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自辦」對營造業的正面意義

高銘堂

1. 前榮工處海外部組長 2. 前泛亞工程總經理 3. 前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 前財團法人中興顧問社執行長 5. 前台科大「高等土木施工學」兼任教授 6. 前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訴審議委員會兼任委員

不論是從業人員老化，或受COVID 19疫疾的影響，這幾年營建業勞力短缺，工資飆漲，結果是工程進度遲滯、品質低下，成本推高，相關業主、廠商、工程人員，乃至社會大眾憤怒不已。

私人工程方面，建設公司為了維持對客戶的承諾，工業廠房業主為了趕進度，或許會在企業財務能夠容忍的範圍內調整工程價金，請營造廠商繼續履約，因為在廠商無法吸收差價情況下，用合約規定或訴訟結果來威攝，只會導致更難以收拾的怠、停工。

公共工程的執行必須遵守採購法，面對勞務短缺，各級工程機關都儘可能依合約上都會有的不可抗力條文，核給額外工期，並按中央政府頒佈之物價調整條款修正公式來減少廠商可能的虧損。但這些救急手段，還是解決不了缺工的問題；相對的，民間工程業主為完成計畫，可能給予承攬廠商較充分的資源爭取工人，這是每年執行金額高達8,000億元台幣以上的公共工程業主或承攬廠商無法做到的。

鑑於放寬外勞入境，直接加入工程施工行列，才是解決缺工問題的根本作法，所以政府修改了外勞核配規定，基本上是依造簽約的工程金額、營造公司近 3 年平均本國籍常僱員工人數，來做審查，並對符合「重大公共工程」、「災後重建」、「重大投資開發案」等條件的工程，再提高配額上限。實務上，公共工程在文件與核備上因工程機關具一定公信力，較容易被審查通過，且因可申請「重大公共建設專案」，或有額外較具彈性的移工配額，可以緩和與承包民間重大投資案廠商爭搶台籍勞工的緊迫性。這是公共工程承攬廠商的優勢。

但無論公私工程，外勞核配的對象是營造廠，選聘、配置、管理，與成敗的責任也落在他們身上，如果他們的經營方式還是以分包為主，申配移工後轉手交予下包使用，是不是合乎新的宏觀形勢，頗有討論的空間。

早期的營造工作是以完成簡單的住宅、辦公建築、道路、小橋梁、灌溉溝渠，或小型廠房為主，主要工項就是打混凝土、舖柏油，粉刷土水，投資在機具、設備上的成本相較付給幾乎是無限量、願意來工作的勞工工資，要多得很多。後來人工成本上揚，營造廠很難再養領班、技術工，對工人開始有「效率」的要求。發包給工班，管理責任與盈虧後果落在工班或小包的頭頭上，要他們保證工人的產出，依完成的工作量計價。如此，營建廠商在收支上得到保障，只要派幾個現場工程師幫忙看圖，協調不同類工班間的動作，確定品質和完成的工作量，就可以了。

隨著工程規模的擴大，營造廠商漸漸傾向於將之間或有介面的工項，如模板、鋼筋，打混凝土，發給一個結構大包，泥作或裝修工作也是一樣。發展到最後，連主要施工設備，建材等，也放到他們契約裡。因「效率」考量，也要次包直接面對甲方監造或設計單位，這樣子主承商連現場的監工都可以省掉，需要證照向監造或主管機關報備時，還可以由次包的工程人員去掛名。至於需要特別技術、設備或機具的工作，或者領域、行業的專業工作，當然還是由專業包商來承包。於是營造廠商漸漸的只負責拿業務，加上一些商業、行政工作，如應對甲方、業主，取得銀行各項保證或借貸，向保險公司取得保單等。就這樣，與實作次包的垂直分工發揮到極致！

不論是口頭承諾，或訂定合約，分包商如果有足夠知識與財務能力，完成工作，台灣流行的發包制度讓最上層的營造包商可以輕鬆的管控成本、避免風險，坐等工程完工、驗收，尤其是採用流行的「一腳踢」方式 - 營造廠商以「背靠背」的方式，將成敗的責任移轉給次包，要他們吸收所有的風險。但這是一個"too good to be true"的矛盾：如果小包可以承擔風險或虧累，他們為什麼自己不做大包？如果他們沒有吸收風險或虧類的能力，發包制度，在市場波動激烈的時代，對大包有什麼意義？

台灣的基礎建設大致都已完成，換句話說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單純土木工程已經很少了，工程內容越來越複雜，社會變化激烈更是常態，工程事業經營已不可能停留在層層轉包的階段。尤其如上面所說的，「進口」移工是以承攬的大包為對象，如果他們只是如前將移工轉移給小包運用，樂賺差價，不去考慮生出來的管理介面與嚴格的安衛要求，一旦出事，作為主角的營造廠商恐難能推托、規避金錢與法律責任。

主承商依照承攬工作的性質、複雜程度與風險的大小，做適當的規劃，選擇可靠的廠商作為發下包的對象，在現階段或還是必要，但如果營造廠商保留某種程度，如20 ～30%的自辦能力，表面上或許會付出較高的成本，但當某些小包在關鍵時刻不信守承諾，以「放管」為威脅，大包因看起來有施工能力，或可威懾小包，不讓他們予取予求。

換句話說，在工項單價較合理的現在，營造廠要考慮某種程度的自辦：(一)、自購重要施工機具(如塔吊)、設備(如橋梁懸臂或先進支撐)、材料(水泥或柏油混凝土)。(二)、聘僱適量的台籍領班和技術工；只要工作態度好，能夠帶領或監督年輕外籍移工，不要嫌棄他們的年齡和體力。

再其次，因社會進化與科技發達，公眾對工程功能，自動化，乃至造型美觀的要求有更大的期待。因此現代工程必須納入更多先進的系統、設備以及服務，也就是說要有許多跨領域專業廠商來參與。階段上來說，從規劃、設計時就必須有他們系統或產品的數據資料，遑論施工、完工、運轉，甚至到維修。要處理這麼繁複的工程局勢，如果業主要發平行包，他必須要有足夠的技術人才或團隊來整合介面，蘊涵的延遲與超預算風險更難估量、控制。因此，找一個統包商以統包契約的方式代替，承擔技術與協調的責任，會是比較務實的做法。

但傳統的綜合承商多只有土木工程的背景，常有公司負責人誤會統包契約只是代替業主來與專業廠商簽約，只要用法律關係去規範次包商，他們都會完成工作，尤其現在許多系統提供者都是大公司，簽了約就會顧及商譽把工作完成。所以他們在採購發包時只考慮差價，不去審視專業包商的施作與供應範圍是否能合乎統包契約上要求的功能、需求、品質，尤其是許多服務建議和後續簽署的契約，常有隱喻的風險，排除了在若干情況下，次包仍然要盡契約責任的情形。所以統包商必須要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去審視專業承包商的報價細節與服務建議書，了解他們的服務範圍是否完全，可能有的變數與風險所在。這種能力不是"know how"，但至少是"know what"。所以統包商必須要有技術人才或團隊來承擔統包契約責任，並不是把報價收集起來，取最低的，再加上一定的管理費或利潤就好了。

但是在現有的發包習慣下，許多工作都乾乾淨淨的切給小包去做了，沒有經驗或數據的回饋，包括估價、算標都要找小包，依他們的報價投標。工程公司在縮減成本的考量下，不只是工地，總公司不再擺人，各部門與人員都呈現萎化的現象。老闆們認為人才上如果有所不足，可以委外，這是相當危險的做法。他們必須儲備人才，不能依賴算盤打得比你還精，其實無力負任何責任的小包。換句話說，有意願養人，建立自己的團隊，了解合約關係下的專業廠商在做些什麼，才能避免「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窘境。雖然就跨領域專業而言，這不是百分之百的「自辦」，

這幾年為了能夠順利發包，業主單位增加工程預算，再以有利標方式選擇肯配合的廠商，營造業開始有利潤，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市場發包制度與業者的經營習慣並沒有改變。從人性傾向不勞而獲的觀點看來，因為價錢不錯，很多次包會多拿工作，超出自己的施作能力後，就把它轉包出去，也就是大家詬病的層層轉包。這種情況下，最後一棒的小包，拿到的工項單價比大家調整價錢以前，也許不會好很多，所以估算錯，或者是風險發生了，工地還是停擺，進度沒有，而上一層的包商以為憑著契約條款已經綁住了下層的包商。但實作的人落跑，耽擱的時間無法追回，這就是發包制度不可靠的所在，只有如上面所說的營造廠應該在時機好的時候，騰出一些資源來自辦，先花點小錢才能省大錢。

綜上所說，針對本勞老化，後繼無人，營造業實際上靠外勞，以及工程的複雜化，營造廠商應考慮部分工作自辦，不能依賴發包：（一）機具、設備與重要材料，自己購置，把下包落跑時的損失減到最少。（二）招募領班、技術工或作業手，來帶領移工，建立自己工班，實作部分工作。（三）擴大，而不是簡縮總公司部門的功能，培養專業工程師，尤其是機電、自動化與資訊工程師，盡量深入跨領域的工作。（四）了解人性，避免發包制度的弊病，尤其在價錢調高之後，層層轉包的現象會更嚴重。

營造業應該由專業來領導、經營，不是掮客、投機者，商賈，以賭徒心態來博取利潤的所在。台灣市場發包、轉包的習慣，方便非專業人士的操弄、圖利與送紅包，實在不好。這幾年工程師、勞工的短缺，已淘汰了部分非專業，沒有參與施工的人士，要更進一步泯除風險，不讓沒有真正出力的人分得一杯羹，真刀實槍的自辦才是正確的方向。

0512 2025，在陽明交通大學土木系「通識教育」課程的宣講內容：

             

營建業與土木工程師的博雅、專業背景

一、 前言

年輕學生對萬事萬物常感好奇，有強烈的求知欲；又對某些社會現象，常有意見，想去改造整個世界。但他們知道不久以後，將進入職場，承擔建立家庭與事業的責任，意識到未來的工作環境必須穩定。到進大學後，要畢業前，將來要走那條路，過什麼生活，面臨決定，但不知何去何從，不免會有焦慮與挫折的感覺。

入錯行業，從求學時選錯科系開始，會影響人一輩子：收入、地位、操勞的程度、生活的樂趣、健康與壽命。所以，年輕時就可以去了解產業與市場的現狀、走向，反思自己的性格與能力，才能做出好的準備。

土木系和所有的工學院科系，都是培養專業人士的所在。所謂” Professional”，通常指需要受過高等教育、專業訓練，遵守專業倫理規範，依國家法律制度運作。“Occupational” 則泛指任何人從事的職業或謀生手段，技術層次較低，工作上常受人指揮，自主性不強，產出幾乎可以量化，被其他人的取代性較高。

從工業革命以來，Professional的收入、社會地位，與權望一直升高。因人類生活的普遍改善，要歸功於專業人士，他們能運用知識、技能、經驗，與創新科技，發達了生產力，讓所有人的生活獲得改善，所以分配給他們所得與財富的份額，相對於社會其他階層，越來越高。

二、不受景氣榮枯影響的營建業

許多產業，規模與產值非常大，工程師面對的，卻是不變的生產流程，個人對產品與系統的影響很有限，遑論對整個產業。因此他們從一開始，對工作與職務，就要做長期的承諾，除非是罕有的晉升或跳槽。

但土木工程，每一項工程都是在不同的地點，依照顧客指定的需求，規劃、設計與施工，這使得它的每一項「產品」都不一樣。所以土木工程師不會和機電、化工、機械工程師一樣，重複施作相同的工作，感到自己只是巨大機器中的小螺絲釘。換句話說，土木工程師的工作，是如同下棋對弈，每一盤面對的都是新的挑戰，影響成敗好壞的是他們的個性和能力。

深知自己個性與能力是最困難的，但營建產業範圍廣大，允許個人有彈性依自己的長、短所在，甚至經多年試誤，去學習、調整，最後找到適合自己的職務，這種容錯的性質，在別的產業是很難有的。

再從人們的生活型態與經濟發展的改變來看土木工程師，當人與資源必須集中，以方便製造並輸出產品時，都市型的聚落就取代了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在有限的空間，大量人口的居住、交通、淨水供應、汙水處理、排水防洪、電力與能源傳輸，空氣清潔、景觀、休閒、娛樂，體育，與公眾活動等問題，都要依賴土木工程師提出進階的方案來解決。

所以其他的工、商產業，或因景氣循環，會有行業興衰，業務起落的情形，但只要文明與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就需要土木產業；因為自古以來，大自然依其天候、地理與地質條件，無情的限制人類的發展，但土木工程師卻能在嚴酷環境中刻畫或雕塑出種種的人為結構，克服障礙。相對於其他專業工程師，土木工程師與文明的關係，較為穩定與全面，也代表他們有較好的機會。

三、對設計組織、施工廠商、業主、學術機關的介紹。

年輕的土木工程學生，也希望知道產業中，不一樣的機構或公司，在市場上的地位和前途是如何？要進去是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有什麼前途或升遷可能？合不合自己的個性？以下是簡單的介紹與分析：

1. 設計組織 - 顧問公司、建築師事務所

土木工程師在設計單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依循最先進的技術、參考市場的應用實例，遵行政府權責機關頒行的法規與標準，對所負責工程的結構、建築、或系統，提出設計圖說與技術規範。而當提出這些專業建議時，他必須確定所涉及的工藝、材料、工序，與興建成本，已考慮到業主的最佳利益，以及施工與使用者的方便。

設計工作給人的固定印象，大致上是在辦公桌，電腦前獨自完成的靜態工作，所以工程師必須坐得住，勤奮，有耐性。很多個性內向，習慣靜好歲月，個性內向的年輕人，很喜歡這種很大程度，不必去理睬「俗事凡人」，又可以固定時間上下班的文案工作。但個性比較外向，又認為自己在協調、管理上可以發揮的年輕人，會對進設計單位有些猶豫。    

現代的工程複雜程度甚於往昔，時間的有限與專業的考慮，都需要不同專長工程師，在一定時間內，相互合配合，才能如質如期完成工作。所以，設計單位仍然需要溝通與管理。工程師從協調開始，可以發展出領導團隊，提昇工作效率，進一步成為經理人的能力。而二十一世紀的企業，對菁英領導制度，都持開放的態度，報酬薪給亦不吝分享，尤其在較大的工程設計公司，老闆無法躬親，必須假手經理人負責工程成敗、業務得失，更需他們為公司栽培、發掘人才，培養未來幹部。

雖然設計單位的經理，與營造公司要領導藍領勞工的工地經理，所需的統御技巧，不盡一致，但它還是能提供年輕工程師，走向所謂超級經理人職務的機會，與從前大家對在顧問公司工作，必須要皓首窮經，案牘勞形，才能有一定成就的印象，不太一樣。

在較大型的顧問公司或建築師事務所，考核主管必須注意的面向較多，包括設計的品質、與委託者的互動、所屬專案或部門的盈虧、協調能力，擔任較重要職務的潛力等。但一般的基層員工可能只聚焦於自己在辦公室裡的努力，認為上級的考核偏差、太過計較盈虧，無視初學者的學習意願等問題，因此沒有耐性等下去，變得要換工作，這是雙方的損失。

初始就業者，不能以為自己年輕，有時間可以作選擇，要去了解那些問題是初學者暫時的挫折，那些確實是工作單位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學習與工作態度要認真、謙虛與客觀。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大型顧問公司或建築師事務所的老闆們，必須在薪資外，對加給、獎金、分紅，乃至入股等作較為彈性，或敏感的處理，以因應菁英制度加諸於自由市場莫之能禦的壓力。

2. 施工承包廠商、監造

營建產業中，相對的可以運用、支配較多的資源，就是承包廠商；因為不論是新建或改善工程，施工費用總是占全部費用的大部分。而老闆為要履約所做的決定，包括採購發包、人事聘僱、協調社群、乃至回朔到最前面，案件是否成立，預算如何分配等，都要考慮到他有多少可資信任的員工。

工程在可行性研究、規劃，或設計階段，僅以概念或意象的抽象形式，存在於圖說、文書，或電腦中；到施工開始，人們才會見到逐漸成形的實體物件，所以施作廠商的形象，常與工程的完工交付膠結在一起。結果是工程在施工發包前的遲延，大家很少去注意或責難，但實質開工後，監管單位反而會要求施工廠商去把落後的進度趕回來。設計也是一樣，前期的工作單位因思慮不足，或設想錯誤，有了缺點，接到最後一棒的廠商把它改過來，似乎成了他的義務。

施工廠商因承攬契約金額占工程費用的大部分，或因是工作接力團隊的最後一棒，相關單位靠他們來解決問題，所以團隊承受很大的壓力，這也是許多人不願選擇參加乙方的道理。相對而言，同樣是在工地工作，業主代表或是監造，他們可以對工作品質無限要求，或就進度一直催逼，但施工廠商高階幹部或基層工程師長久需處於這種高張力之下，還必須注意成本、安衛，或睦鄰等問題。

對同樣的工程，不一樣的團隊，不一樣的應對，結果也會不一樣，因為營建工程與生產業不同，生產成本不只是機器、生產線與勞工的函數關係。在營建工程，單位時間內每一個工作項目完成多少工作量，會是決定成本的關鍵；而團隊可控的因素，除了基於科技的施工方法與工地布置外，施工團隊如何與各方，包含業主代表、監造、設計、小包、工班、社區、權責機關派來的檢查人員，甚至民代、媒體等互動，會關係到工程的盈虧成敗。

所以自認為早熟，社會化程度較高的年輕人，會認為他們在施工單位能有表現的機會。我們在前面曾說，施工廠商的承攬費用較其他工程單位或公司可支配的費用高，既然他的員工應對各方，或做即時決定時，影響到工程盈虧的程度那麼大，他自然也肯給予表現優越的人，較高的報酬。也就是說，承包廠商用人的鑑別率大，而且不一定要高學歷，或按照排班論輩，工程師才能擔任有高報酬的職位。

擔任監造工作，也是在工地工作，同樣的要受風寒、曬太陽，但他是檢查工作品質、查核進度，核准各項計畫，較不需要盈虧成敗的責任，因此在承受壓力方面，與施工廠商員工差異很大。所以 他們的待遇與升遷，依產業界的現況，會是較為固定。這工作很適合兩類型的人：1. 對施工方法、工項品質，工地資源配置很有經驗，但在生涯中已曾經歷過，或不願意再耐受強大壓力的資深工程師；2. 剛畢業、無經驗，現階段願意做為助手，抱著學習態度，希望有機會再去施工的一方，承受直接壓力的年輕工程師。

關於公共工程，早期政府希望設計與施工分開，互相制衡；在很大的程度保障了業主在工期、品質與成本上的利益。但設計與施工責任如由同一家廠商負責，設計時就可以考慮施工者既有的機具設備，熟練的工法，可以掌握的材料，或具優越功能的系統，對節省工程經費有很大的幫助。再談到工作期程，現在的採購法規允許「設計與施工」(D&B)與「設計、採購、施工」(EPC)的招標方式，設計與施工可以交錯、重疊，加上兩者不是分開發包，未準時交付的責任不再成為展延或契約爭議的理由。

當營建公司以EPC的方式承攬工程，因為它責任大，財務、人事規模就要擴充；它必須對分包廠商的專業能力做實質的審查，非專業、掮客型的公司就要退出市場，而不能憑法律證照就可以搶標取得工程。而當大型、複雜工程的管理與完工責任轉到EPC廠商時，他們就需要更多的土木工程師來做管理的工作；同樣的，EPC廠商的專業分包商，不論是土木、水電、空調、管線、設備系統等也需要更多的專業工程師。

其實在民間工程方面，很早以前就有同時掌握設計與施工的統包商，從早期建設公司推出的住宅、辦公室、造鎮、造市等建案，到近年高科技廠房、離岸風電、綠能，等建設，私人的投資範圍與規模的擴大，工程複雜與專業性越來越強，這裡面更有國際化的前景，使得土木工程師的舞台越來越大。

3. 業主 - 政府部門、投資者

在台灣或許因文化的關係，公務員受到某種程度的尊崇，雖然他們的薪酬不算高，掌握的權力也不如從前；但他們的工作受到保障、生涯中國家也提供很多進修機會、退休後繼續享有月退，這些優點讓年輕人認為通過高、普考試，為國家服務，是一種好選擇。

政府近年嚴格要求依法行政，關於工程採購與招標，也頒布了許多法規，許多公務員依循成例辦事，卻有觸法的危險，這影響到大家報名國家考試，甚至錄取後接受分發的意願，尤其地方政府，有很多空缺。過渡期間，各級公務員，從首長到基層人員，對法律規章不了解，真的會造成許多憾事，但如果由行政的觀點來看，這是法律給予工程人員的保護，更進一步的證明了專業的價值。

台灣的經濟開始發展時，公、私預算資金都很匱乏，基礎建設又為經濟發展所需，重要建設機器、技術，乃至人才培育，要集中資金，透過政府向外國申辦。就土木工程師而言，從50年代開始，作為政府機關或公營公司員工，仍有機會以留職留薪方式，利用受訓計畫、獎學金、或其他管道，出國到先進國家進修，這是擔任政府公務員或公營企業員工的好處。

理論上，業主可以請專案管理計劃公司作為它的代表(PCM)，監督工程的進行；目標不只是要確認建設投資的如期、如質完工，也希望過程中，在變更或追加減上，PCM能夠維護業主的利益。在很大的程度，PCM應該是很可靠，充分的授權也是必要；但畢竟PCM是不同的單位，業主還是應該有自己的人手，無論在計畫、付款、或契約重大事項上，做最基本的省視。

業主代表權重，位階不一定高，為求立即能夠發揮作用，很多事都是要由PCM來做，所以業主代表只能有幾個人。在不能管得太多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就主要施工方法、付款與財務計畫、進度、承商履約狀況，重點檢核PCM所送的資料。

有些年輕工程師，或許看到業主代表，受限於時間有限與無法分工，只能看一部分資料情況下，以為他們放棄了很多，覺得應該在年輕時學得更多專業，所以雖然業主代表，薪資相對年資、經驗等不算少，會因此敬而遠之。其實這不算對，因為在政府興建公共工程，或財團投資大型建設的機會較前為多的當下，這種職務已經變成了一種專業：就他們知道預算數字與時間的函數關係，品質與進度的相互干擾，成本與價值的比較，從而能保障建設的成功，資本的順利回收。

4. 學術機關

以前的中古歐洲，學生只要懂拉丁文並信仰天主，就受所有的大學歡迎。大學是教導藝術的地方，並提供神學、法律，與醫藥課程。但到十九世紀，德國的柏林大學要求學生選擇研究主題、專業、或特定的社會問題，找出解決辦法，告訴公眾，他們的研究方法與結論。大學不再是單純提供學生一個人文和古典學科基礎的所在。

後來的美國大學，更進一步讓大學成為技術研究中心，他們接受私人或企業的捐助，以此吸引人才到大學，完成對市場有用的學術研究，或訓練業界所要用的人，所謂「知識產業」的建立，以此為濫觴。

再其次，國家也為了競爭力，「投資」在高等教育。在台灣，除了公立大學教學人員薪水由政府負擔外，私立大學也接受政府的補助。這種轉變讓公、私立大學，尤其是前者，失掉了一些自主性。他們人員的薪水發放，晉升與錄用，必須比照公務員，接受銓敘；研究用的儀器、設備，材料、書籍的購買必須按照採購法，甚至是小額的核銷，都有政府的規定。

因為國家或委託單位的需求不定，大學科系在若干研究計畫，在目標，或是在參加人員的專長與人數的選派，必須儘量配合，這就使他們更需要有「經營規模」的考量：發散的研究計畫，包容更多研究人員、技工、甚至管理專才。所幸，土木相關學系也是工科，在找計劃、經費方面，相較於社會學系，應該會比較順利。

土木工程學生畢業後要留在學術界，並不是壞事；首先工科學系與產業的界線已經很模糊的，他們的學生就是產業明日的主力軍。其次，很多大公司因為本身的工作環境，不適合做研究工作，他們必須要找學術單位合作，以市場力量為誘因，開發出新技術，才能在現今面臨缺工、缺料等問題的土木產業，找到競爭力。

不管學術單位能從產業界拿到什麼計畫，募得多少資金，要從事學術工作必須知道，走這條路是一趟寂寞、枯燥、長遠的苦行，中間有時候會有稀疏的掌聲，但大多數時是無人理睬。金錢的報酬更是有限正如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一百年前「學術作為一種志業」(Science as a Vocation）所問的許多問題。

真正的學者或許會因收入不多，而感到挫折。但當他發現可以對未來世代的人貢獻出知識，他會很高興；所謂學術工作得出的成果，有其重要性，亦即「有知道的價值」，這是一種得以補償長期乏人聞問的滿足感。

當然，現代的學術單位在變化中，比如說，成為上面敘述的「知識產業」，與願意投入大量金錢，贊助研究計畫的大公司合作，發展新的科技。另一方面，與學系研究的相關法律也漸漸的修正，除了允許學校聘用學者以外的專業人員，有關他們獎金，或與研究成果連動的激勵金的規定，也變得更有彈性。所以大學，也可能是土木工程學系畢業學生的一個理想的工作所在。 

當然抱持著「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與世無爭，純粹想當個學者的，大有人在。但不管是研究或教學，都需要熱情、理想，並再加上一些探索的精神。不管研究計畫變得如何功利，工科技藝是如何市場化，只有中庸之才的人，還是不必到大學工作。

四、年輕人如何學習去做一個優秀工程師：

1. 要去瞭解現實世界上政治機關、社會既有建制、工商利益團體是怎樣從想辦法發揮影響力，到終能解決分歧，讓政府持續運轉、經濟成長的抗衡與折衝過程。

2 專業人士執業需要具備「知識」、「技能」和「判斷」：「知識」須經由教育與訓練取得；「技能」就是將學習得來的概念、原則和資訊應用在解決問題上，獲致成果；「判斷」成敗的關鍵在對經驗、分析與有意識努力的尊重。。

3. 態度最重要，從草根細節學起，並依性向及能力，及早定位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顧問或施工、技術或管理、本土或國際、員工或經營者？。

4. 作為「工程師」，要了解因為人性趨向「互不信任」，現代工程必須要有契約、認證、查核、保證、試驗、調查、報告等繁文縟節，以保護各方參與者的權益。且專業工程師應避免「非工程師」藉誇大人性弱點，涉入、甚至支配工程事業。

5. 從加入專業公司開始，即耐心接受管理，培養品格、鬥志，與堅強的專業實力；適時挺身而出，承擔責任，領導團隊。

6. 與生產工業或資訊業不同，營建業植根於所在國歷史、文化、風俗，契約與交易習慣，須與人文與常識緊密連結，年輕土木工程師不能只對工程技術、理論或經驗上做努力。

五、結語

1. 一個好的專業工程師也應該是關心公眾的知識分子，因為把學術或專業知識轉化為大眾可理解的內容，是他的責任。他知道專業知識也有局限，願意檢討自己的立場與偏見，隨著新知調整看法。

但他也不盲目屈從權威、公眾壓力、或政治權力，相信可藉講理、爭論與適當的折衷，達成專業所追求的目標。

他體認到專業工程師所扮演的角色是知識與群眾之間的橋樑，必須引導理性討論，反對煽動情緒與假消息。

所以他了解到他終極的業主不是工程機關，是使用設施的大眾，從他們的批評，抗議與要求，歷經自省與誠實的思考，謙虛地承認所有的設計與施工，在群體的智慧激盪下，都可修正、優化與改變。

要成為一個好的工程師容易，但要領導一個團隊、大公司，甚至產業，必須想得大、想得多，想得遠。從年輕開始，要有強烈的好奇心，對常識的探索，不會功利的去想會不會對自己事業有幫助，雖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但已盡了知識份子的良知！

2. 不可否認，受到全球化與AI發明進步的影響，專業中產階級的收入、社會地位，權望已受到抑制，程度如何，影響多快，現很難說。

請參閱：https://mtkaoforum31.blogspot.com/2025/04/802025-0419-21thomas-pekkety-1.html

台大土木80年紀念土木論壇，2025 0419(六)   錢思亮紀念講堂

 鑑往未知來，專業工程師是否逢百年劇變？

一、21世紀資本論(Thomas Pikkety)中談到的「專業人士」

1. 專業所得相對於投資與遺贈收入得來的比例，200年來的變化

工業革命以前，由投資與遺贈得來的收入，與從勞務得來的收入相較，比率很高。但這數字一直降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下降更顯著，持續到1970年才稍緩和。這代表科技不斷進步，造福全民，「專業人士」所得提高，更為受惠。但2010年後，或因數位科技與全球化關係，此數字有上升的趨勢

19世紀時所得要到達20~30倍國民平均收入，才算體面，但也只有總人口的1%人數，才有這個收入。律師、會計師 、工程師勉強有10倍國民所得，但生活上只比「窮人」稍好。(Pikkety 舉1835年巴爾札克的”高老頭”，1811年珍·奧斯丁的”理性與感性” 為例，說明了那年代，財產、所得，與生活費用的關係。)

                          

                                                      19與21世紀資本論

2. 「專業人士」在收入、社會地位與特權的成長，是不是永久的？ 

科技進步造福公眾，因之帶來的人類生活方式改變，如人口集中到城市地區，致各級政府需強化醫療、教育、法律制度，更提升了「專業人士」的重要性。知識成為「商品」與「資產」，可以轉換成收入（不像以前靠家族或土地）；因之，「專業人士」得與統治者、資本家，分潤經濟發達的成果。

科技不斷進化，AI等之發明，令人懷疑「專業人士」是否能如過往的200年一樣，在收入、社會地位與特權持續成長？然就算前途堪慮，在最後一刻到來前，他們仍須就自己專精，持續學習、成長，並篤守工程倫理規則，雖然知道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終將接手一切 -- 能駕馭科技工具，懂數據、寫程式、能操作軟體的少數人，才是新的「專業人士」。

二、「專業人士」的定義與歷史

1. Occupation與 Profession 的區別： 

Occupation泛指任何人從事的職業或謀生手段，技術層次較低，工作上常受人指揮，自主性不強，產出幾乎可以量化，被其他人的取代性較高。

Profession通常指需要高等教育、專業訓練與認證的工作。衡量他們的產出，有時主觀的描述，好壞或是否合格等，較具體量的數字計算更為重要。 

從前歐洲各城邦基爾特所屬工匠，有點專業人士的味道，但還不完全是。在中國專業，如醫者，在「三教九流」中的地位也不高。

所以Professionalism的出現，是這一、兩百年的事。漸漸的在大多數的國家，「特權」，包括專業認證制度（規定很多事需要認證、專業簽署）、法律保護（只能執照人士從業），高教育成本(進入障礙)等，較專業能力與倫理為重要。

2. 全球化、數位科技的發展，對「專業中產階級」的威脅

200年來因科技的發展，專業知識的需求暴增，「專業人士」因掌握技術、規則、資格制度，依法律規定與授權享壟斷職業地位，不受任何管理，而形成特殊「專業中產階級」。

但全球化、數位科技的發展，已顯示出是對「專業人士」的收入、社會地位與特權，造成了影響，甚至還會是威脅。

首先全球化促使專業同行間的競爭範圍擴展到低薪國家，非頂尖或例行重複化的外包，限制了專業薪酬上限。在全球化浪潮下，技術快速的擴散，很多跨國平台、跨國公司可以讓客戶直接找到便宜，評價又好的專業人士。國內執業執照不再是「特權門票」。

3. 高數位資本比重公司的經營，與超級經理

數位科技的發展，讓軟體、演算法、AI等，快速取代原本需要人做的「重複性知識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就必須投資更多於自動設備。從資本的角度來看，當工程公司高科技設備價值占總資本的比率越高，原來專業人士的產值與重要性就相對變低。

所謂的超級經理(super manager)就應需而生。須有專業背景，要懂得技術， 身兼創新者，經營者，及公司最高管理者，可在公司投資高科技設備的巨大資本壓力下賺回利潤，所以資本家願意付他沒有上限的薪酬。能順應科技資本家的要求，或許是專業工程師在新時代的好出路吧。

所以高科技資本家與超級經理將分得「高數位資本比重公司」的絕大多數盈餘，尤其在流行「贏者全拿」(winners take all)英雄主義盛行的美國，這使一種將「極端才能至上論」(meritocratic extremism)發揮得淋漓盡致的財富分配方式，不知將為社會帶來多少恐慌與動亂。

三、工程師對大變動的或有反應

1. 數位時代的新盧德派(Neo-Luddites)反對者

相對於1810左右在英國半夜集結，蒙面進入工廠，摧毀自動織布機、剪毛機等設備的盧德派(Luddites)反對勞工，想要阻止資本家以「無技能工人＋低工資」模式取代熟練工藝；今天也有「Neo-Luddites」（新盧德派）反對者，他們對 AI、自動化、科技平台壟斷等，有疑慮、提出警告或抵制…並包括擴散工具。

今日的AI，「可自動生成」專業知識，提升效率，導致專業人案件流失、作品被「免費工具」取代。大家反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帶來的「剝削式應用」。在科技變革下，當勞工／專業者沒有議價權，只能被迫接受「低價、去技能化、平台化」時，就會產生盧德現象。

200年前，工業革命使得產業由生產業轉向服務業，休假與生活上新的需求解決了失業問題，盧德派反對者證明是過慮，但19世紀留下來的生產分配問題還沒解決，今日的AI又造成了白領專業人士的工作權問題，或許新科技資本家會有除「貪婪」以外的雙贏策略吧

                                                            

                                                          18世紀初  盧德派反抗者

2. 躺平族(The right to be Lazy)

當科技資本減少甚或剝奪專業人士的工作，受雇者可大量的為無專門技術的Occupational所取代，1883年法國哲學家Lafargue主張的「工作即奴役」，所以勞工應採不合作態度，似乎變得很對。

現代的躺平族在由工作體現生命的意義，包括薪酬、保障與成就感方面，感到絕望後，採取屏除一切壓力，只滿足自己基本需要，或最低限度樂趣的生活方式。這些人看起來是異類，但只要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不干擾到別人，別人也不必要驚恐。然而變動可能是全面性，被迫躺平的是大多數的受高教育分子，這就是社會的問題。

3. 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派

前述的法國哲學家Lafargue認為可解決工作與奴役問題的是自動化機械的發明與運用，從減少人的工作時數開始，到替人做一切工作，人可以從強迫工作中，解放出來，做他愛做的事，這是文明的大勝利。現在這些做事、會思考的機械要有了，但是所有的人，卻認為他們是處於被科技及其擁有者完全剝削的狀態。

所以有人就主張所有的人都由政府或社會無條件發給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讓他們滿足生活基本需求。政府財政的來源，是礦稅、權利金、或是於AI時代對科技資本家，或還有能力得到收入的少數人課徵重稅，。

這樣的說法，在理論上說得過去，但實施以來困難重重，像公民權得到充分尊重的瑞士，於2016年的公投就否決了這樣的提案

4. 工程師作為一種志業(Engineering as a Vocation)

不是很多的人能將工程專業視為一種志業，不管客觀環境如何變動，如何影響個人的薪酬、地位或權力，他們還是認真工作，堅守崗位。這些人有頭腦，能思考，可以忍受孤寂，如果有一天在理論或學問上有所突破，他們也只期待短暫與稀疏的掌聲。

大致上他們只存在於學術或研究機關，為科學找出路，或教育下一代；在這些枯燥的工作上唯一的樂趣，對他們來說，只是抽象的成就感。所以在大學或研究機構還沒現代化，還沒作為企業R&D的實質分支的時候，他們只能靠貴族或富善人士的資助，維持研究。

終於他們有黃金時刻，如同本文最前面所說，專業人士在這一百多年，以知識造福公眾，就自己的利益而言，總算能與資本家平起平坐。就學術或研究單位來說，政府或大企業贊助他們的研究計畫，讓第一流的頭腦，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思發展理論，在無形中能結合校園與市場，為民生做出貢獻。所以「工程」，的確能成為最優秀人的志業。

但到AI的時候，R&D的工作可由自動機械來做，只需留下能駕馭科技工具，操作軟體的少數人就可以了。至於想以工程作為志業 - 現在我們還叫他們為學者、專家 - 這些第一流的頭腦，最好的出路或許在「新盧德」抗爭團體，為專業人才討公平。如果三年不成，就加入「躺平族」，為爭取大家的「基本收入」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