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前的波斯與猶太，巴比倫之囚

舊約以斯拉記記載波斯王古列（居魯士二世），西元前539年攻陷巴比倫帝國後，允許被巴比倫強行擄掠流亡的各族人民重返故土，並重建他們的神廟，結束了猶太歷史上有名的巴比倫之囚。十九世紀巴比倫出土的古列圓柱（Cyrus Cylinder），上面以楔形文字記載了他釋放戰俘、恢復各宗教祭祀的政策，該文物被許多學者譽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份人權憲章」。

命運作弄，繼承波斯帝國的伊朗，四十年來敵視他所謂的大小撒旦，美國與以色列，並且堅持發展核武，引起看來很難結束的戰爭，這與兩千多年前居魯士二世允許境內弱小民族自治，信奉自己的神，大相逕庭。

有朋友認為這是伊斯蘭化的結果，但什葉教派並不比遜尼激進，中東許多基本教義教派國家現在並不如此執意要消滅以色列。所以這或許是伊朗的神權領袖們自向巴勒維奪權、排除支持世俗政治者，乃至兩伊戰爭擊退海珊以來，要求人民持續保持宗教狂熱的必須手段吧？

另一方面，以色列或許還認為只有以強制力，消滅所有反猶思想與實質對抗力量才能確保它的安全，這樣子和平就沒希望了！

美伊戰爭，文明的衝突

美國與伊朗之間的衝突，距離真正落幕恐怕仍有一段路要走。戰爭的勝負與是非往往錯綜複雜，並非短時間內便能下定論。然而，在相關討論中，常有人回溯區域歷史，認為若公元前五世紀的波希戰爭不是由希臘獲勝，西方文化的命脈便可能中斷，猶太—基督教文明也不會成為今日世界的重要選擇。

這種說法其實帶有相當強烈的主觀色彩。姑且不論猶太、希臘與羅馬文化在精神傳承上是否真能視為一脈相承，單就二千五百年前的歷史條件而言，當時的波斯帝國與與其對抗的希臘城邦，究竟何者代表較先進的文明，本身便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根據曾遊歷波斯帝國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歷史》中的記載，古代波斯人不設神壇、神像與廟宇，也不像希臘人那樣將神祇塑造成具有七情六慾的人格化存在，再透過祭司或神諭來號令信眾。波斯人強調節制與秩序，但即使是國王，也不輕易判處死刑。他們認為懲罰的重點在於使罪犯所受的勞役與其過失之間取得適當平衡。同時，波斯人深信自身民族優於其他民族，而且對距離其文明中心愈遠的族群，往往抱持更強烈的優越感。

波斯男孩從五歲到二十歲都必須接受教育，主要學習三件事：騎馬、射箭與說實話。其中，誠實被視為最重要的品德。說謊被嚴格禁止，而欠債不還之所以令人厭惡，正因為最終往往需要以謊言掩飾。對成年男子而言，在戰場上展現無畏的勇氣與嫻熟的武藝是最高榮譽；離開戰場後，最令人稱羨的則是擁有眾多妻妾與子嗣，尤其是能夠養育眾多男孩。

反觀同一時期的希臘世界，除了與波斯作戰之外，各城邦之間也頻繁相互征伐。無論是提洛同盟與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對抗，或是海上劫掠商旅的行為，都顯示希臘世界同樣充滿衝突與暴力。從處死僭主、功臣乃至哲學家的歷史來看，也很難簡單地認定希臘文明比波斯文明更具人性、更開放或更寬容。

其後，馬其頓統一希臘，並在亞歷山大的率領下征服波斯。然而，這並不必然意味著較先進的文明終結了較落後的文明。許多人不自覺地陷入歌頌希臘、羅馬文明的循環論證之中，將大流士等波斯君主描繪成好戰的侵略者，卻忽略了雅典曾積極鼓動波斯統治下的愛奧尼亞諸自治邦起而反抗，這同樣是雙方衝突的重要背景之一。

當然，馬拉松戰役中雅典的以少勝多，以及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在溫泉關率眾死守的故事，充滿悲壯與浪漫色彩。正是這些英雄傳說，進一步加深了兩千多年來西方世界對古希臘的崇敬與嚮往。

事實上，不同文明之間未必存在絕對的優劣之分。真正重要的，應是能否以和平、包容與理性的方式，運用最低的社會成本來化解日益複雜的挑戰，避免文明因內外壓力而走向崩潰。然而直到今天，人類似乎仍徘徊在兩種相互矛盾的歷史想像之間：一方面，彷彿歷史已接近終點，如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間的猜忌與排斥卻日益加深，彷彿正朝著Samuel Huntington所描述的「文明衝突」邁進。

若人類最終無法學會包容彼此的差異，而任由文明間的對立持續升高，那麼這種無法避免的衝突，恐怕才是人類文明面臨的最大危險。

 威靈頓公爵、拿破崙，美國對伊朗與委內瑞拉的「斬首行動」

1. 前榮工處海外部組長 2. 前泛亞工程總經理 3. 前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 前財團法人中興顧問社執行長

1815年6月滑鐵盧戰役，英國炮兵曾在戰場上發現拿破崙的位置，並請求開炮，威靈頓公爵明確拒絕。他認為戰場指揮應靠堂堂正正的軍事對決，而非帶有暗殺性質的行動，這體現了當時將軍的軍人榮譽與戰爭倫理。最終，法軍戰敗，但這段插曲卻成為後世對戰爭規範的一種象徵

相較之下，近期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在談判尚未終止之際，伊朗最高領袖與革命衛隊多名高層指揮官即遭精確導彈攻擊，幾近全數喪生。唐納·川普更高調表示，潛在繼任者幾乎已被消滅，使後續談判對象難以確定，甚至揚言凡其不認可之最高領袖繼承人，不會自「清除名單」中移除。

短短兩百年間，國際戰爭行為準則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差，令人深感震驚。這或許反映出，不同時代對法律、道德與榮譽的標準與詮釋並不一致。有學者主張，若敵國領袖處於實質戰鬥位置，其被擊斃是否反而能減少整體傷亡；亦或在武器愈發毀滅性、國家與民族生存面臨威脅之際，手段的界線必須重新界定。

在此背景下，有兩個值得警惕的趨勢逐漸浮現：

一、傳統主權與領袖安全觀的鬆動

自1648年西發利亞條約確立現代主權國家體系以來，政治領袖的人身安全，原則上不被輕易作為刻意打擊的目標，除非其身處實質戰鬥情境之中。和平時期，國界本身亦為領袖提供了相當程度的保護。此外，如威靈頓公爵所承襲的中古騎士榮譽觀，即使在戰場上，也避免以刺殺方式消滅敵方指揮官。然而，這種傳統正在逐步被侵蝕。

二、「新君主主義」（neo-royalism）的興起與權力集中

伴隨所謂「川普2.0」的出現，一種近似「新君主主義」的政治風格逐漸浮現：行政權力透過命令迅速擴張，權力核心由家族成員與絕對忠誠者所環繞，制度制衡與傳統外交慣例被削弱。在此邏輯下，對外用兵若以「斬首」敵方領導層為目標，便成為一種看似高效率、低成本的選項（例如針對尼古拉斯·馬杜羅的行動，雖未造成實際死亡，卻可視為象徵性的「斬首」）。

然而，「斬首行動」背後的假設——即消滅領袖即可瓦解敵方體系——並非總是成立。這種策略或許對高度個人化的民粹或獨裁體制有效，但對於組織結構已趨複雜的政治或宗教體系，往往適得其反。新領導者可能迅速獲得支持，延續甚至強化既有對抗立場；而原本消極或分散的群體，亦可能因此被激化，導致衝突進一步升高。對於具有強烈宗教動員能力的伊朗政教體制而言，此種現象尤為明顯，並非如刺殺希特勒、史達林或墨索里尼等個人獨裁者那般，一旦成功即可迅速改變國家走向。

政治刺殺多次改變歷史進程。例如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遇刺，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稍早史托雷平於劇院遭刺，亦加速了俄羅斯革命的進程。然而，刺殺行動本身往往難以達成其原始政治目的。正如川普在遭遇未遂刺殺後所言，MAGA在「天佑」之下終將成功；同樣地，伊朗前仆後繼的政教領袖，或許也會以類似語言強化其正當性與動員力。

川普曾公開表示，他羨慕普丁、習近平與金正恩等領導人，無需經過真正競爭性的選舉即可長期掌權，且能獲得近乎個人崇拜式的忠誠。或許對美國而言，「新君主主義」尚未走向這些極端形式——至少在國內，政治對手仍不至於面臨直接的「斬首」威脅，制度或實務上透過選舉回歸常態（norm）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然而，這種趨勢如果持續發展，美國乃至整個國際體系，恐怕都難以回到過去大家熟悉的樣貌了。

 伊朗新年(Nowruz)，回教開齋節(Ramadan)

3月21日是象徵重生、更新與希望的伊朗新年（Nowruz）。今年的開齋節恰好落在前一天；若在往年，這本是家人團聚、歡飲暢談、走訪親友的時節。然而，在空襲陰影下，德黑蘭處處遭轟炸，連著名的「大市集」（Grand Bazaar）亦未能倖免。勉強開門營業的店主一邊做生意，一邊高聲提醒「小心危險」，警告行人提防隨時可能自屋頂墜落的碎石。

 歐洲媒體報導，轟炸稍歇之際，市集很快又擠滿前來購買乾果、香料與食物的人群。其中不少人前一晚還蜷縮在簡陋的避難處，帶著沮喪與無助，在恐懼中聆聽外頭的爆炸聲。歷經煎熬，當他們確認自己仍然活著，或許也體悟到：在不知下一刻命運如何的情況下，能夠好好吃一頓、享受片刻滋味，本身就是對這個象徵生命與希望的新年的最好慶祝。

 在一無所有的困境與隨時可能被爆炸奪去生命的恐懼之中，「一切如常」反而成為對抗殘酷命運最堅定的方式。外界以「韌性」形容這個國家，但對於那些可能被裝入黑色屍袋、或血肉模糊地倒在瓦礫中的伊朗人而言，這更多是一種無奈。當高高在上的殉教者詛咒那些發射導彈奪走他們生命的人，同時也以絞架與子彈鎮壓因物價飛漲而抗議的民眾，不禁令人質疑：在所謂神的國度裡，是否——活著，本身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

1973 從榮工處填海造陸到英美主權角力，迪亞哥加西亞美軍基地如何牽動全球戰略版圖？

1. 前榮工處海外部組長 2. 前泛亞工程總經理 3. 前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 前財團法人中興顧問社執行長 5. 前台科大「高等土木施工學」兼任教授 6. 前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訴審議委員會兼任委員

本文亦發表於2025年 月 日，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65731

美國迪亞哥加西亞基地攻擊伊朗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國與以色列於今年2月28日對伊朗發動一項軍事特別行動，導彈、飛機轟炸與海上攻擊在短時間內摧毁了幾千個目標，而位於印度洋的美國基地迪亞哥加西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久前，英國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與與遠在1600英里外的印度洋國家模里西斯（Mauritius）簽署協議，允諾將所謂的「英屬印度洋領地」主權交還模里西斯，其中包括迪亞哥加西亞所在的查戈斯群島（Chagos Archipelago）。此舉立即引起川普（Donald Trump）的強烈批評，他稱該條約為「前所未見的愚蠢行為」。

批評聲音並不只來自美國。英國反對黨保守黨與英國改革黨也猛烈抨擊施凱爾的談判與決策，認為此舉可能動搖美英同盟基礎，使兩國關係趨於緊張，他們更指責他仍沉浸於舊有國際秩序的思維，未能理解世界格局早已改變。

回到冷戰時期，美國正是看中了迪亞哥加西亞的戰略位置。在模里西斯獨立前，向英國提出租借這座珊瑚環礁作為軍事基地的要求。英國同意後，英美兩國將島上約1800名居民遷往模里西斯與塞席爾（Seychelles），騰出空間興建軍事設施。

1973台灣榮工處得標承辦港灣浚渫工程

1973年基地建設展開時，台灣榮工處得標承辦港灣浚渫工程，主要包括航道與迴轉池，契約金額337萬美元。以當時而言，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工程款，尤其是難得的美元外匯收入。

然而，迪亞哥加西亞周邊海底多為堅硬的珊瑚礁，部分開挖不得不採用投標時未預想到的爆破方式。榮工處動員4,000匹馬力的「大福號」絞刀式挖泥船與25立方公尺的「治水五號」抓斗式挖泥船，仍難以追上進度，最後不得不向日本租用8,000匹馬力的挖泥船支援，施工極為艱辛。

工程於1976年完工，但榮工處的總花費已接近1,000萬美元。當時總工程司兼海外部主任張溥基帶領具有英國大律師資格的陳國慈女士（後來擔任台積電法務長與董事），就超出契約的費用向工程主辦單位提出索賠，並在美國工兵署主持下進行仲裁。

依契約規定，挖泥船與施工設備的選擇原本即屬承包商責任。而當時榮工處正處於由勞力施工轉向機械化作業的過渡階段，對大型工程船舶與精密設備的掌控尚未成熟，投標估價時難免有許多未及周全之處。

工程費用之所以大幅超支，原因相當複雜。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對地質條件的誤判。榮工處此前曾參與美軍主導的湄公河三角洲浚渫工程，所面對的多為鬆軟淤泥；而迪亞哥加西亞周邊海底卻是堅硬的珊瑚礁地質，兩者差異極大。另外，施工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人為失誤。例如曾有一部價值五萬美元的海上測距儀，因操作不當拆卸後無法重新組裝，只得報廢，成為一筆不小的損失。

衡平原則

仲裁結果卻出乎意料。一位年事已高的美國法官裁定補償榮工處200多萬美元。他並語重心長地告訴雙方：若嚴格依照契約與法理，承包商幾乎拿不到任何補償；但美國政府並非要承包商為工程賠錢，變相奉獻美國政府。既然承包商已經盡力完成任務，政府便應與其共同承擔部分超支，而不必過度追究虧損的細節，所以榮恭最後的計價金額成為610萬美金。

在那個電腦與文字處理器尚未普及的年代，工程爭議的調處、仲裁與訴訟，很少完全依賴文件與嚴格法條。在專業意見之外，裁決者往往會在相當程度上採取「衡平原則」，以求得一個務實而合理的結果。

雖然迪亞哥加西亞工程在盈虧上不算是很成功，但這段經驗與實績，反而成為它進軍中東的重要基礎。此後十年間，榮工處在沙烏地、約旦、埃及和巴林等地承接了幾百億台幣的工程，長期維持近千位的台籍工程師與領班在海外工作，有機會接觸機場、海港、公路、隧道，豪宅等先進工程，它們在規模與複雜程度上，都遠超過當時國內推出的重大工程。

工程界至今仍有不少人懷念榮工處叱吒海外的年代，希望台灣工程業能再次揚名國際。然而那個時代其實已經一去不復返。如今營建技術已不再屬於高端科技，工程競爭力反而與基本工業能力以及國內市場規模密切相關，台灣是為島國，須充分反映成本的民間企業很難再到海外拚搏。

另一方面，法律與契約管理在工程中的地位也早已凌駕工程專業本身。文件往返與法理攻防往往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前述那位老法官以「衡平原則」作出的仲裁判決，在今日的美國或西方世界幾乎不可能再出現。因此，不論是工程師、法律人或政治家，最重要的仍是對時代趨勢的判斷。

川普與英國反對黨批評將「英屬印度洋領地」交還模里西斯

回到查戈斯群島的爭議。川普與英國反對黨認為，施凱爾等出身人權律師的執政高官，因對殖民歷史抱持某種罪惡感，急於抹去大英帝國殘存的「英屬印度洋領地」，顯示他們仍停留在舊時代的觀念中，衷心相信「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因此，即使國際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的裁決並無強制力，施凱爾仍對BBC記者表示，不遵守這類國際判決「是危險的」

誠然，川普等人「正義須以武力作為後盾（justice backed by force）」的主張，可能讓國際秩序倒退至強凌弱、大欺小的局面。但作為世界最強國家的領導人，他持有這樣的觀念，並且一再以實際行動強調對抗的必要性，也讓人不禁感嘆時代確實已經改變。

施凱爾堅持將查戈斯群島主權交給已逐漸落入中國影響力範圍的模里西斯，卻忽略模里西斯同時是非洲無核武器區條約（ African Nuclear-Weapon-Free Zone Treaty） 的簽署國。該條約禁止在非洲領土上研發、製造、儲存或部署核裝置，這對美國而言並非小事。因為迪亞哥加西亞正是美國在印度洋部署長程轟炸機與核潛艦的重要補給基地。

可能在「午夜鐵鎚」後，美國發現與伊朗終須再戰，所以川普在2月中強調，「如果這份租賃協議在未來某個時間點破裂，或者有任何人威脅、危害到我們基地內的美軍行動與部隊，我保留以軍事手段確保並增援美國在迪亞哥加西亞島駐軍的權利。」

長期以來，關於查哥斯群島的爭議除了主權問題外，還涉及海洋保護區與環境議題。對此，川普展現他一貫的立場，對這些非安全因素嗤之以鼻：「在此聲明，我絕不會允許像這樣重要的基地，受到虛假指控或『環境胡扯』（environmental nonsense）的破壞或威脅。」

批評者認為，施凱爾其實有多種理由可以抗拒國際法院不具拘束力的裁決。例如：（一）英國政府在2004年承認國際法院時曾附加條件，說它不能管國協成員之間的爭議；（二）查戈斯群島歷史上從未真正屬於模里西斯，當初被遷出的居民也並不希望成為模里西斯公民，而且模里西斯在1965年曾接受一筆補償金作為放棄該領土的代價；（三）英國與美國於1966年簽訂租約，涉及迪亞哥加西亞的安排，理應取得美國同意。

但施凱爾並未採取這些立場。他表示：「我這一輩子一直是國際法的律師，更知道遵守國際法的重要。」因此決定將查戈斯群島主權交還模里西斯。結果在過去幾個月裡，英美關係急轉直下，陷入低潮。

時代變化，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從「理想」、「工具」到「虛無」

在1990年代以前，國際法主要規範各國政府如何對待戰俘、外交人員，或處理公海上的犯罪行為。然而近年來，一些具有超國家性質的國際組織卻以「人權」為由，逐漸擴大管轄範圍，涉及自由貿易、溫室氣體排放，甚至各國邊界管理措施。

遺憾的是在各國分歧之下，這些組織往往難以提出有效方案，所以像川普這樣的右翼政治人物，便認為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可能會像昔日的神聖羅馬帝國一樣，因失去存在的理由而逐漸瓦解。

當年榮工處在迪亞哥加西亞，後來在中東、東南亞承包海外工程時，台灣與地主國們都保持良好的關係，但大勢所趨，在赤裸的權力政治下，在有些地方，居留與工作准證都不容易拿到，這是小國的無奈。

作為舊秩序的維護者，施凱爾其實希望世界仍能尊重英國，彷彿當年的大英帝國仍是秩序與規則的制定者，而非美國的附庸。然而在這樣的矛盾之中，他選擇結束「英屬印度洋領地」，將查戈斯群島交給另一個小國模里西斯。這樣的決定，也難免讓強調實力，想要破壞舊秩序的川普不以為然。

但若世界真的回到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一個人對所有人作戰」的狀態，無論是大鯊魚還是小魩仔，都將處於危險之中。從這一點來看，人權律師的期待，其實也並非全無道理！

川普四月訪中，是雅爾達2.0？

 1945年的現在（ 2月4日到2月11日），羅斯福、邱吉爾與史大林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召開會議，討論納粹崩潰以後的歐洲形勢，以及蘇聯如何協助擊敗尚在抵抗的日本。三個人各有盤算，但蘇聯主宰了會議的地點、 程序以及議題，而且以結果論，是這次會議的大贏家：除了得到東、南歐與黑海的控制權，在遠東確保了外蒙古獨立，進占滿州，並扶植中國共產黨，擊敗國民黨，佔領全中國。

所以習近平與美國的川普昨天通電話以後，有人擔心美台關係並非堅若磐石，台灣的利益會從美中博弈的籌碼，變成美中交易的商品，川普四月的訪問，會是雅爾達的重演。與1945年相較，美國仍然是美國，史大林變成習近平，手上並無好牌可打的賴清德，就像是當初的蔣介石。

當然人如果是理性的動物，地緣衝突或資源掌控，就不是唯一決定民族存亡與鬥爭勝敗的因素。但從最近的發展來看，我們似乎看到個人的傲慢與堅持，逐漸代替敬天禮人，尊重生命的謙虛情懷。世界漸由喬治．奧威爾在“1984”所說的，走向東亞國、歐亞國，以及大洋國的強權凌虐小國，與精英奴役其他階級的道路。

這一切讓人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