾的後塵？

回到第三航廈的問題，2022年啟用營運的目標還是桃園機場公司執事諸公的管考目標，當然希望它能順利發包。但從這個工程的量體、施工困難、複雜程度以及合約條件，對照台灣營造產業目前的整體資源動員能力，就會發現兩者有很大的落差。我們希望的是營建管理與設計團隊能認真檢視設計與施工的細節，剔除或修正會遲滯施工，增加經費的過度裝飾與白象設備。但如果規劃設計經檢討後還是不能動，就要誠實、主動的面對工期與經費的問題，換句話說，必須向社會大眾報告第三航廈啟用營運日期要向後延，經費需要調整。

然而，主管機關面對管考績效、選舉、輿論與公眾壓力，可能還是不敢修正2022年的完工目標日期，他們可能做的是利用預算不足流標後標準作業之一的減項發包，先把主承包商認為經費嚴重不足，工期不夠的設備、機電、管線等工作排除於第三次的招標。如此，金額龐大的結構工程發包成功後，就可馬上施工，產生進度，累積預算執行率，向管考單位以及公眾交代；同時也為這階段切割出去，暫未發包的工程爭取到一些找財源、理由的時間。這鋸箭法有個「好處」，就是完工目標日期到最後一刻都可設定為2022年不變，因為介面增加，協調不易，必定造成的錯誤或遲延，是還未發生的事。

以德國柏林布蘭登堡國際機場長達十幾年的施工遲延為例，原因就是因為分標分得太細，而且開放讓實力較差，較小廠商承接，專案管理單位也缺乏大型航廈經驗，以致處處出錯。所以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廈390餘億元的工程設定為一大標發包，這個決定是對的。但如果是因為經費與工期的錯估，或市場資源供需形勢有了變化，以致當下發包不順，就應該檢討設計，直接面對增加預算或調整工期的現實，而不是以回到當初評估為不適當的發包方式，作為緩解。第三次招標主管機關真的選擇把大標拆開發包，只是把問題引爆點往後延，且會導致遲延會更長，甚至無法完工的悲劇，因為機場工程，增加介面是進度最大的威脅。

民眾對公共工程成見，政府應妥善處理

政府和民眾都認為營建工程是自然科學，對土木工程師的專業判斷總要求如機械、資訊、電機一樣的精確、完美。但營建工程的實踐過程，從需求的醞釀、概念的孕育、資源的徵調、硬體的完工與使用，都牽涉到不同時代，社群或個人的想法，沒有固定的答案，所以建設推動常會因時異事殊而遭到困難。這時政府領袖應以數字、邏輯與事實，耐心向民眾解釋。最忌諱的是一有問題發生，就急著要求交代，帶頭查弊，尋找替罪羔羊；或為了選票，鼓勵所謂的公眾非專業監督，讓產業與工程行政體系忍受無謂的干擾。

以第三航廈現在發生的尷尬情形為例，要真正的解決問題，政府高層必須表態，鼓勵專管與規畫設計團隊，配合工程專家，找出真正的成本和工期，不是讓他們為求自保或盼望奇蹟出現，而提出某些可能導致更多金錢與時間損失的建議。如果說找出來的答案政治上會令人痛苦，實務上令人不堪，那也是多年來不同執政黨的共業，現任者應該視之為一個其能解決多年陳疴能力的表現機會。

桃園機場第三航廈工程關係民眾福祉與國家觀瞻，也牽涉到工程產業發展，政府高層應該出來做些決定了！

兩年未能決標的卡達Al Wusail電廠計畫

 (原載營建研究院07.23.2018出版的營建知訊426期)

高銘堂　前榮工處海外部估價組組長

        前泛亞工程公司總經理

與韓國現代的對峙

    1983年2月，卡達Al Wusail電廠工程以土建與機電設備分開的方式招標，只要看開標標價、排名，個別廠商的競爭力無所遁形，不像在統包工程中，夥伴廠商會怪其他成員沒有盡力，害團隊不能得標。另一方面，榮工在沙烏地工區已很久沒有拿大標了，為了面子、裡子，我們都要全力一搏，並把韓國現代當成我們的競爭對手，蒐集了他們最近的投標紀錄，詳加分析，設立標價目標。

    農曆過年後不久，卡達Almana公司的老闆Mr. Almana和兩個助手、四個隨扈，到台灣和我們談代理協定。Mr. Almana不是貴族宗室，但卻因此少有敵人並有更多的關係，在卡達生意非常成功。他們由日本、香港來，一路採購，15箱大行李裝滿了精品、骨董、珍玩，通關時在榮工處的安排之下，備受禮遇，沒有受到任何檢查。Mr. Almana心情很好，在晚宴中，說一定要幫榮工處拿到工程，談到代理費用，他也說意思就好，要我們開價。

    2月24日我和佘鐵組長、同事連振賢三人飛到杜哈，在Mr. Almana剛花費8千萬QR（1卡達里爾，約等於10元新台幣）蓋好的皇宮般住宅接受豐盛招待。持續在台北的興致，微醺之後，他要資深副總Mr.Sayeh向我們介紹Al Wusail電廠的背景，原來它貼近不久前才發現的海上天然氣蘊藏地區，卡達政府開採天然氣，需要許多設施，電力要跑在前面，所以電廠要先招標。他提到韓國現代因沙烏地市場緊縮，對卡達抱著很大的希望，已經派人來探路；但他們認為台灣各方面都較韓國先進，勝出的機會較大，所以選擇我們。

Work hard, Work smart！

    第二天起，我們開始調查市場，找外商銀行、會計師、律師及報關行等，談相關的法規、制度與商業運作實務，並找了一天去海邊的工地勘查。我們發現這個工程施工最困難的地方，是進出水口的一百多萬方疏浚工作，土質是石灰岩地層，水不深，大船開不進來，無法作機械破碎工作。水中爆破一般很慢、很貴，於是我們想出了先填土，再鑽孔，半淹沒式（submerge）的爆破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在水中有威力，而且不會太貴的炸藥。我們與荷蘭、比利時的海事工程公司交換意見，確定想用的炸藥與爆破工法可行，而且工期上沒有問題後，計算單價。開標後也顯示出這部份我們最低，是致勝的關鍵。

    卡達除了石油、能源，其他工程所需、生活資材，一切都依賴進口；代理銷售國外產品都必須有政府或王公貴族加持（blessed），當地人只有20萬，市場規模不大，很容易形成壟斷、寡斷。電廠大小建築須用的材料、設備、器材多，占工程分量重，必須拿到好價錢與交易條件才能得標。我們這些外國人來去匆匆，根本沒時間找到關鍵商家好好談。還好，Almana幾位支援我們的年輕朋友，商業上的感覺相當敏銳，幫我們詢價、訪價，又因他們與各供應商的良好關係，我們終能得到合理的報價。

不等正式開標，擔任國外廠商的當地代理就先行開標？

    與Almana的代理協定很快就敲定了，他們盡Kafala擔保外人在卡達工作制度下的一切義務，並為我們提供競爭與市場的情報，收取的酬金比照我們沙烏地代理商Xenel的收費：工程費用在一億QR內為1.5%，一到二億之間為1.0%，二億以上的部分則收0.5%。沙烏地市場大，卡達市場小，代理費的期望值差很多，但Mr. Almana不計較，並告訴Mr. Sayeh，代理協定內容也比照榮工和Xenel的協定，不必費周章討論。

    截標日是6月4日，在這的兩天前我帶著標單文件飛到杜哈，確認了幾個報價後，根據在台北處長、副處長的指示，計算總價，反覆幾次，勉強降到兩億美金以下，就依招標規定填上數字交給Almana公司的人封標、投標。因為幾天睡不好覺，加上時差，我整天在旅館中休息，但到了晚上十點多，突然接到Mr. Sayeh的電話，向我恭喜，說我們是最低標，次低標是韓國現代，我頭腦昏沉，但還記得明天才是開標日，所以回答他，明天開完標再說吧？他哈哈大笑，說消息相當確定，並祝我晚安。

    第二天下午開標， 果然現代標價比我們高6.7%，其次的瑞典Skanska等歐洲國家，高了近30%，原來他們代理之間在投完標後互通信息，並沒什麼顧忌。Mr. Sayeh向我保證，他們都是好朋友，所以不必擔心，我仍覺得不太好，向他囉嗦了幾句。也因這樣警覺到，在這裡，大家彼此認識，對外人來說，不一定是好事。

卡達政府的長考：

要不要馬上開採蘊藏量世界第一的天然氣礦區

    土木建築標開標以後，其他鍋爐、發電機和幾個小標也都開出來了，但過了一個多月，業主水電部（MEW）、顧問公司德國Fichtner都沒找我們澄清問題或補充資料。Almana告訴我們卡達政府因油價下跌，又有部分滯銷，財政狀況惡化，加上這個工程是要開發新發現的天然氣，蘊藏量是世界第一，但1980年代，天然氣的運用與運輸不像21世紀的現在那麼成熟與普遍，氣井一開，找不到顧客，出來的氣要燒掉，所以無法下決心啟動工程。

久仰了，丸紅株式會社！

    但7月24日我到東京分別與東芝、IHI談沙烏地發電廠、海水淡化廠合作投標時，兩家不約而同地告訴我另一家大商社丸紅，要找我談卡達電廠合作的可能性。經過安排，7月27日下午我到丸紅總公司，和他們機電部開會，才知道他們想組成一個Consortium，以原油換工程的方式，向卡達政府承攬整個電廠工程。他們不一定找最低標，像IHI是鍋爐的次低標，發電機的東芝竟比最低標的德國BBCC高出16.5%，但大家都要降到最低標的水準。丸紅開口要6%費用，3%是所謂的油價市場價差，1%當地代理費，丸紅的管理費2%。

    日本那時的六大商社裡，丸紅作風最大膽，業務也後來居上；1973年撼動日本列島的洛克希德案，他們竟敢配合黑道與政客在購買客機和戰鬥機時，向美國人索取高額回扣。後來東窗事發，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下台，並被羈押；丸紅的專務，維新元勳大久保利通的孫子利春，也遭同樣的命運。1983年時起訴，審判涉案人士的行動正進入高潮，天天在電視亮相。要參加這種高政治性的工程換油計畫，我個人相當排斥，何況那裡有6%的餘裕讓他們去揮霍？但不出所料，他們以韓國現代對此反應積極來嚇唬我，只好答應會把他們的請求帶回台北，他日再做答覆。

    丸紅雖然說，它對所有成員條件一律平等，但有人卻比其他人更平等。比如說費用，丸紅開價給IHI5%，IHI還價4%；但它開價給東芝卻只有2%，還要以擔任共同承攬組織技術領導人的名義付東芝2%，理由是東芝從原來的投標價降到最低標BBCC的價格，已減了16.5%，這算法難謂公平。另外各標的付款計價辦法不一樣，如我們的土建標原來是單價合約，按設計施工，現卻是以統包方式承攬，還要承擔設計責任？回到台北以後，我們要求丸紅弄清楚這些問題，才願答覆。

如影隨形的韓國人與丸紅的通牒

    這時，韓國人卻透過在卡達的代理，請Almana傳話，說希望和我們合作，由他們來做海事這部分，我們斷然拒絕。那個時代許多國際工程招標對所謂的collusion（勾串），並沒有詳細、嚴格的規定，常常在招標、談判的過程中，各投標團隊成員重組、合併，只要業主認為有利於他，就任由包商自由行事。如果以現在的標準來看，韓國人如此的提議絕對踩到紅線；丸紅遊說已參加投標的廠商，組織大團隊，提出和原來各招標方案有競合關係的對案，也是有問題。

    8月15日，丸紅台北的山田先生奉東京總公司的命令來催我們做決定， 我直白地告訴他，我們沒辦法同意那樣的條件，他一時也無法搭腔，然而從他口中，我們了解整個換油計畫的大致輪廓。原來丸紅提出的工程總價是7億4千9百多萬美元，每桶原油大概折價30美元，總提油量是2500萬桶。但卡達政府又要求丸紅以150%的量來提油，丸紅則只同意133%，雙方還在談判中，但那時的現貨市場原油價卻已落到27、28美元。

    但到了8月25日早上，丸紅東京來了電報，繼而以電話要求我們27日一定去東京做最後協商，否則就找別人。那時海外部長官都不在，我就以這個做理由，馬上回答丸紅，我不去了。但幾分鐘後，台灣輸送公司的彭榮次先生（2009接任亞東關係協會董事長）打電話給我，勸我給丸紅一點面子，去了再當面拒絕，也比不去要好。彭先生在幾家日本商社、大公司有很高的地位，台、日之間公司、機關、團體有誤會、糾紛，他常出來協助溝通。榮工處與住友商社稍早的合作，他也有幫忙。我向那天唯一在處裡的長官，梁主任秘書報告，他也同意彭先生的說法，要我去東京。

單純的工程競標讓位給換油、財務操作，商業投機？

    到了東京，我先約IHI主其事的神崎一起吃晚飯，交換消息。據他說，丸紅前幾天問現代，但韓國人不同意加入。在收費方面丸紅對IHI已降為3%，但IHI還不接受，因為他們知道丸紅又提建議，要求卡達政府同意將所有的油在一年半內提領完畢，而不是按工程進度，如是這樣，丸紅資金會有盈溢，有利息收入，所以收費應該再降。另外他也告訴我，電廠第四標最低標，住友重工（SHI，與商社無關），認為自己在卡達的關係良好，可以另起爐灶，正在遊說東芝和IHI，與他們合組團隊。

    27日與丸紅的會議很正式，他們重複說明此案緣由、組織與成員間權利、義務；然後談到錢的問題：原油處理費1%、代理費1%、丸紅的風險管理費1%，這是他們的提案；榮工也可以選擇自己提油，但提油的時程表是按照工程進度，與神崎說法不同。我提出減0.5%費用的要求，他們也同意了。

    回到台北，與海外部佘鐵副主任一起向嚴處長報告，處長聽了當場打電話給中油陳耀生董事長請他幫忙促成換油。29日一早，佘副主任和我去中華路中油辦公室晉見陳董事長，他給了三個提示：1.卡達的原油是優質的，但當時不值30美元一桶；2. 經由商社轉手是中油的禁忌；3. 原油的供應必須穩定，按工程進度提領這個說法必須要調整。另外他也跟我們聊了一下原油交易的特性，要我們注意，所以兩年後馬來西亞南北高速公路工程也需要換油，我們又請中油幫忙，那次我們對馬國的Petronas 提出的換油計畫，就比較「專業」了些。

    然而過了一、兩個月，OPEC減產後，油價還沒有起色；在更進一步減產的壓力下，卡達也不能生產多餘的原油來支付工程款；丸紅提取大量的原油在低迷的現貨市場也賣不出去，生不出什麼多餘資金，所以這個機制變得不可行，丸紅只好放棄。現在的卡達擁有30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主權基金，每年還有400億美元的售氣收入，可以花1000億美元主辦世界盃，沒有人會想到當年為了區區幾億美金的投資風險，電廠都不敢蓋。

終於，工程回歸技術面的討論

    到了10月，顧問公司德國Fichtner終於找我們澄清技術問題，裡面最傷透腦筋的是進出水渠道兩側的海堤邊坡，都設計覆蓋瀝青砂漿（asphalt grout），數量高達16萬平方米。這是在德國北海那一帶獨有的設計，我們看配比與規範要求，不知道要怎麼施工；8月底有一家日本鹿島公司的子公司自告奮勇要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但到台北與我們討論後也提不出方案。沒辦法之下，對這個問題只好回覆”to be informed later”，等於是投降。

    12月初，我們突然接到一位在漢堡的德國退休教授Dr. Schneider的電報，說他知道有這麼一個工程，他是asphalt 這方面的專家，希望能和我們合作，從他附的簡歷看來，似乎真是這樣；於是我們問他對合作有什麼建議？他馬上答覆，願意以顧問的身分指導我們配比、拌和、施工，每天收費500美元，這價位在1983年是相當合理，而且他又說期間只要一到二個月。我記得我們每平方的單價是144QR，總價大概有6、7百萬美元，他的顧問費只要2、3萬美元，這個問題真能這樣解決，實在不敢置信？剛好張副處長和我在下一個月要到德國杜伊斯堡，談杜拜汙水處理廠的合作投標案，所以我們就約Dr. Schneider在那裡詳談。

百戰歷劫，戰俘營出來的大兵教授

    1984年1月底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我們在杜伊斯堡和老教授見面，他精神奕奕，言談優雅，但看來飽經風霜，比他自己簡歷上寫的66歲還老。他說一般他是會坐夜車，但因為重視這個面會，怕風雪阻擾火車運行，所以前一天就到。談到主題，他說asphalt grout的重點在鋪設時保持高溫，相對於歐洲秋天也在施工，卡達的燠熱天氣更不會有問題，到時候會教我們如何進行。接著談到他的履歷，他說他二次大戰開始前就被徵兵，經歷波蘭、比利時、法國、北非等戰役，九死一生，最後在義大利被俘，從戰俘營放出來時已27歲，才進入大學就讀，頭腦已不比年輕人，只能加倍努力，總算在德國的工程界小有名氣，所以我們回答Fitchner 的asphalt grout問題時，只要提他會擔任我們的顧問就可以了。

    我們張副處長只比他大幾個月，年輕時也因戰亂，從東北歷經險阻，跑遍半個中國才到重慶交大完成學業，兩位老先生談起連天戰火下，生死難料的心境，一聊就是兩個多鐘頭。臨別時，張副處長要求他把帳單寄來，包括火車票、旅館費，以及每日500美元的顧問費，老教授推辭再三，最後說只要火車票、旅館費就好。但上了飛機，張副處長特別交代我寫簽呈時，要把兩天1000美元的顧問費也列進去；大概看我有點猶豫，又解釋給我聽，首先這個人真懂，其次從他不擺大師架子的樣子看來，他無所求，只是想做一些事，最後張副處長強調作為榮工的代表，必須顯示出大公司的雍容氣度，並加了一句，要成大事的人行使權力時，必須長存仁厚之心，適當的顯示領袖特質，才會有人替你做事。

斯圖加特與Fitchner的澄清會議

    到了10月，也就是投標後一年半，Fitchner突然通知我們要在德國斯圖加特開技術澄清會議，並告訴我們施工時程表示重點，要我們說明如何取得並安排所需資源，保證在工期內完工。Almana說卡達政府下了決心要建電廠，希望我們要好好應對，那時的油價因OPEC協議減產，勉強維持在28、29美元，另外傳說卡達政府請沙烏地政府網開一面，讓它由日產量40萬桶增到55萬桶，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電廠會蓋，也成立動員小組，積極準備。

    11月14日，我和同事連振賢前往斯圖加特開會，談幾個小項目後，主持會議的Mr. Pfeiffer就問asphalt grout的問題，我回答會請Dr. Schneider當我們的顧問。Mr. Pfeiffer說已看到會議前我們的提送資料如是說，但所附Dr. Schneider的同意書是半年前的，一副「孔子公不收隔暝帖」，不知老先生經過半年是否還安好的味道。這時旁邊一位助理替我回答，說他前兩天曾找到Dr. Schneider，問是否還有意願擔任榮工顧問，已獲得確認；「老教授還說你們是好公司」，他這樣補充。Mr. Pfeiffer說，能夠有Dr. Schneider這樣的專家做顧問，他們絕對放心，而且是他們的榮幸。

    到了下午，討論施工時程表，這本來是很複雜、嚴酷的議題，關係個標廠商權益甚大，但Fichtner諸人大多相信我們的解釋，Mr. Pfeiffer最後做結論，他認為榮工是好公司，將來合作不會有問題，會以我們的時程表去要求機電廠商，配合施工；這信任關係就是因為Dr. Schneider一句話，也是張副處長那天會面時顯示的尊者風範（magnanimity）所建立的。

訪問韓國現代總公司

    從德國回來不久，我們又收到韓國現代的傳話，他們說不會再與我們爭卡達工程，但請榮工代表到漢城談更廣泛的合作關係，在這之前，他們也為沙烏地Quarrayah電廠工程想說服日本東芝放棄榮工，改與他們合作，沒有成功。去與不去很難做決定，最後嚴處長認為Al Wusail電廠很重要，不必躲閃，要海外部陳豫副處長和我前往。1985年1月18日，我們到韓國現代總公司拜訪，他們主管海外的黃常務理事出來接待，從天氣開始聊到3年後的奧運會競技場館，談了20多分鐘，就是沒碰觸到正題，只在道別時另一位姓朴的土木事業本部部長選擇向我，而不是向主客陳副處長，恭喜在卡達取得工程，或許算是表態吧。 

轉進東南亞，終至退守海島

    事實上1985年開始，作為OPEC龍頭的沙烏地屢屢表態，他們減產原油勉強維持油價，但其他產油國卻拚命增產，這很不公平，他們不想再如此做了，卡達政府大概心裡有數，油價可能崩盤，所以到了三月，他們透過Fitchner通知我們，將要到期的押標保證可以不用再延期，就是宣布取消這個工程。接下來，油價開始下跌，在1986年以後跌破了20美元，一直到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才又跳上30美元大關。所以我在想，丸紅的換油計畫成功了，幾千萬桶原油不曉得要如何處理？不知道要賠多少錢？

    這個標案，我們等了兩年沒有拿到，業務上很傷，因為油價崩盤，後來的幾年在中東，並沒有相當於此大案子的承攬機會。從1985年起，我們海外工程的業務目標，漸由中東轉進東南亞、西亞各個國家。又過幾年，榮工、中華兩大公營公司再從東南亞撤退，雖然是理性考慮的結果，但韓國人土木建築包商多年來在海外市場，卻能堅持下去，到底憑什麼，是我至今不解的所在？也許現在發起、執行新南向行動的諸公，在詳細探討後，會告訴我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