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足比賽場館看美國基礎建設：為何美國能蓋出世界級球場，卻蓋不好高鐵？

中興工程顧問社前執行長、泛亞工程建設前總經理

世界盃足球賽落幕後，全球數十億球迷透過轉播，看見球員在綠茵場上高速奔馳、爭勝奪冠，享受了一場場精彩的競技盛宴。然而，除了比賽本身，美國各座比賽場館所展現的雄偉建築與先進科技，同樣令人驚嘆。
這也令人產生一個疑問：長久以來，許多人認為美國的基礎建設早已落後；那麼，為何它仍然能建造出全球最先進、最豪華的體育場館？
答案或許在於，美國的基礎建設並非全面衰退，而是不同類型的工程，呈現截然不同的能力。

以屋頂設計而言，亞特蘭大的賓士體育館（Mercedes-Benz Stadium）採用八片三角形屋頂，如同相機光圈一般，可快速開合；洛杉磯的索菲體育館（SoFi Stadium）則以巨型半透明 PTFE 塗層玻璃纖維天幕覆蓋整座球場及周邊空間，既能遮陽，又保有自然通風；達拉斯的 AT&T Stadium 不僅擁有可開合的巨型屋頂，兩側整面玻璃帷幕也能同步開啟；休士頓的 NRG Stadium 同樣採用 PTFE 天幕，可在約十分鐘內完成開啟或關閉，其規模與效率甚至超越亞洲許多巨蛋工程。

球場內部的科技配備更令人印象深刻。AT&T Stadium 安裝了長達五十五公尺、懸掛於球場中央的雙面高解析 LED 螢幕，曾是世界最大的室內顯示器；耗資五十五億美元興建的索菲體育館，配置了環繞球場、雙面內外皆可觀看的 Infinity Screen，不僅解析度極高，還整合音響系統；賓士體育館則採用環繞屋頂一圈的三百六十度 LED 螢幕。這些設計的共同目的，都在於讓現場每一位觀眾都能擁有最佳觀賽體驗，盡量避免視線死角。

除此之外，綠能與永續設計也是現代美國體育場館的重要特色，包括太陽能發電、雨水回收、鋁罐回收系統、噪音控制，以及精密的溫濕度管理，都已成為標準配備。即使在盛夏高溫之下，仍有不少球迷認為球賽中的補水暫停，幾乎沒有必要，這也反映出場館環境控制已達極高水準。
當然，世界級場館並非只有美國才有。

二○二二年卡達世界盃的主要場館，同樣擁有令人驚艷的建築造型、空調系統與觀賽設備。然而，其主場館 Lusail Stadium 在施工期間，卻遭國際人權團體指控，來自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與尼泊爾的大量外籍工人，在惡劣工作條件下傷亡慘重。這座球場由英國建築師設計，總承包商則來自中國。

若必須付出如此巨大的勞工代價，美國社會幾乎不可能接受。這也顯示，美國在興建高科技場館，這類大型定點工程時，不僅工程技術成熟，也能兼顧施工安全與勞工保障。

事實上，不只是體育場館，美國在航空機場、醫療設施、大學校園、高科技晶圓廠、資料中心、軍事設備，以及馬斯克的 SpaceX 等領域，都維持世界領先地位。
這些工程有一個共同特徵：它們幾乎都是定點工程（Point Projects）。

然而，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景象，也同時存在於美國。

許多人對美國的印象，是殘破的州際公路、老舊而混亂的紐約地鐵、興建十餘年仍未完成且預算暴增的加州高鐵、彼此難以整合、停電時間高於其他先進國家的電網，以及年久失修的公共管線。

這些工程也有共同特徵：它們幾乎都是帶狀或線型工程（Linear Projects）。
這種差異，並非工程技術本身，而是制度造成的結果。

美國在一九六○年代以前，基礎建設能力幾乎居於世界第一。然而，自《國家環境政策法》（NEPA）制定後，加上對公民參與及司法救濟權利的高度保障，各類大型公共工程在開發過程中，必須面對更多的審查與否決機制。
從聯邦、州與地方政府，到環保團體、社區居民、保育人士、原住民族、工會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都可以提出異議，要求修改計畫，甚至透過司法訴訟阻止工程推動。對於開發者而言，不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企業，都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成本回應各種要求。

對於定點工程而言，影響範圍有限，利害關係人相對集中，因此仍有機會完成整合。

但帶狀工程卻完全不同。

一條高速鐵路、一條高速公路、一條輸電線或輸油管線，往往跨越數百公里，牽涉數十甚至數百個社區，每增加一公里，就可能增加新的反對者與新的訴訟。因此，否決點會隨工程長度快速增加，最後使工程難以推動，或成本與工期大幅失控。

因此，美國並非失去工程能力，而是制度讓某些工程變得幾乎無法完成。

這也是保守派與自由派長年衝突的重要背景。

支持環境保護、公民參與與司法監督的人認為，社會愈民主，就愈應讓所有受到影響的人都有發聲權；然而，保守派則認為，權力過度分散，使任何重大公共建設都寸步難行，國家競爭力因此下降。他們批評左派、敵視激進環保團體、反對所謂「深層政府」，而川普所代表的 MAGA 運動，正反映了這股政治力量。
但這條路是否真能恢復美國的建設能力，仍有待觀察。

十多年前，筆者在英國曾聽一位工程師談起 HS2 高速鐵路計畫。他苦笑地說，工程從規劃開始，要完成環評、與社區協商、取得土地、完成設計，再到招標施工，可能需要十年以上。

他說：「我們不是專制國家，只能慢慢熬。」

如今事實證明，他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

由於土地徵收困難、環保爭議、設計多次修改、通貨膨脹及成本嚴重超支，英國政府於二○二三年宣布取消通往曼徹斯特與里茲的兩條支線，目前僅保留倫敦至伯明罕段，且仍持續與工期與預算搏鬥。

英、美兩國在帶狀工程上遭遇的困境，幾乎如出一轍，也反映兩國民主制度所必須付出的治理成本。

回顧歷史，古代專制帝王或神權領袖，只憑個人意志，就能動員龐大人力與資源，不論成本高低，也不論專業意見是否反對，以刑罰或宗教權威迫使人民完成偉大工程。金字塔、萬里長城、巴比倫宮殿，都是如此誕生。

然而，現代大型工程已不只是工程技術問題。除了土木與建築專業之外，還涉及政治、財務、金融、法律、契約、管理、供應鏈、人力資源等各種因素，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整合。

專制國家的領導人固然可以利用權力跳過部分程序，看似提高效率，但真正執行的仍是龐大的官僚體系。因此，世界各地許多成本失控、蚊子館、爛尾樓等案例，同樣大量出現在專制國家，只是由於媒體與輿論受到控制，相關批評較不容易傳播。

商業社會則提供另一種不同的模式。

這次世界盃所使用的美國場館，大多屬私人所有，平日為 NFL 球隊主場。從購地、投資、興建到營運，所有決策都必須圍繞著一件事：如何回收投資、提高收益。

因此，經營者會高度重視觀眾體驗、營運效率與維護成本，因為這些都直接影響收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其他利益團體對場館內部設計的干預相對有限，真正決定方向的，是市場，而不是政治。

換言之，最終作出決策的，不是抽象的價值，而是冷冰冰的財務數據。
這也是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希望每一筆支出都能回到使用者付費原則，盡可能減少非商業因素介入。

因此，在較為傳統的資本主義觀點中，如果認為戰爭機率極低，龐大的國防建設就是浪費；社會福利若被認為助長依賴，也應盡量縮減；公共工程則應盡可能由使用者付費，只有在市場無法提供服務時，政府才介入興建與維護。

因此，羅斯福新政對傳統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者而言，曾被視為異端。TVA 與胡佛水壩的成功，開啟了聯邦政府大規模介入公共建設的新時代，使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美國逐步建立起龐大的公共工程能力。

然而，自《寂靜的春天》出版後，環境保護意識興起，加上司法制度對公民參與的保障日益完善，美國大型公共工程也開始受到更多限制。

土木工程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受到非技術因素的影響，遠比其他產業更深。
如果預算充足，並排除制度與人為障礙，無論山川河流、地質土壤或氣候條件，工程師通常都有能力提出技術解決方案。

這次世界盃所展現的高科技場館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工程能力，不只是工程師能力的展現，更取決於制度、需求、市場與治理方式的共同作用。

工程能力，從來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政治經濟制度的縮影。

「尾巴搖狗」，迦薩又要倒霉？

為了促成伊朗簽署停戰協議，川普要求以色列停止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甚至因此與納坦亞胡在電話中發生激烈爭執。川普面對的是一場不容失敗的11月3日期中選舉，但其支持率持續下滑，因此他急於解除伊朗對荷莫茲海峽的封鎖，避免能源價格飆升和經濟衝擊。為達此目的，他甚至願意暫時延後以色列最關切的伊朗核問題談判。

然而，以色列同樣將在今年10月舉行選舉。納坦亞胡的民意支持度甚至比川普更低。如果伊朗核武問題遲遲無法解決，他幾乎看不到勝選的希望。而一旦失去政權，等待他的不只是政治失勢，還有可能重新面對司法審判。對他本人及其所屬政黨而言，這都是攸關生存的重大危機。

1997年，美國上映了一部名為《Wag the Dog》（《桃色風雲搖擺狗》）的電影。劇情描述一位美國總統因涉及未成年少女的性醜聞而面臨彈劾危機，於是聘請危機處理專家，虛構一場發生在遙遠阿爾巴尼亞的戰爭，以轉移公眾注意力。

耐人尋味的是，電影上映不久後，克林頓總統便爆發與盧溫斯基的性醜聞。面臨彈劾。翌年8月，美國以蘇丹一家製藥廠涉嫌製造化學武器為由將其轟炸；同年12月，又以伊拉克持續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理由，展開為期四天的空襲；隔年春天，科索沃危機爆發，美軍再度介入並轟炸南斯拉夫。

因此，許多批評者將電影情節與現實發展相互對照，認為克林頓為了保住總統寶座，動用了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以戰爭轉移輿論焦點。正如原來的英國諺語，「尾巴搖狗」（Wag the Dog）所隱喻的那樣，政府未必需要向公眾充分說明為何非戰不可，只要釋出暴力，喚起愛國情緒，便可能達成政治目的。

從美國行政部門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鼓吹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遭遇反彈、收購或併吞格陵蘭無疾而終，還是要求烏克蘭割地換取和平而未獲成果，關稅政策受到最高法院限制，再加上艾波斯坦資料解密可能帶來的麻煩，民意支持率節節下降。在此背景下，配合以色列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似乎成為一項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

然而，伊朗既不願投降，也不願放棄核計畫，反而以封鎖荷莫茲海峽作為反制手段，造成全球能源市場震盪與經濟不安。當戰事帶來的副作用逐漸超過其政治收益時，「尾巴搖狗」的策略也難以挽救期中選舉的前景。因此，對川普而言，儘快促成停戰或許比延續衝突更符合政治利益。

但對納坦亞胡而言，情況卻截然不同。如果美國不支持他繼續對伊朗或黎巴嫩採取軍事行動，他也難以坐視自己的政治命運走向失敗。在10月選舉到來之前，他仍需要一個能夠凝聚選民支持的議題，而戰爭可能是其中最直接的手段。

因此，他的焦點很可能轉向。藉由以色列社會對哈馬斯的憤怒與安全焦慮，納坦亞胡或許仍有機會再次運用「尾巴搖狗」的政治邏輯。無論最終結果如何，以色列國防軍（IDF）已大幅擴大對迦薩地區的控制範圍。與黎巴嫩不同，伊朗無法直接介入加薩局勢。因此，在10月選舉之前，納坦亞胡仍可能透過持續的軍事行動來塑造政治氛圍。

而在這場政治與戰略計算的背後，迦薩地區無辜民眾的死亡、流離失所與飢餓，是否終究只會被化為新聞報導中的冰冷數字，成為各方權力角逐下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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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多年前的波斯與猶太，巴比倫之囚

舊約以斯拉記記載波斯王古列（居魯士二世），西元前539年攻陷巴比倫帝國後，允許被巴比倫強行擄掠流亡的各族人民重返故土，並重建他們的神廟，結束了猶太歷史上有名的巴比倫之囚。十九世紀巴比倫出土的古列圓柱（Cyrus Cylinder），上面以楔形文字記載了他釋放戰俘、恢復各宗教祭祀的政策，該文物被許多學者譽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份人權憲章」。

命運作弄，繼承波斯帝國的伊朗，四十年來敵視他所謂的大小撒旦，美國與以色列，並且堅持發展核武，引起看來很難結束的戰爭，這與兩千多年前居魯士二世允許境內弱小民族自治，信奉自己的神，大相逕庭。

有朋友認為這是伊斯蘭化的結果，但什葉教派並不比遜尼激進，中東許多基本教義教派國家現在並不如此執意要消滅以色列。所以這或許是伊朗的神權領袖們自向巴勒維奪權、排除支持世俗政治者，乃至兩伊戰爭擊退海珊以來，要求人民持續保持宗教狂熱的必須手段吧？

另一方面，以色列或許還認為只有以強制力，消滅所有反猶思想與實質對抗力量才能確保它的安全，這樣子和平就沒希望了！

美伊戰爭，文明的衝突

美國與伊朗之間的衝突，距離真正落幕恐怕仍有一段路要走。戰爭的勝負與是非往往錯綜複雜，並非短時間內便能下定論。然而，在相關討論中，常有人回溯區域歷史，認為若公元前五世紀的波希戰爭不是由希臘獲勝，西方文化的命脈便可能中斷，猶太—基督教文明也不會成為今日世界的重要選擇。

這種說法其實帶有相當強烈的主觀色彩。姑且不論猶太、希臘與羅馬文化在精神傳承上是否真能視為一脈相承，單就二千五百年前的歷史條件而言，當時的波斯帝國與與其對抗的希臘城邦，究竟何者代表較先進的文明，本身便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根據曾遊歷波斯帝國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歷史》中的記載，古代波斯人不設神壇、神像與廟宇，也不像希臘人那樣將神祇塑造成具有七情六慾的人格化存在，再透過祭司或神諭來號令信眾。波斯人強調節制與秩序，但即使是國王，也不輕易判處死刑。他們認為懲罰的重點在於使罪犯所受的勞役與其過失之間取得適當平衡。同時，波斯人深信自身民族優於其他民族，而且對距離其文明中心愈遠的族群，往往抱持更強烈的優越感。

波斯男孩從五歲到二十歲都必須接受教育，主要學習三件事：騎馬、射箭與說實話。其中，誠實被視為最重要的品德。說謊被嚴格禁止，而欠債不還之所以令人厭惡，正因為最終往往需要以謊言掩飾。對成年男子而言，在戰場上展現無畏的勇氣與嫻熟的武藝是最高榮譽；離開戰場後，最令人稱羨的則是擁有眾多妻妾與子嗣，尤其是能夠養育眾多男孩。

反觀同一時期的希臘世界，除了與波斯作戰之外，各城邦之間也頻繁相互征伐。無論是提洛同盟與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對抗，或是海上劫掠商旅的行為，都顯示希臘世界同樣充滿衝突與暴力。從處死僭主、功臣乃至哲學家的歷史來看，也很難簡單地認定希臘文明比波斯文明更具人性、更開放或更寬容。

其後，馬其頓統一希臘，並在亞歷山大的率領下征服波斯。然而，這並不必然意味著較先進的文明終結了較落後的文明。許多人不自覺地陷入歌頌希臘、羅馬文明的循環論證之中，將大流士等波斯君主描繪成好戰的侵略者，卻忽略了雅典曾積極鼓動波斯統治下的愛奧尼亞諸自治邦起而反抗，這同樣是雙方衝突的重要背景之一。

當然，馬拉松戰役中雅典的以少勝多，以及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在溫泉關率眾死守的故事，充滿悲壯與浪漫色彩。正是這些英雄傳說，進一步加深了兩千多年來西方世界對古希臘的崇敬與嚮往。

事實上，不同文明之間未必存在絕對的優劣之分。真正重要的，應是能否以和平、包容與理性的方式，運用最低的社會成本來化解日益複雜的挑戰，避免文明因內外壓力而走向崩潰。然而直到今天，人類似乎仍徘徊在兩種相互矛盾的歷史想像之間：一方面，彷彿歷史已接近終點，如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間的猜忌與排斥卻日益加深，彷彿正朝著Samuel Huntington所描述的「文明衝突」邁進。

若人類最終無法學會包容彼此的差異，而任由文明間的對立持續升高，那麼這種無法避免的衝突，恐怕才是人類文明面臨的最大危險。

 威靈頓公爵、拿破崙，美國對伊朗與委內瑞拉的「斬首行動」

1. 前榮工處海外部組長 2. 前泛亞工程總經理 3. 前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 前財團法人中興顧問社執行長

1815年6月滑鐵盧戰役，英國炮兵曾在戰場上發現拿破崙的位置，並請求開炮，威靈頓公爵明確拒絕。他認為戰場指揮應靠堂堂正正的軍事對決，而非帶有暗殺性質的行動，這體現了當時將軍的軍人榮譽與戰爭倫理。最終，法軍戰敗，但這段插曲卻成為後世對戰爭規範的一種象徵

相較之下，近期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在談判尚未終止之際，伊朗最高領袖與革命衛隊多名高層指揮官即遭精確導彈攻擊，幾近全數喪生。唐納·川普更高調表示，潛在繼任者幾乎已被消滅，使後續談判對象難以確定，甚至揚言凡其不認可之最高領袖繼承人，不會自「清除名單」中移除。

短短兩百年間，國際戰爭行為準則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差，令人深感震驚。這或許反映出，不同時代對法律、道德與榮譽的標準與詮釋並不一致。有學者主張，若敵國領袖處於實質戰鬥位置，其被擊斃是否反而能減少整體傷亡；亦或在武器愈發毀滅性、國家與民族生存面臨威脅之際，手段的界線必須重新界定。

在此背景下，有兩個值得警惕的趨勢逐漸浮現：

一、傳統主權與領袖安全觀的鬆動

自1648年西發利亞條約確立現代主權國家體系以來，政治領袖的人身安全，原則上不被輕易作為刻意打擊的目標，除非其身處實質戰鬥情境之中。和平時期，國界本身亦為領袖提供了相當程度的保護。此外，如威靈頓公爵所承襲的中古騎士榮譽觀，即使在戰場上，也避免以刺殺方式消滅敵方指揮官。然而，這種傳統正在逐步被侵蝕。

二、「新君主主義」（neo-royalism）的興起與權力集中

伴隨所謂「川普2.0」的出現，一種近似「新君主主義」的政治風格逐漸浮現：行政權力透過命令迅速擴張，權力核心由家族成員與絕對忠誠者所環繞，制度制衡與傳統外交慣例被削弱。在此邏輯下，對外用兵若以「斬首」敵方領導層為目標，便成為一種看似高效率、低成本的選項（例如針對尼古拉斯·馬杜羅的行動，雖未造成實際死亡，卻可視為象徵性的「斬首」）。

然而，「斬首行動」背後的假設——即消滅領袖即可瓦解敵方體系——並非總是成立。這種策略或許對高度個人化的民粹或獨裁體制有效，但對於組織結構已趨複雜的政治或宗教體系，往往適得其反。新領導者可能迅速獲得支持，延續甚至強化既有對抗立場；而原本消極或分散的群體，亦可能因此被激化，導致衝突進一步升高。對於具有強烈宗教動員能力的伊朗政教體制而言，此種現象尤為明顯，並非如刺殺希特勒、史達林或墨索里尼等個人獨裁者那般，一旦成功即可迅速改變國家走向。

政治刺殺多次改變歷史進程。例如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遇刺，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稍早史托雷平於劇院遭刺，亦加速了俄羅斯革命的進程。然而，刺殺行動本身往往難以達成其原始政治目的。正如川普在遭遇未遂刺殺後所言，MAGA在「天佑」之下終將成功；同樣地，伊朗前仆後繼的政教領袖，或許也會以類似語言強化其正當性與動員力。

川普曾公開表示，他羨慕普丁、習近平與金正恩等領導人，無需經過真正競爭性的選舉即可長期掌權，且能獲得近乎個人崇拜式的忠誠。或許對美國而言，「新君主主義」尚未走向這些極端形式——至少在國內，政治對手仍不至於面臨直接的「斬首」威脅，制度或實務上透過選舉回歸常態（norm）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然而，這種趨勢如果持續發展，美國乃至整個國際體系，恐怕都難以回到過去大家熟悉的樣貌了。

 伊朗新年(Nowruz)，回教開齋節(Ramadan)

3月21日是象徵重生、更新與希望的伊朗新年（Nowruz）。今年的開齋節恰好落在前一天；若在往年，這本是家人團聚、歡飲暢談、走訪親友的時節。然而，在空襲陰影下，德黑蘭處處遭轟炸，連著名的「大市集」（Grand Bazaar）亦未能倖免。勉強開門營業的店主一邊做生意，一邊高聲提醒「小心危險」，警告行人提防隨時可能自屋頂墜落的碎石。

 歐洲媒體報導，轟炸稍歇之際，市集很快又擠滿前來購買乾果、香料與食物的人群。其中不少人前一晚還蜷縮在簡陋的避難處，帶著沮喪與無助，在恐懼中聆聽外頭的爆炸聲。歷經煎熬，當他們確認自己仍然活著，或許也體悟到：在不知下一刻命運如何的情況下，能夠好好吃一頓、享受片刻滋味，本身就是對這個象徵生命與希望的新年的最好慶祝。

 在一無所有的困境與隨時可能被爆炸奪去生命的恐懼之中，「一切如常」反而成為對抗殘酷命運最堅定的方式。外界以「韌性」形容這個國家，但對於那些可能被裝入黑色屍袋、或血肉模糊地倒在瓦礫中的伊朗人而言，這更多是一種無奈。當高高在上的殉教者詛咒那些發射導彈奪走他們生命的人，同時也以絞架與子彈鎮壓因物價飛漲而抗議的民眾，不禁令人質疑：在所謂神的國度裡，是否——活著，本身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

1973 從榮工處填海造陸到英美主權角力，迪亞哥加西亞美軍基地如何牽動全球戰略版圖？

1. 前榮工處海外部組長 2. 前泛亞工程總經理 3. 前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 前財團法人中興顧問社執行長 5. 前台科大「高等土木施工學」兼任教授 6. 前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訴審議委員會兼任委員

本文亦發表於2025年 月 日，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65731

美國迪亞哥加西亞基地攻擊伊朗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國與以色列於今年2月28日對伊朗發動一項軍事特別行動，導彈、飛機轟炸與海上攻擊在短時間內摧毁了幾千個目標，而位於印度洋的美國基地迪亞哥加西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久前，英國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與與遠在1600英里外的印度洋國家模里西斯（Mauritius）簽署協議，允諾將所謂的「英屬印度洋領地」主權交還模里西斯，其中包括迪亞哥加西亞所在的查戈斯群島（Chagos Archipelago）。此舉立即引起川普（Donald Trump）的強烈批評，他稱該條約為「前所未見的愚蠢行為」。

批評聲音並不只來自美國。英國反對黨保守黨與英國改革黨也猛烈抨擊施凱爾的談判與決策，認為此舉可能動搖美英同盟基礎，使兩國關係趨於緊張，他們更指責他仍沉浸於舊有國際秩序的思維，未能理解世界格局早已改變。

回到冷戰時期，美國正是看中了迪亞哥加西亞的戰略位置。在模里西斯獨立前，向英國提出租借這座珊瑚環礁作為軍事基地的要求。英國同意後，英美兩國將島上約1800名居民遷往模里西斯與塞席爾（Seychelles），騰出空間興建軍事設施。

1973台灣榮工處得標承辦港灣浚渫工程

1973年基地建設展開時，台灣榮工處得標承辦港灣浚渫工程，主要包括航道與迴轉池，契約金額337萬美元。以當時而言，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工程款，尤其是難得的美元外匯收入。

然而，迪亞哥加西亞周邊海底多為堅硬的珊瑚礁，部分開挖不得不採用投標時未預想到的爆破方式。榮工處動員4,000匹馬力的「大福號」絞刀式挖泥船與25立方公尺的「治水五號」抓斗式挖泥船，仍難以追上進度，最後不得不向日本租用8,000匹馬力的挖泥船支援，施工極為艱辛。

工程於1976年完工，但榮工處的總花費已接近1,000萬美元。當時總工程司兼海外部主任張溥基帶領具有英國大律師資格的陳國慈女士（後來擔任台積電法務長與董事），就超出契約的費用向工程主辦單位提出索賠，並在美國工兵署主持下進行仲裁。

依契約規定，挖泥船與施工設備的選擇原本即屬承包商責任。而當時榮工處正處於由勞力施工轉向機械化作業的過渡階段，對大型工程船舶與精密設備的掌控尚未成熟，投標估價時難免有許多未及周全之處。

工程費用之所以大幅超支，原因相當複雜。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對地質條件的誤判。榮工處此前曾參與美軍主導的湄公河三角洲浚渫工程，所面對的多為鬆軟淤泥；而迪亞哥加西亞周邊海底卻是堅硬的珊瑚礁地質，兩者差異極大。另外，施工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人為失誤。例如曾有一部價值五萬美元的海上測距儀，因操作不當拆卸後無法重新組裝，只得報廢，成為一筆不小的損失。

衡平原則

仲裁結果卻出乎意料。一位年事已高的美國法官裁定補償榮工處200多萬美元。他並語重心長地告訴雙方：若嚴格依照契約與法理，承包商幾乎拿不到任何補償；但美國政府並非要承包商為工程賠錢，變相奉獻美國政府。既然承包商已經盡力完成任務，政府便應與其共同承擔部分超支，而不必過度追究虧損的細節，所以榮恭最後的計價金額成為610萬美金。

在那個電腦與文字處理器尚未普及的年代，工程爭議的調處、仲裁與訴訟，很少完全依賴文件與嚴格法條。在專業意見之外，裁決者往往會在相當程度上採取「衡平原則」，以求得一個務實而合理的結果。

雖然迪亞哥加西亞工程在盈虧上不算是很成功，但這段經驗與實績，反而成為它進軍中東的重要基礎。此後十年間，榮工處在沙烏地、約旦、埃及和巴林等地承接了幾百億台幣的工程，長期維持近千位的台籍工程師與領班在海外工作，有機會接觸機場、海港、公路、隧道，豪宅等先進工程，它們在規模與複雜程度上，都遠超過當時國內推出的重大工程。

工程界至今仍有不少人懷念榮工處叱吒海外的年代，希望台灣工程業能再次揚名國際。然而那個時代其實已經一去不復返。如今營建技術已不再屬於高端科技，工程競爭力反而與基本工業能力以及國內市場規模密切相關，台灣是為島國，須充分反映成本的民間企業很難再到海外拚搏。

另一方面，法律與契約管理在工程中的地位也早已凌駕工程專業本身。文件往返與法理攻防往往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前述那位老法官以「衡平原則」作出的仲裁判決，在今日的美國或西方世界幾乎不可能再出現。因此，不論是工程師、法律人或政治家，最重要的仍是對時代趨勢的判斷。

川普與英國反對黨批評將「英屬印度洋領地」交還模里西斯

回到查戈斯群島的爭議。川普與英國反對黨認為，施凱爾等出身人權律師的執政高官，因對殖民歷史抱持某種罪惡感，急於抹去大英帝國殘存的「英屬印度洋領地」，顯示他們仍停留在舊時代的觀念中，衷心相信「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因此，即使國際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的裁決並無強制力，施凱爾仍對BBC記者表示，不遵守這類國際判決「是危險的」

誠然，川普等人「正義須以武力作為後盾（justice backed by force）」的主張，可能讓國際秩序倒退至強凌弱、大欺小的局面。但作為世界最強國家的領導人，他持有這樣的觀念，並且一再以實際行動強調對抗的必要性，也讓人不禁感嘆時代確實已經改變。

施凱爾堅持將查戈斯群島主權交給已逐漸落入中國影響力範圍的模里西斯，卻忽略模里西斯同時是非洲無核武器區條約（ African Nuclear-Weapon-Free Zone Treaty） 的簽署國。該條約禁止在非洲領土上研發、製造、儲存或部署核裝置，這對美國而言並非小事。因為迪亞哥加西亞正是美國在印度洋部署長程轟炸機與核潛艦的重要補給基地。

可能在「午夜鐵鎚」後，美國發現與伊朗終須再戰，所以川普在2月中強調，「如果這份租賃協議在未來某個時間點破裂，或者有任何人威脅、危害到我們基地內的美軍行動與部隊，我保留以軍事手段確保並增援美國在迪亞哥加西亞島駐軍的權利。」

長期以來，關於查哥斯群島的爭議除了主權問題外，還涉及海洋保護區與環境議題。對此，川普展現他一貫的立場，對這些非安全因素嗤之以鼻：「在此聲明，我絕不會允許像這樣重要的基地，受到虛假指控或『環境胡扯』（environmental nonsense）的破壞或威脅。」

批評者認為，施凱爾其實有多種理由可以抗拒國際法院不具拘束力的裁決。例如：（一）英國政府在2004年承認國際法院時曾附加條件，說它不能管國協成員之間的爭議；（二）查戈斯群島歷史上從未真正屬於模里西斯，當初被遷出的居民也並不希望成為模里西斯公民，而且模里西斯在1965年曾接受一筆補償金作為放棄該領土的代價；（三）英國與美國於1966年簽訂租約，涉及迪亞哥加西亞的安排，理應取得美國同意。

但施凱爾並未採取這些立場。他表示：「我這一輩子一直是國際法的律師，更知道遵守國際法的重要。」因此決定將查戈斯群島主權交還模里西斯。結果在過去幾個月裡，英美關係急轉直下，陷入低潮。

時代變化，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從「理想」、「工具」到「虛無」

在1990年代以前，國際法主要規範各國政府如何對待戰俘、外交人員，或處理公海上的犯罪行為。然而近年來，一些具有超國家性質的國際組織卻以「人權」為由，逐漸擴大管轄範圍，涉及自由貿易、溫室氣體排放，甚至各國邊界管理措施。

遺憾的是在各國分歧之下，這些組織往往難以提出有效方案，所以像川普這樣的右翼政治人物，便認為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可能會像昔日的神聖羅馬帝國一樣，因失去存在的理由而逐漸瓦解。

當年榮工處在迪亞哥加西亞，後來在中東、東南亞承包海外工程時，台灣與地主國們都保持良好的關係，但大勢所趨，在赤裸的權力政治下，在有些地方，居留與工作准證都不容易拿到，這是小國的無奈。

作為舊秩序的維護者，施凱爾其實希望世界仍能尊重英國，彷彿當年的大英帝國仍是秩序與規則的制定者，而非美國的附庸。然而在這樣的矛盾之中，他選擇結束「英屬印度洋領地」，將查戈斯群島交給另一個小國模里西斯。這樣的決定，也難免讓強調實力，想要破壞舊秩序的川普不以為然。

但若世界真的回到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一個人對所有人作戰」的狀態，無論是大鯊魚還是小魩仔，都將處於危險之中。從這一點來看，人權律師的期待，其實也並非全無道理！

川普四月訪中，是雅爾達2.0？

 1945年的現在（ 2月4日到2月11日），羅斯福、邱吉爾與史大林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召開會議，討論納粹崩潰以後的歐洲形勢，以及蘇聯如何協助擊敗尚在抵抗的日本。三個人各有盤算，但蘇聯主宰了會議的地點、 程序以及議題，而且以結果論，是這次會議的大贏家：除了得到東、南歐與黑海的控制權，在遠東確保了外蒙古獨立，進占滿州，並扶植中國共產黨，擊敗國民黨，佔領全中國。

所以習近平與美國的川普昨天通電話以後，有人擔心美台關係並非堅若磐石，台灣的利益會從美中博弈的籌碼，變成美中交易的商品，川普四月的訪問，會是雅爾達的重演。與1945年相較，美國仍然是美國，史大林變成習近平，手上並無好牌可打的賴清德，就像是當初的蔣介石。

當然人如果是理性的動物，地緣衝突或資源掌控，就不是唯一決定民族存亡與鬥爭勝敗的因素。但從最近的發展來看，我們似乎看到個人的傲慢與堅持，逐漸代替敬天禮人，尊重生命的謙虛情懷。世界漸由喬治．奧威爾在“1984”所說的，走向東亞國、歐亞國，以及大洋國的強權凌虐小國，與精英奴役其他階級的道路。

這一切讓人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