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靈頓公爵、拿破崙，美國對伊朗與委內瑞拉的「斬首行動」

1. 前榮工處海外部組長 2. 前泛亞工程總經理 3. 前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 前財團法人中興顧問社執行長

1815年6月滑鐵盧戰役，英國炮兵曾在戰場上發現拿破崙的位置，並請求開炮，威靈頓公爵明確拒絕。他認為戰場指揮應靠堂堂正正的軍事對決，而非帶有暗殺性質的行動，這體現了當時將軍的軍人榮譽與戰爭倫理。最終，法軍戰敗，但這段插曲卻成為後世對戰爭規範的一種象徵

相較之下，近期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在談判尚未終止之際，伊朗最高領袖與革命衛隊多名高層指揮官即遭精確導彈攻擊，幾近全數喪生。唐納·川普更高調表示，潛在繼任者幾乎已被消滅，使後續談判對象難以確定，甚至揚言凡其不認可之最高領袖繼承人，不會自「清除名單」中移除。

短短兩百年間，國際戰爭行為準則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差，令人深感震驚。這或許反映出，不同時代對法律、道德與榮譽的標準與詮釋並不一致。有學者主張，若敵國領袖處於實質戰鬥位置，其被擊斃是否反而能減少整體傷亡；亦或在武器愈發毀滅性、國家與民族生存面臨威脅之際，手段的界線必須重新界定。

在此背景下，有兩個值得警惕的趨勢逐漸浮現：

一、傳統主權與領袖安全觀的鬆動

自1648年西發利亞條約確立現代主權國家體系以來，政治領袖的人身安全，原則上不被輕易作為刻意打擊的目標，除非其身處實質戰鬥情境之中。和平時期，國界本身亦為領袖提供了相當程度的保護。此外，如威靈頓公爵所承襲的中古騎士榮譽觀，即使在戰場上，也避免以刺殺方式消滅敵方指揮官。然而，這種傳統正在逐步被侵蝕。

二、「新君主主義」（neo-royalism）的興起與權力集中

伴隨所謂「川普2.0」的出現，一種近似「新君主主義」的政治風格逐漸浮現：行政權力透過命令迅速擴張，權力核心由家族成員與絕對忠誠者所環繞，制度制衡與傳統外交慣例被削弱。在此邏輯下，對外用兵若以「斬首」敵方領導層為目標，便成為一種看似高效率、低成本的選項（例如針對尼古拉斯·馬杜羅的行動，雖未造成實際死亡，卻可視為象徵性的「斬首」）。

然而，「斬首行動」背後的假設——即消滅領袖即可瓦解敵方體系——並非總是成立。這種策略或許對高度個人化的民粹或獨裁體制有效，但對於組織結構已趨複雜的政治或宗教體系，往往適得其反。新領導者可能迅速獲得支持，延續甚至強化既有對抗立場；而原本消極或分散的群體，亦可能因此被激化，導致衝突進一步升高。對於具有強烈宗教動員能力的伊朗政教體制而言，此種現象尤為明顯，並非如刺殺希特勒、史達林或墨索里尼等個人獨裁者那般，一旦成功即可迅速改變國家走向。

政治刺殺多次改變歷史進程。例如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遇刺，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稍早史托雷平於劇院遭刺，亦加速了俄羅斯革命的進程。然而，刺殺行動本身往往難以達成其原始政治目的。正如川普在遭遇未遂刺殺後所言，MAGA在「天佑」之下終將成功；同樣地，伊朗前仆後繼的政教領袖，或許也會以類似語言強化其正當性與動員力。

川普曾公開表示，他羨慕普丁、習近平與金正恩等領導人，無需經過真正競爭性的選舉即可長期掌權，且能獲得近乎個人崇拜式的忠誠。或許對美國而言，「新君主主義」尚未走向這些極端形式——至少在國內，政治對手仍不至於面臨直接的「斬首」威脅，制度或實務上透過選舉回歸常態（norm）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然而，這種趨勢如果持續發展，美國乃至整個國際體系，恐怕都難以回到過去大家熟悉的樣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