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足比賽場館看美國基礎建設：為何美國能蓋出世界級球場，卻蓋不好高鐵？

中興工程顧問社前執行長、泛亞工程建設前總經理

世界盃足球賽落幕後，全球數十億球迷透過轉播，看見球員在綠茵場上高速奔馳、爭勝奪冠，享受了一場場精彩的競技盛宴。然而，除了比賽本身，美國各座比賽場館所展現的雄偉建築與先進科技，同樣令人驚嘆。
這也令人產生一個疑問：長久以來，許多人認為美國的基礎建設早已落後；那麼，為何它仍然能建造出全球最先進、最豪華的體育場館？
答案或許在於，美國的基礎建設並非全面衰退，而是不同類型的工程，呈現截然不同的能力。

以屋頂設計而言，亞特蘭大的賓士體育館（Mercedes-Benz Stadium）採用八片三角形屋頂，如同相機光圈一般，可快速開合；洛杉磯的索菲體育館（SoFi Stadium）則以巨型半透明 PTFE 塗層玻璃纖維天幕覆蓋整座球場及周邊空間，既能遮陽，又保有自然通風；達拉斯的 AT&T Stadium 不僅擁有可開合的巨型屋頂，兩側整面玻璃帷幕也能同步開啟；休士頓的 NRG Stadium 同樣採用 PTFE 天幕，可在約十分鐘內完成開啟或關閉，其規模與效率甚至超越亞洲許多巨蛋工程。

球場內部的科技配備更令人印象深刻。AT&T Stadium 安裝了長達五十五公尺、懸掛於球場中央的雙面高解析 LED 螢幕，曾是世界最大的室內顯示器；耗資五十五億美元興建的索菲體育館，配置了環繞球場、雙面內外皆可觀看的 Infinity Screen，不僅解析度極高，還整合音響系統；賓士體育館則採用環繞屋頂一圈的三百六十度 LED 螢幕。這些設計的共同目的，都在於讓現場每一位觀眾都能擁有最佳觀賽體驗，盡量避免視線死角。

除此之外，綠能與永續設計也是現代美國體育場館的重要特色，包括太陽能發電、雨水回收、鋁罐回收系統、噪音控制，以及精密的溫濕度管理，都已成為標準配備。即使在盛夏高溫之下，仍有不少球迷認為球賽中的補水暫停，幾乎沒有必要，這也反映出場館環境控制已達極高水準。
當然，世界級場館並非只有美國才有。

二○二二年卡達世界盃的主要場館，同樣擁有令人驚艷的建築造型、空調系統與觀賽設備。然而，其主場館 Lusail Stadium 在施工期間，卻遭國際人權團體指控，來自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與尼泊爾的大量外籍工人，在惡劣工作條件下傷亡慘重。這座球場由英國建築師設計，總承包商則來自中國。

若必須付出如此巨大的勞工代價，美國社會幾乎不可能接受。這也顯示，美國在興建高科技場館，這類大型定點工程時，不僅工程技術成熟，也能兼顧施工安全與勞工保障。

事實上，不只是體育場館，美國在航空機場、醫療設施、大學校園、高科技晶圓廠、資料中心、軍事設備，以及馬斯克的 SpaceX 等領域，都維持世界領先地位。
這些工程有一個共同特徵：它們幾乎都是定點工程（Point Projects）。

然而，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景象，也同時存在於美國。

許多人對美國的印象，是殘破的州際公路、老舊而混亂的紐約地鐵、興建十餘年仍未完成且預算暴增的加州高鐵、彼此難以整合、停電時間高於其他先進國家的電網，以及年久失修的公共管線。

這些工程也有共同特徵：它們幾乎都是帶狀或線型工程（Linear Projects）。
這種差異，並非工程技術本身，而是制度造成的結果。

美國在一九六○年代以前，基礎建設能力幾乎居於世界第一。然而，自《國家環境政策法》（NEPA）制定後，加上對公民參與及司法救濟權利的高度保障，各類大型公共工程在開發過程中，必須面對更多的審查與否決機制。
從聯邦、州與地方政府，到環保團體、社區居民、保育人士、原住民族、工會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都可以提出異議，要求修改計畫，甚至透過司法訴訟阻止工程推動。對於開發者而言，不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企業，都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成本回應各種要求。

對於定點工程而言，影響範圍有限，利害關係人相對集中，因此仍有機會完成整合。

但帶狀工程卻完全不同。

一條高速鐵路、一條高速公路、一條輸電線或輸油管線，往往跨越數百公里，牽涉數十甚至數百個社區，每增加一公里，就可能增加新的反對者與新的訴訟。因此，否決點會隨工程長度快速增加，最後使工程難以推動，或成本與工期大幅失控。

因此，美國並非失去工程能力，而是制度讓某些工程變得幾乎無法完成。

這也是保守派與自由派長年衝突的重要背景。

支持環境保護、公民參與與司法監督的人認為，社會愈民主，就愈應讓所有受到影響的人都有發聲權；然而，保守派則認為，權力過度分散，使任何重大公共建設都寸步難行，國家競爭力因此下降。他們批評左派、敵視激進環保團體、反對所謂「深層政府」，而川普所代表的 MAGA 運動，正反映了這股政治力量。
但這條路是否真能恢復美國的建設能力，仍有待觀察。

十多年前，筆者在英國曾聽一位工程師談起 HS2 高速鐵路計畫。他苦笑地說，工程從規劃開始，要完成環評、與社區協商、取得土地、完成設計，再到招標施工，可能需要十年以上。

他說：「我們不是專制國家，只能慢慢熬。」

如今事實證明，他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

由於土地徵收困難、環保爭議、設計多次修改、通貨膨脹及成本嚴重超支，英國政府於二○二三年宣布取消通往曼徹斯特與里茲的兩條支線，目前僅保留倫敦至伯明罕段，且仍持續與工期與預算搏鬥。

英、美兩國在帶狀工程上遭遇的困境，幾乎如出一轍，也反映兩國民主制度所必須付出的治理成本。

回顧歷史，古代專制帝王或神權領袖，只憑個人意志，就能動員龐大人力與資源，不論成本高低，也不論專業意見是否反對，以刑罰或宗教權威迫使人民完成偉大工程。金字塔、萬里長城、巴比倫宮殿，都是如此誕生。

然而，現代大型工程已不只是工程技術問題。除了土木與建築專業之外，還涉及政治、財務、金融、法律、契約、管理、供應鏈、人力資源等各種因素，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整合。

專制國家的領導人固然可以利用權力跳過部分程序，看似提高效率，但真正執行的仍是龐大的官僚體系。因此，世界各地許多成本失控、蚊子館、爛尾樓等案例，同樣大量出現在專制國家，只是由於媒體與輿論受到控制，相關批評較不容易傳播。

商業社會則提供另一種不同的模式。

這次世界盃所使用的美國場館，大多屬私人所有，平日為 NFL 球隊主場。從購地、投資、興建到營運，所有決策都必須圍繞著一件事：如何回收投資、提高收益。

因此，經營者會高度重視觀眾體驗、營運效率與維護成本，因為這些都直接影響收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其他利益團體對場館內部設計的干預相對有限，真正決定方向的，是市場，而不是政治。

換言之，最終作出決策的，不是抽象的價值，而是冷冰冰的財務數據。
這也是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希望每一筆支出都能回到使用者付費原則，盡可能減少非商業因素介入。

因此，在較為傳統的資本主義觀點中，如果認為戰爭機率極低，龐大的國防建設就是浪費；社會福利若被認為助長依賴，也應盡量縮減；公共工程則應盡可能由使用者付費，只有在市場無法提供服務時，政府才介入興建與維護。

因此，羅斯福新政對傳統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者而言，曾被視為異端。TVA 與胡佛水壩的成功，開啟了聯邦政府大規模介入公共建設的新時代，使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美國逐步建立起龐大的公共工程能力。

然而，自《寂靜的春天》出版後，環境保護意識興起，加上司法制度對公民參與的保障日益完善，美國大型公共工程也開始受到更多限制。

土木工程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受到非技術因素的影響，遠比其他產業更深。
如果預算充足，並排除制度與人為障礙，無論山川河流、地質土壤或氣候條件，工程師通常都有能力提出技術解決方案。

這次世界盃所展現的高科技場館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工程能力，不只是工程師能力的展現，更取決於制度、需求、市場與治理方式的共同作用。

工程能力，從來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政治經濟制度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