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述活躍的(社會)運動家高兩貴： --高何謙、高銘堂兄弟訪談記錄
時間：2017年2月18日
地點：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高宅
訪問者：許雪姬
記錄：薛宏甫、李思儀、李鎧揚
高何謙，1936年生，高銘堂1952年生，兄弟在其父高兩貴遷居台中時出生、求學，本次訪談主述者高銘堂，從台中一中畢業後考入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取得學位後在榮工處海外部估價組服務，1987年進入榮工與中鼎合資之泛亞公司擔任經理、副總經理。現受邀擔任中興顧問社執行長。
高兩貴(1907-1981)，台北市人，日治時期在台北先後參與』台北青年體育會」、「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社會運動，結識同樣活躍於大稻埕翁澤生、洪朝宗等人，卻也因此與奧運選手培訓機會失之交臂，之後於1927年六一七事件全島大檢肅時被捕入獄。
出社會後任職於電通社，先擔任「通信配達夫」一職，後調至台中支部，遷居台中，同時與社會中下層群眾關係良好。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盡己之力維持社會秩序，事發後卻被警方追捕，展開逃亡，靠友人相助幸免於難。爾後威權時期無法逃離當局的監視，，仍然不改其志，關心社會、政治，其住處成為早期中部地區黨外人士聚集論證之所，他的一生可為台灣左翼社會運動的發韌，與戰後黨外運動的先驅。
一、 家庭與教育背景
二、 日本時代在臺北參與社會運動之始
三、 從臺北青年會到黑色青年會
四、 遷居臺中當記者
五、 戰後初期參與二二八事件
六、 戒嚴後期再次接觸政治
七、 對人物的回憶及評價
一、父親的家庭與教育背景
我們的父親是高兩貴，1907年出生於臺北市蓬萊町。祖父高金榜，原先住在臺北木柵阿泉坑，後搬至田寮仔居住，在靜修女中邊，文萌樓附近一帶賣菜維生。祖父共生六子，長子高兩焱（後改名高炎），二子高兩生，老三高兩貴，老四高何土， 老五高兩旺，老六高六龍。父親先與吳氏乞巧結婚，並沒有生育子女，弟弟高何土將他其中一子（高何謙 ）過繼給我父親，另收養一女。吳氏1944年過世，父親續弦吳燕女士（家母），才陸續生我們兄弟姊妹五人。高何土受到父親參加「竹篙跳」(tek-ko-thiàu，撐竿跳)、跳遠比賽得到優勝的影響，也開始田徑活動，後來參加馬拉松比賽，第一屆省運時舉聖火入場。高六龍 曾當選臺北市議員，他的女兒高惠子 也曾經當選臺北市議員。父親在1928年黑色青年事件被關了8個半月後，被服務的電通社調到臺中，1948年因二二八事件，結束在臺中的事業，再搬回臺北，所以我是在陳祖厝（陳德星堂）對面重慶北路的巷子裡，向許尚文先生租的房子出生的。
父親就讀太平公學校，和日治時期從事社會運動出名的翁澤生、 洪朝宗、胡柳生、潘欽信、白成枝 等人都是同學，王萬得 似乎早他們幾班。公學校畢業後，父親的許多同學如潘欽信、 蔡孝乾、翁澤生都前往福建廈門唸書。父親也想要求祖父讓他就讀廈門集美中學。當時我們的一位堂伯父高墀英， 因他父親早逝，由祖父照顧他長大，並且助他讀到臺北師範學校，但祖父卻拒絕自己兒子的請求。當時叔叔高何土也在旁邊跪求祖父，祖父無論如何還是不肯。我們猜不單是學費的問題，當時廈門的學費、物價都還算可以支應，去那裡還有獎學金，更有那些左派朋友幫助，根本不會給家中帶來經濟負擔。但可能是家裡需要人手，如果父親留學將少一位可用人力。當時父親的長兄高兩炎要幫忙賣菜，父親自小學五年級開始，每天凌晨四、五點也要去太平市場那裏批購豆干，然後擔著豆干回來讓祖父賣。雖然祖父很疼父親，不過他也要幫忙做事。
公學校畢業後，父親進入成淵學校 就讀夜間部。1921年畢業後，6月到中川酒店工作。那時電通社 的人常來這裡消費，父親因此認識了這些人，後來他們介紹他到電通社工作，開始時是擔任「通信配達夫」（新聞配送員）的職務。
二、 日本時代在臺北參與社會運動之始
父親之所以會走上社會運動、反對日本人主要是受到環境影響。起因是一次太平公學校的同窗會，日本校長來參加，卻要求他們要講「國語（日語）」，他們堅持要講臺灣話，與校長、教職員起了很大的衝突。後來翁澤生、洪朝宗、潘欽信等同學由中國回來，每次見面總帶回一些進步、激烈的思想。1924年一次同學會後適逢大稻埕慈聖宮的「做醮」活動，當時社會上景氣不好，大稻埕的生意人想利用慈聖宮的「建成大醮」來刺激消費，要民眾花費每人約二、三十円負擔神明儀式與慶典的費用，這對當時貧苦的民眾負擔很大。 父親和幾個朋友，還有基督教的朋友，很反對生意人利用神明儀式或迷信思想，要民眾出錢。開完同學會後，他們就去破壞醮壇活動，並要求民眾拒絕迷信。
當時他們並未用「無產青年會」這樣的名義活動，而是以一群「無產青年」的名義活動，沒有「會」這樣的組織。在他們推動破除迷信的時候，一位在新店尾（今重慶北路一帶）活動，綽號叫「大頭貴」的保正，派了一群人來找父親。他指責父親等人妨礙他，雙方發生一些肢體衝突。大頭貴找兩、三個證人說父親打傷人，其中一位叫吳榮鎰的一直說父親打傷他，害父親被警察拘留一週，後移送地檢署時又被拘留一週。當時被抓的除父親外，還有胡柳生與白成枝等人，但他們最後都無罪，只有父親被判傷害罪，須繳交罰金二十円。父親不甘心，上訴到二審，法院卻還是維持原判決。
那時他和稻江義塾及背後的教會團體有往來，稻江義塾（今建昌街）是稻垣藤兵衛 在台北設立的組織，曾經發起「廢娼活動」，有些三七仔（sam-tshit-á）吃過他們很大的虧，父親參加過幾次他們辦的讀書會與講演會。當時大稻埕地方分為兩派勢力，其中一派是保正大頭貴。大頭貴很不滿父親，三番兩次說要殺害他，父親因此一度躲藏在稻江義塾，那時候他不過才十七、八歲；另一派以「粉鳥辜」為首的兄弟要為他出頭，事情鬧得有點大。後來有人知道父親被罰款，暗中幫忙他，就私下拿錢給稻垣藤兵衛，要他出面替父親繳交罰金。聽說那人私下給的金額超過二十円，稻垣藤兵衛繳完罰款還有餘。稻垣藤兵衛和父親很好，但除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他都反對，常常去電通社找父親。一開始父親雖然和他們有所互動，但後來他認為基督教的排他性太強，慢慢就沒有往來了。
在電通社任職期間，父親在一次機緣因為王萬得介紹而認識蔣渭水。王萬得相邀父親、胡柳生、白成枝等人一起去找蔣渭水談話。後來蔣渭水有一次跟父親聊天時提到，像臺灣這樣一個小島，四面都是海，要造反也逃不出去，欲和日本相對抗，「武裝革命」絕對沒前途，不僅不會成功，只是白白犧牲而已。若要進行反對運動，要「犧牲小、效果大」。所以「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父親在和吳振武、 黃華山 討論武裝對抗的可能性時，就想起蔣渭水說過的這番話。他自己也覺得以臺灣一個小地方很難和大國對抗。臺灣的歷史，譬如自鴨母王朱一貴開始或是林爽文事件時，反抗者取得短期的勝利是可能的，但要獲得最後結果是是不可能的。在幾次往來後，我父親對蔣渭水的印象也不錯，開始追隨他進行社會運動。
三、 從臺北青年會到黑色青年會
1922年，父親他們籌組「臺北青年會」， 想要以此名義來活動，但沒有通過警察的審查。父親他們向警察申請時，警察提及當時臺灣人已經成立了一個「臺灣文化協會」，不適合設立另外一個組織。後來經過討論，他們決定以「臺北青年體育會」再次提出申請。該會以推廣「保健」為號召，以楊朝華 為幹事，會址在今日的延平南路上，會員有白成枝、洪朝宗、連震東 等人。父親他們籌組體育會是希望能在地方上設置一個運動場，同時也打算從事一些社會活動。但父親去警察局辦理登記時，一下子就被警察識破，警方認為運動是藉口，但日人多少是有依法行事的概念，先拒絕了他，但經過協調，最後還是完成了體育會的登記。後來楊朝華等人又組織了「臺北青年讀書會」， 同樣利用「臺北青年體育會」 的空間，讀書會和體育會的成員有很多重疊，父親也是讀書會成員之一，實際上負責體育會。兩會的會所都在一起，開始時是租現在永樂市場出來巷子的三樓房子，月租十五円；三個月後，後搬到太平市場附近天主堂的房子，月租十円。
「臺北青年體育會」以普及衛生、鼓勵體育活動為宗旨。蔣渭水知道此事後，親自出來替他們向當時大稻埕的地主張家坤交涉，在太平市場旁邊得到一甲多面積的運動場。父親取得運動場的土地後，就想辦法到基隆河運了好幾牛車的沙子過來，僱工做沙坑、跑道，經費主要是蔣渭水贊助的。之後他看人在練習「竹篙跳」，覺得很有趣，自己就在1923年左右開始練習撐竿跳，也同時練習「跳高」與「跳遠」項目。當時臺灣最好的撐竿跳高紀錄是2.9公尺，他第一次參加比賽就跳出了3.06公尺，創臺灣紀錄，第二、三名都是日本人。1925年他的紀錄是3.18公尺， 1926年則是3.26公尺。 父親的跳高記錄1.7公尺也是追平當時臺灣記錄。父親破了三米二的撐竿跳紀錄後，在臺北很是風光，走到哪大家都認得他，有「體育明星」的味道。那時日本人比賽還輸他，自然而然比較讓人看得起。
高何謙先生補述：大伯高炎曾對我說過：「你阿公比較疼老三，老三要用錢的話都會幫忙。」
因此當時父親從事社會運動需要錢時都能得到祖父的資助。後來大概是當局指使的日本人為了不要讓他再參加社會運動，建議由地方仕紳出資，送他到東京念書，接受參與奧運選手的訓練，但他都拒絕。
父親在1920年代的立場比較靠近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應是受到蔡孝乾、王萬得、洪朝宗、翁澤生等人左派思想的影響，青年會上讀的書如馬克思的「資本論」、「剩餘價值論」，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的無政府主義、蘇聯共產黨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等的理論，以及大杉榮、 河上肇、福本泉等日本左派的書，因此思想上比較左傾。我們後來到臺大圖書館，查到鄭學稼 的書《蘇維埃俄羅斯史》、第三國際史》、《列寧評傳》等，借來看，才知道史達林、列寧、布哈林、托洛斯基、普列漢諾夫、季諾維也夫等是怎樣的人，以及這些左派主張是什麼，當時父親讀他們的書籍都是閱讀日文版的。我想這些書籍，多少也顯示了父親那時代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吧！在此之前，父親不會主動跟我們講那些有關共產的思想。晚年他曾說他受到日本共產黨大杉榮等人很大的影響，也曾說臺灣共產黨受到日共與中共間的拉鋸。
他和洪朝宗等人在1925年創立了「無產青年會」。另外他們還計畫要在1926年6月17日「始政記念日」進行群眾演講，並選擇在建昌街、運動場與體育會太平市場做為演講的地點。當時核心成員除父親外還有洪朝宗、潘欽信、王萬得、鄭明祿、 連溫卿與白成枝。當天活動預定於晚間七、八點開始，但他們上午分發傳單時，當局就知道了。到了傍晚五點鐘警察就找上父親，說行政主任要找他講話，要他到北署。那時候父親很注意這類事情，擔心又被警察「檢束」，連忙把相關文件交給別人保管，並且一直問那位警察究竟為了何事？那個人一直要父親不要緊張，跟他走就對了。父親無奈之下只好跟他走，後來他們到某處去找行政主任，也看到現場有近百位警察在待命。行政主任看到父親，就說要「檢束」他，直接拘留，並命令他們不可以舉行演講。 拘留了兩、三個小時後將他釋放。當天活動也因警察「臨監」而中止，發起人除連溫卿以外，大家都遭到檢束，起訴的檢察官就是三好一八， 以違警令起訴他們。三好一八跟父親說，所有人中最可惡的人就是他，鑰匙是他保管的，而他竟然讓大家開抗議會，最後判他拘留十天，洪朝宗、王萬得在法庭上出言不遜，則是二十天。聽說當時被抓的原因是父親和蔣渭水他們用體育會的名義來宣傳，實際目的和組織宗旨不符合，因此遭到取締。
因為參與了政治活動，父親也錯失了一些榮譽。例如那時候每年的明治神宮運動會（相當於日本全國的運動會），會邀請臺灣體育團體組隊參加，父親本來有機會參加，但當時警務局保安課長說這個青年思想有問題，因此未能成行。有一年是由鐵道部的川橋氏帶隊，到日本時接受讀賣新聞記者訪問時就說，本來有一位高君撐竿跳實力強，有希望奪牌，但因思想問題，警務局保安課反對他參加，這是一位當時在場跑200、400公尺的選手林信願回臺告訴父親的。
父親在日本時代參加社會運動的顛峰就是參與了「臺灣文化協會」。當時文協有路線的問題。蔡孝乾、洪朝宗一派人想要擴大組織，在臺北、彰化、新竹都成立了無產青年會。父親他們也參加了蔡孝乾等人的活動，除他以外參加者有洪朝宗與其妻洪細娥、王萬得、白成枝與楊榮華。楊榮華是父親太平公學校同學，曾經到漳州去參加中國軍隊，後回來後被關，得了精神病。大家在1926年12月31日到彰化去，要參加臺灣文化協會的大會，巫永昌妻兄吳榮州請他們住在磺溪醫院 附近他的住宅，招待很熱切。當時文協對改組提案分為三派，有蔡培火案、連溫卿案與蔣渭水的折衷案。
當時連溫卿和蔡孝乾已經合作，連溫卿和山川均等社會主義者有來往，也和王萬得、蔡孝乾等從中國回來的共產黨人士有密切互動。父親認為蔣渭水思想較接近左派，但是社會運動需要經費，因此蔣常說不能得罪霧峰林家的人，才會提出折衷案。蔣渭水雖對霧峰派的非常敬重，但他和蔡培火等人並不和睦，處於對立的情況。大家都知道蔡培火是耶穌教徒，又在宣傳台灣羅馬字運動，父親他們並不喜歡他，都稱呼蔡培火是「臭屁火」。後來父親問連溫卿才知道他已經與張信義、 林碧梧 商量好，由他們負責活動需要的經費，但是蔣渭水並不知道這件事，折衷案沒有過的事讓蔣很難受，但他沒說什麼，只怪連溫卿有點陰沉，無產青年太急進。
蔣渭水後來退出文協，另外籌組臺灣民眾黨，但不久也遭到解散。不過這件事倒是沒有影響蔣渭水和父親的關係，他和阿甜（陳精文女士）以後到臺中也都是住我們家，他過世後，陳女士到慈雲寺去住，不與外界接觸，父親是極少數去看她，她會出來見面的人。我記得父親最後一次看她是我大學四年級時，大概在1974年，說她過得很平靜。父親與蔣松輝一直到晚年都有聯絡，曾和他談起文協改組鬥爭的情形。蔣松輝也同意父親的看法，如果激進派事先有與蔣渭水溝通的話，蔣也可以接受。在1978年，父親見到剛開始做臺灣史研究的黃煌雄，也向他表達這個觀點，畢竟蔣先生退出文協是一件很大的事。
事實上，蔡孝乾在1926年的12月23、24日前後即準備成立「臺灣無產青年會」，因要以「普及衛生思想，鼓勵體育運動」作為宗旨，警察較不會注意，去登記較容易成功，所以要以身為運動家的父親撰寫會章、綱領並去登記。父親一開始不同意，認為這太天真，日本警察怎可能輕易上當。但因蔡等人開會時提出表決，決議以多數決通過，要求父親照辦。無可奈何之下，父親只好在1926年12月25日，到總督府保安課登記。那天也剛好是大正天皇去世之日。父親說他要成立全島性組織「臺灣無產青年會」，當時小林公正課長大吃一驚，說何以臺北州沒來通知這件事情。在場還有新高新聞社長唐澤信夫，保安課長就跟社長介紹父親是臺北青年的領導。但因天皇駕崩，警察業務繁忙，父親他們的登記在形式上又合法，小林遂無心再爭論，讓他辦理登記。
1927年1月，文協召開大會，會議當天八點半開始，因為父親支持的連溫卿一派人數較少，僅有當時臺北、彰化參加無產青年會，後來轉入文協的四、五十人，人數較少數。父親問蔡孝乾等等開會要用什麼方法進行鬥爭會比較有效？他認為蔡孝乾既然在上海大學唸書，應該學習到不少「鬥爭」方法，要求他指導。蔡孝乾第一時間沒有提出很好的方式，要大家讓他想十分鐘。十分鐘結束後，父親他們催促他說：「孝乾君，時間到了喔！」但蔡還是無計可施，只好說：「若王敏川舉手時大家就一起跟著舉手。他說什麼，你們就跟著說，並且要在後面舉手支持！」父親聽了以後，很生氣地罵蔡孝乾：「你們這些人去上海唸書，竟然只學了這樣的鬥爭方式回來，怎麼有資格來領導臺灣的社會運動？」
無可奈何之下，父親等人回到會場，採取隨機應變方式。在討論過程中有人反對王敏川的發言，他們就想辦法作亂、擾亂會場秩序，或是有人提出反對言論，他們就對那個人吼，要把不同的聲音壓下去。父親認為因為他們這派人數太少，顧不得風度，不得已只好採取這樣的方式來鬥爭。彰化吳清波是他的好友，吳發言，父親也只得用這樣子的態度對付他，這違反他的本性，所以事隔五十多年，父親還是耿耿於懷。最後文協大會通過連溫卿的提案，這也意味著蔣渭水的折衷案失敗了，即便父親和蔣渭水的關係還是維持，但因為父親當時支持連溫卿這派，對蔣有點不好意思。最後中央委員選舉時，青年中只有父親與洪朝宗他太太洪細娥當選中央委員，洪細娥當婦女部長。
1927年2月，「臺灣黑色青年聯盟」被遭到檢舉，父親認為這是文協中央委員選舉之後的效應。蔡培火在文協的提案失敗後跑去警務局，跟警察說他自己這一派是老派、比較溫和的，但是現在這些年輕人很激烈喔，要警察方面注意，導致後來總督府大規模的逮捕行動。父親他們都遭到當局逮捕，罪名是和組織黑色青年會有關，但是到底是誰組織黑色青年有不同的說法，父親知道的是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的一位學生，是當上軍官的近藤， 有去蘇聯的經驗，他有一個部下叫小澤。 某次小澤到臺灣找他擔任中學校教師的姊姊，也利用機會去找蔣渭水。蔣渭水與他交談過程中又安排他和無政府主義者周和成見面，後來他也和艋舺王詩琅、彰化吳滄舟 見面，他們當時參加周天啟、陳崁的「新劇社」，在臺中「樂舞臺」 排演。
小澤得知他們預備在大聖街公園的一個地方組織「臺灣黑色青年聯盟」，後來他返回日本後寫信向軍人長官近藤報告他在臺灣活動的事情，沒想到信件被日本警視廳攔截。日本警視廳後來轉給總督府警務局，因此才在1926年農曆過年（西曆1927年2月）時進行全島總檢舉。父親當時被抓去北署，不僅是他，洪朝宗，楊榮華、白成枝等人也都被抓，兩天後蔡孝乾也被抓。蔡孝乾要人帶話偷偷跟父親說：「臺灣無產青年會要說你是組織的，不要說是我組織的。」希望有參與撐竿跳比賽等體育活動的父親，當最初以推廣體育建立的青年體育會的組織負責人，父親就一肩扛起。但在警視廳馬上被警察駁斥，說父親表面上組織青年會，實際上就是要組織黑色青年會，當北部無產青年負責人。後來被送去法院，那時候法官叫做犬飼。 父親記得他一度在臺中擔任法院院長。後來父親曾去找他問說，你還記不記得就是你審判我的。
這次檢舉父親被關了八個月，一次兩個月，延期四次共八個月，加上在北署拘留半個月，並沒有被判什麼樣的罪名，給他「預審免訴」的處分。父親雖然身體還算強壯，但是因為被關超過半年以上，監獄裡營養很差，飯裡常摻有石頭或沙，出獄後身體變得不好，幾乎無法再做田徑運動。我曾聽他說，他的好朋友洪朝宗因其他案件入獄，最後死在獄中。還有他最好的朋友翁澤生，後來被捕，奄奄一息時才被放出來，不久就死了。他死了許久，父親都不知道。王敏川在彰化時，父親曾經寫信去問他要不要幫忙，他有回了一張明信片來說：「大丈夫！（日語）」，後來才聽說其實他過的很貧窮，身體不好，也早逝。
四、遷居臺中當記者
在黑色青年會事件後，無產青年組織就解散了，但文協還在，張道福 在臺北支部，還有林清海與薛玉龍 、薛玉虎 兄弟，薛玉龍聽說是漢學家，但得了痲瘋病（那時稱「thái-ko」）。後來父親很不喜歡左、右派互相鬥來鬥去的情況，就漸漸沒有像以往那麼熱衷，但也曾到新竹、大湖等地演講。
一九二九年電通社社長官佐藤跟他說，臺中缺一個去報導米穀期貨買賣消息的人，建議他不如到臺中去，在臺北原本的職務讓其弟高何土來接任。父親原以為支局長對他非常好，接受長官的建議到臺中去開拓電通社業務，後來才知道是北署要求電通社長官不要讓他待在臺北，所以他的長官才會如此建議他。父親到臺中時，最初住在文化協會臺中分部，林朝權大哥林朝杰 有成立一個體育相關組織（中央運動器材賣店），但後來沒開業，父親就借他的電話作通訊。
父親出獄後，和蔣渭水等人都還有保持聯絡，也常回去找他們。蔣渭水一直希望父親回去主持文協，文協那裡的人也很希望父親能回去。那時候父親他的看法比較中立，左右派立場他都聽，因為他認為那時候根本不用分裂。當時日本的勞動、社會黨勢力正強，結果臺灣就是分裂，甚至互相檢舉，如黑色青年會造成很多人入獄，左派勢力幾無殘存，日後父親等人在白成枝家中開會，為了蔡孝乾和連溫卿一起在文協「奪權」的事情批判蔡孝乾，最後蔡孝乾有向他們謝罪。
父親還和農民組合的人有所接觸，簡吉、趙港等等左派農組的人有時沒有米可吃，他都會叫米店送米給他們，因為父親在臺中經營的生意不錯，能夠支援從事運動的朋友。因此農組的人也和他很好，他也和楊逵交好，戰後楊逵在臺中東海花園務農，兩人還常往來。1981年父親的告別式，楊逵也下山來參加。可惜的是滿洲事變（指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臺灣社會運動取締越來越嚴格，官方下令解散農組與文協等等組織，要求國民團結。
一九二九年父親來到臺中後，除了當記者，也開始發展商業，開設新高會館，一樓是食堂，二樓則是有女給侍應的餐廳，戰後改稱為「開羅餐廳」，這個名字是因為開羅宣言而來的。 當時謝雪紅也在臺中經營「大華酒家」，她和父親相信的無政府主義有所契合，因此關係甚好。有人認為父親偏向謝雪紅的立場，其實並沒有這樣的事情。
父親在社會上也得到一定的聲望，當時臺中市最熱鬧的地方就是火車站前的第一市場。戰爭的時候總督府徵調部分男性擔任軍伕，引起當地民眾不安，父親便和官方交涉，約定只要有加入「一心挺身隊」的人就不用徵調前往南洋，但同時官方也要求若需要後勤或民防任務，一心隊要派人供官方差遣，父親擔任隊長，日本軍部情報課也請父親擔任「囑託」，據他所知，臺北陳逸松、辜振甫也被請擔任這個職務，（日文話稱「囑託」，臺語是「chiok-thok」），軍方在想些什麼呢？根據監視他的特高透露，日本人準備美軍如果登陸臺灣時，人要先掌握。一心隊最多曾有五百多人。另外終戰前物資缺乏，經濟不振，黑道及好事者蠢蠢欲動，日本人亦要求一心隊協助維持社會秩序。父親也將綽號叫「加納（がら）」的何鑾旗 納入隊裡，讓他出任隊附，雖然何鑾旗在地方上常逞匹夫之勇，但讓他有任務在身才不會作怪。那時之「兄弟」都是個人張狂而已，而非今日黑道組織型態從事犯罪。
五、戰後初期參與二二八事件
1980年時，我們見父親身體不太好，想開始替他錄音，那時我們想說細節留在以後再談，先大略講過一遍，結果後來就沒有機會再補充了。最精彩的部分是談二二八的部分，卻沒有錄音，現在是靠我們的記憶來講。我是民國四十一年次（一九五二年）出生，從幼稚園一直到小學，常聽到父親與朋友講二二八的事情，我想一部分是他講話比較不會有什麼顧忌，還有過去的人彼此間比較沒有互相防備的心，所以朋友來訪，尤其政治上的朋友相聚，都說起二二八的事情，什麼話都講，那時跟他聊天的朋友很多，像詹德志、李振芳、李曉芳那些人，在臺北的時候還常常往來，他們在講二二八的事情，我大概都有聽到，還記得。
二二八那時大家都情緒沸騰，父親在戰前是一心挺身隊總隊長。小時候我還住在臺北時，父親曾經帶我去臺中玩，走到臺中第一市場那一帶時，很多店家、攤販，男男女女都會喊我父親「長仔（tiúⁿ- ê）、長仔」，父親可說是很得人緣。雖然一心隊在戰後就撤銷了，但是臺中最熱鬧、人最多的臺中第一市場一帶，那裡賣東西的、做生意的都還是認我父親為頭人。所以有什麼大事，如二二八那種事件發生時，他們一定會來找頭人出面作主張，這是那時的民情；我父親他們身為地方頭人，也有同儕與公眾壓力，不能躲起來，像吳振武一開始，就看清局勢，不想出頭，但最後也在壓力下參與了部分的活動。
二二八事件蔓延到臺中後，三月初二在「市民館」開會，市民館是在第一市場隔壁，後來的戲院臺中座。那時左派、右派都來找我父親，仕紳一派的人就來找父親說：「mài- lah，mài- lah，高先生你要出來主持秩序」，另外比較激烈的那一派就是謝雪紅那邊的人。謝雪紅和我父親關係應該是很好。謝雪紅也開了一個大華酒家，在地方上很活躍。謝雪紅她口頭上當然不會說：「我是共產黨、我是共產黨」，他們那邊立場是比較激烈。
在開會的前一天，我爸就找了吳振武和黃華山來，吳振武不知是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還是大尉， 是臺灣人在日本軍中階級最高的，他是後來香蕉輸日高雄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吳振瑞的弟弟。黃華山我們都叫他「華山伯」，他是萬斗六(臺中霧峰就正村)的大地主，有一、兩百甲田大多種樹薯的林地和較少的水田。我們小時候還去過他在烏溪畔，舊正村的房子住過，1961、1962那兩年，父親在哪裡與他合作種洋菇。1991他過世我也有去參加他的告別式。他是米穀公會的會長，他提醒父親說：「高先生，現在是無米可吃的時候喔。」二二八之前就聽說臺灣一些糧草和米都被運去中國。吳振武說：「這樣不行啦，這要怎麼打，就算現在日本軍以前留下來的裝備都被你搶去，你也沒辦法和正規部隊作戰」。父親還想到蔣渭水跟他說過，臺灣是一個小島，在日本統治下沒可能反抗，現在也沒辦法對抗中國。
隔天一大早六、七點，臺中市警察局長洪字民也來敲門說：「高先生、高
先生，聽說要大亂了，拜託、拜託，你要出來主持！」洪字民的請託不是父親真正考慮出面的主因，那時他本來不想理這些事，但想到如果大亂的話，他還是得出來，就這樣他就和吳振武前往「臺中座」參加市民大會。
到臺中座之後，先是謝雪紅出來講話，再輪到父親講話，他就先罵國民政府，然後罵「十四大哥」 。我們曾經看過鍾逸人寫的《辛酸六十年》， 內容和父親所說有很多矛盾。當時十四大哥在臺中，作了很多很匪類的事情，如帶憲兵四處去恐嚇人、取財等。二二八時去圍我們家的就是十四大哥之一的陳平關，他晚上帶領兩臺卡車的憲兵，開到我家（屯／墩？子腳）外面來包圍。十四大哥的老大就是蔡志昌，鍾逸人好像對蔡志昌還推崇有加。那時十四大哥還有曾慶昇、詹正光等人。二二八那時，父親就上臺罵十四大哥，得到民眾很大的共鳴，所以事後群眾才會跟著他走，這是他和吳振武商量的結果，帶去臺中師專（當時為台中師範專門學校）操場，並在那裡解散。
父親說，當時他們帶著群眾走了一大段路，群眾已經有點疲累，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安撫、解散他們比較容易。父親當時意識到這樣的群眾活動相當危險，因為他是是老百姓，雖有群眾號召力，但是他沒有指揮部隊的能力，所以他特別拜託吳振武，請他指揮。父親認為這樣做是對的，但是立場比較激烈的人就非常不滿他。父親也跟我們講很多次吳振武槍傷自己的事情，吳雖一度領導群眾，但他大概知道這樣下去一定會發生問題，因此就決定自己打傷自己，讓自己從這場紛擾中脫身。儘管父親不再指揮群眾，但後來幾天臺中哪裡發生事情，父親也都前去排解。
父親還說到了外號叫「加納」的何鑾旗要槍殺謝雪紅的事情。「加納」（がら）就是一種燒過了的煤炭，是何鑾旗的綽號。日本時代何鑾旗有一次去恐嚇林碧梧，說：「臺中你去找誰都沒用」，結果林碧梧知道加納怕我爸爸，在他家談判那天請我爸也去，加納一看，說：「你怎麼會來？」我爸就說：「馬鹿やろ，加納你不可以胡亂來！」，加納他就抓抓頭髮，對林碧梧說：「你實在很厲害，我就只怕這個人」。加納是很「性格」的一個人，很狠，但是一種匹夫之勇。他擅常虛張聲勢，靠著臺灣人比較怕事的性格去恐嚇人家，會亮出刀子跟人家恐嚇，說什麼時候他要來拿錢，類似這樣的事情他做過很多。加納他的個性是真的「狠」；而父親以前脾氣大概也很壞，譬如說他很愛狗，曾養一隻狼犬，結果被人偷走殺掉，被他知道誰偷的之後，那個人騎鐵馬時被他抓到，他就把那臺鐵馬高高舉起來，摔到新高會館前橋下的綠川去，最後反被那偷狗賊告到警察那裡，他也是得賠人家錢，這就是父親脾氣。
父親當時個性剛好剋到加納，加上他身高一七○公分，那時人普遍都只有一六○出頭，身材又高強體壯，以前還是體育選手，所以加納是遇到他就先怕他三分了。父親以前曾找他當隊附，他曾跟我們說，「加納」這個人要給他一個工作；如果沒將他納入麾下，在外頭反而會製造麻煩，在外面作怪。
那次何鑾旗和謝雪紅的衝突，若不是我爸也在現場，何大概已對謝雪紅開槍了。當時謝雪紅要組織反抗軍，急需槍械，何卻把那些槍械拿走。謝雪紅當時對何說你不該拿這些槍械啊，因為這樣的話讓他惱羞成怒，拿著槍對準謝雪紅，打算要開槍。所幸父親在旁邊，就雙手從背後把他抓住，所以才沒法開槍。父親以前說到這裡時，我們都覺得謝雪紅運氣真好。好像以前加納在肢體衝突中曾經吃過他的虧的樣子，所以還有辦法對付他，不然那時謝雪紅就危險了。1949年何鑾旗因為財務糾紛被警總逮捕槍斃，我聽父親說他本來罪不致死，就看有沒有人要保釋他出來，不過在臺中市他人緣很差，沒人要去保他。父親那時在臺北，自己也才因二二八自新在案，怎麼可能去保他，最後何鑾旗就被人槍斃了。
父親最怨嘆就是他救臺中市黃克立市長之事。二二八事件時群眾群情激憤，有部分人想毆打黃克立。那時父親對大家說：「這是市長，你們不可以打」，群眾才放過他，結果黃克立到南京報告時，說臺中反抗的群眾首領是父親，是「反頭」。那份報告林朝權有看過。林後來當選國大代表時到南京遇到黃克立，他曾罵黃克立說：「高兩貴救你，為什麼你還這麼說？」黃克立說那時群眾亂成這樣，可是他卻有能力命令群眾，當然他就是暴動首領，不然還會是什麼人。
所以我爸從那時候萌生了「臺獨」或與中國分開的念頭，這都是在這樣刺激下產生。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們家住在后里的屯子腳。那是日治末期為了躲避空襲，父親向張信義借的疏開處。某一天，十四大哥之一的陳平關帶領了兩卡車的憲兵來包圍我們家，要抓我父親。在那之前，父親只隱約知道有人要抓他，因此打算到臺北去避一避，因此陳平關他們撲了一個空。但這件事情把母親嚇壞了，帶著兄姊躲到市府路顏春福宅好幾天。
父親到臺北後待在他妹妹家或「東邦紙廠」那裡，和工人們混在一起。東邦紙廠就在現在恩主公（行天宮）後面，約在現在臺北市濱江街、五常街那一帶。父親有一段時間是藏在延平南路的體育會， 當時體育會在現延平南路麗都日本料理的附近。那時擔任體育會理事長是吳三連還是游彌堅有一點忘記了。我與兄長事後回想，那時政府如果真要抓人的話，應該會很快被抓到，是不是軍警比較「憨慢」，否則何以會抓不到父親，至今我們還不是太明白。父親說那時人跟人之間比較有感情，互信程度也比較高，父親幾個體育界的朋友如林朝權、許尚文、柯子彰、駱水源 等都交好，他們幾個人常到體育會陪著我父親聊天、打麻將，排解無聊。
有關檔案管理局留存檔案中記載林朝權在二二八事件時可能受國民黨派來刺探消息一事。 林朝權報告提及吳振武、顔春福、張星賢、高兩貴、莊加恩、林連城、廖忠雄 、施金安等於事變期間並無反逆行為。雖然我與兄長無法得知父親的意見。但從林的敘述來看，林反利用政府可能性就很高。換句話說，他雖被賦予監視任務，但反過頭來利用寫報告的機會，說這些人在二二八事件時沒有問題，等於是間接保護了他們。
前述檔案所列的人很多我們都認識。張星賢是締造臺灣三級跳遠紀錄的人，在合作金庫工作，記得住在天母。莊加恩我不認識。林連城是消防隊長。廖忠雄是廖了以的父親。父親說過，廖忠雄那時會從豐原到臺中找朋友喝酒，喝得太晚就睡在我們家。廖忠雄也是體育出身，不知是排球還是橄欖球，記得有一段時間他還擔任過體育老師。施金安被父親朋友們暱稱為「四斤半」，日本時代也參與社會運動。我想林朝權可能有跟吳振武講國民黨在監視他們，要他注意，所以吳振武藉著槍傷自己，把它說成是受共產黨人報復，比較好替自己辯護跟脫身。所以這樣看來，林朝權接受命令來探聽臺灣人動向是沒有錯的，但是他沒有像林頂立那些人專抓臺灣人，反而向上面說要他去調查的人的好話。
父親還曾經講過，二二八事件時連震東到臺中來想打聽一些事情，似乎有點不懷好意，想要去破壞什麼東西，後來被群眾發現。父親將他大罵一頓，並趕他出去。表面上雖然對他很凶，但其實這應該算是救了他，因為讓他繼續待下去，後來失控的人或者群眾很可能會把他打死。記得在《辛酸六十年》中也有類似說法。
談到李友邦，他幫了父親許多忙。李友邦赴中國前就和父親認識，戰後張士德 來臺灣組織三青團時，張在臺中地區就找我父親及顏春福，張信義等作為幹部。二二八事件後，父親要被抓時，他向我們提及李友邦一度找王成章 和彭德 幫忙。當時王成章似乎服務於警備總部，也有加入體育會，後來當到臺灣省政府警務處長。我爸被王成章還有彭德解救。彭德和父親究竟是什麼關係，因父親比較少提及，只知道他後來當過臺北市社會處處長和臺北市黨部主委，其他我們就不知道了。
父親還提過警總任職第二處處處長的姚虎臣。他都戲稱他為那隻「hô͘-sîn」（臺語蒼蠅的諧音），在父親向官方辦理自新時，他也花了不少錢打點。花多少錢呢？據他事後跟我們說大概是用金條來算的。這件事情原由就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在該年三、四月間蔣介石有下一道命令准予民眾辦理自新。父親以這個當理由，請人去和姚虎臣談，當時三青團的張士德也幫了很多忙。張士德因為常來新高會館，並與他太太「 阿琴」在宴會場合認識、結婚，後來也有一段時間在台中住，小時候我們還去大全街他家拜訪。張士德是臺中外埔一帶的人，他提到張士德時都會說他有一點「懵」（báng），很愛喝酒，但對朋友很好，從頭到尾都在幫忙臺灣人。張的小弟在臺北開委託行，也住過我們家。救父親這件事，張士德出了很多力氣才讓我爸拿到自新證明。
當時姚虎臣在我父親拿到證明時一度要父親改名，並幫取名作柯柏賢，要他以上校的身分去上班，等於要吸收他的意思，當然被他婉拒。小時還我們家裡還留有一本警總在當年3、4月發的一本小冊子，上面寫有臺中市暴民領袖高匪兩貴已被逮捕伏法的說法。父親有時候會把這小冊子給來訪的知己朋友看，說我這條命是撿回來的之類的話；不過這也代表警總內不一樣派系的人，有不一樣的通報與抓人系統，甚至對抓什麼人有不一樣的想法。這本小冊子一直到1964年一次搬家時在母親命令下將其燒毀。
父親以後常說，那段時間真是相當驚險。幸虧有張士德、李友邦、彭德、王成章幫了很多忙。李友邦過世後我與兄長曾去過觀音山探望李友邦他的墳墓，日本式的。很懷念他。我父親和朋友聊天時都會都很自然地講起這些陳年往事，所以我都會記得。後來1979年我第一次去沙烏地出差的時候，在那裏買了一匹當時流行的絲絨布料，要給我母親，我母親看了說這布料很高級，說她早年曾經去迪化街買這種絲絨布，送去李友邦家。所以父親與李友邦的關係是純粹朋友的關係，只送一塊布就是對救命之恩的一種答謝。
父親取得官方發給的自新證明是在1947年7月4日。取得證明後沒多久剛好遇到他的好友顏春福要娶媳婦。顏經營當時臺中最大的營造廠「顏文會」，父親想說既然已經取得證明，就答允參加。當時臺中市警察局長已不是洪字民，而是新任的警察局長。 那位局長見到父親就說：「高兩貴，你是通緝要犯」。作勢馬上要抓拿父親，父親就說他已經自新了，誰知那位警察局長就說：「要自新的話你去跟警備總部自新，我這裡你的案子還沒銷，我要逮捕你」。顏春福這時跳出來說：「拜託啊！今天我這裡娶媳婦辦喜事，你在我這裡要抓人，你這是什麼意思？」結果這個警察局長就說：「好吧！我今天不抓，但是以後只要你進到臺中我一定抓你，我不管你自新了沒」。原先父親訴說這段事情時間不是記得很清楚，但剛好顏春福的孫子和我（按：指高銘堂）是台中一中初出中部同學，經過確認後才知道參加結婚日期。
父親戰後不在臺中發展，除了這個原因外，另外一個不留臺中的因素就是餐廳開不下去了。因為政治問題，讓餐廳無法經營。例如二二八事件後十四大哥中的蔡某帶人來餐廳，對著餐廳職員放話說：「高兩貴，你再chhèng（跩）嘛，怎麼現在不繼續chhèng下去，這樣啦，去跟你老闆講，叫他拿幾條黃金出來，我包領他沒事」。那時父親（老闆）跑路，憲兵又常來餐廳搜查，餐廳幾乎無法營業，最後只好結束營業。
1979年2月11日傍晚，鍾逸人到家來找父親，我也在家。留著長頭髮的他，說已經60歲了，但看來年輕很多。他說228被判死刑，後來被關了18年才出來。他告訴父親現在的家庭狀況，還算不錯，父親也為他高興。不久兩人就談二二八事件，提到許多舊識，逃亡到中國、日本，有些被捕後服刑、槍決，不剩唏噓。接著談二七部隊，父親告訴他，一開始大家都想拚，所以台灣到處都有義勇隊的組織，到最後因為實力懸殊，只好放棄，以台中來說，市民大會前，他曾找吳振武和黃華山過來，一齊評估武器、彈藥、糧食與人員的對比，實在差太多，不能帶著熱血的群眾去送死，所以他和吳振武只好去坐在當時不得人心的疏導和解散動作，但沒想到他們幾位還是去組織二七部隊，結果是謝雪紅他們順勢接管。我父親說，幸好謝雪紅他們放棄得早，落跑得快，否則真正大打起來，台灣中部會很慘。鍾說，他們之所以堅持，是認為國軍應該不堪一擊，會有機會戰勝；父親則說除非有外力，很難掙脫中國的控制，而那時的台灣人根本不會想到會有其他國家，如美國來幫助。
父親過世前約二個月有一個上午，鍾逸人又到臺中順天醫院來看我父親，那時我父親已經很孱弱，所以他第一句話就問父親：你還認得我？父親點頭，所以他們又開始對話，還是講228的事情，這次大多他在講，父親有時勉強回應幾句而已。鍾提起二七部隊還是很興奮，大概半個鐘頭，鍾請父親保重，就離開了。
我曾經問父親鍾逸人與二七部隊到底怎麼一回事，父親講：「哎唷，他都是在想不可能的事情，他認為他可以打贏國軍。二七部隊也許是他發起，但還是謝雪紅作主。」父親的意思是說，謝雪紅他們是「紅頭」(共產黨)，一直想要把事件擴大，犧牲台灣人無所謂，從她動亂時到處要搶軍械彈藥就看得出來，鍾逸人他們發起武裝對抗，謝雪紅他們當然呼應，馬上進來拿走指揮權，二七部隊因謝的領導一陣子看來聲勢很大，但不久馬上解散，這是謝和他們因自己組織利益的決定，鍾應該不會有什麼置喙的餘地。二七部隊的行動幸好沒造成本身、國軍和平民太大的傷亡，加上有謝雪紅的參與，大家諱莫如深，所以不太有人知道。
幾年後我們看了鍾的回憶錄，才發現他都用有主觀評價的語言來形容台中這些主張穩重，走溫和抗議路線的前輩。終戰後的那幾年，父親他們就從日本時代一齊從事社會運動，後來到中國參加不同黨派政治活動的老朋友口中，多少了解那裡政治鬥爭的殘忍與極端，對敵對黨派固然是血腥鎮壓，對無辜平民也是濫殺荼毒，在台灣大規模的武裝暴動會引起屠城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也是那時大多數的地方意見領袖的看法。他1979、1980年兩次來找父親，客客氣氣的，又帶著幾分尊重，看來應是心情上已有沉澱，但他對我父親當時直接告誡他們不要妄動，因此遭他們拔刀相向的一事，居然以「膽小如鼠」這類負面字眼放在幾十年後的回憶錄上，實在令人不能理解。
再如鍾逸人書中講張士德，這個出名好人的部分，描述也很負面，「高兩貴居然把我的事情告訴張士德」、「(張士德)便惱羞成怒地開始拆穿我的假面具」，張士德其實是想要救他，勸他不要跑來跑去，要躲起來，如果躲不掉，還想帶他去柯遠芬那裡好好解釋，是要救他的；張士德，如要抓他，就如他書中寫的，旁邊有一位上尉和二位士兵，還不容易？當時有些「半山」憑自己的黨政軍關係，在事變前後救了不少人，如張士德就是。
1947年底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時，父親回到臺中幫林朝權競選。林在競選時充分利用了父親的人脈，也因此擊敗了原先大家看好的林湯盤。當時競選的總幹事是顏春福，副總幹事是父親。顏春福和林朝權似乎有姻親關係，最早也是由顏介紹林朝權與我父親認識的，家中還保留一張林當選後在顏文會門口，地址在台中市市府路109號的助選團隊大合照。林當選後去南京選舉行憲首任1947年底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時，父親回到臺中幫林朝權競選。林在競選時充分利用了父親的人脈，也因此擊敗了原先大家看好的林湯盤。林當選後去南京選舉行憲首任總統，他支持李宗仁，還向李宗仁要了一個簽名照送我父親，後來李宗仁1960年代回歸中國後，母親和我們把照片燒掉了。
李宗仁在1949年底逃往美國後，林朝權大概覺得不安，又看那時中共會隨時打來臺灣，所以到香港，藉機轉往中國。他最後要去香港的費用也是跟父親借的。依稀記得林朝權太太好像留在臺北，沒有去中國。解嚴以後聽說林有回臺灣定居，臺北體大的雷寅雄教授曾經去訪問他，說他過著相當孤寂的生活，可惜我們知道得太晚，不然可以找他聊二二八前後的往事。
聽父親說，1950年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時提及要放鬆對臺灣人的桎梏，並請蔣渭川接了民政廳長。蔣曾跑來找父親說：「老高、老高，不然你來我民政廳幫忙，當個『視導』」。父親反問他：「你說吳國楨現在要鬆綁對臺灣人的控制，是放鬆到什麼程度？」蔣渭川對父親說：「這是絕對機密，不能說」。父親生氣說：「你自己都不知道答案，那我何必還要去」。後來不久蔣渭川就離職了，廳長一職才擔任幾十天。這是戰後那幾年父親牽扯到政治的一些事情。
到臺北之後，父親做生意也失敗，還有被朋友騙，種種原因讓家境開始困頓。民國四十幾年去臺北之後，父親曾經營過煤礦，但還是沒賺錢。
因時代變化，商場風氣、交易習慣已經不一樣了，早期大家做生意口頭承諾就夠了，戰後就不行。父親就是作生意跟人合股，被人家騙去。譬如那時要從日本進口洋蔥頭時因外匯管制，要辦「結匯證」，父親被人騙說要拿出多少錢來買那張證。那人也是他小學同學，父親拿了幾萬元給他。他一直說貨還沒到，事實上那些貨已經到了，被他賣掉了，連本錢都被他騙走，然後他就跑去日本，這次洋蔥事件是壓垮我們家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那時父親本來準備用這些錢買現在南京西路新光三越對面的一棟別墅，後來當然買不成。
另外還有一次是他當信用合作社經理時遇到朋友拿金子來，想跟父親質押借錢，他因信任朋友就放在保險箱，最後沒還錢時父親要查驗金子時才發現其實裡頭是灌鉛。他說這種事情日本時代不可能發生。我們認為，家裡之所以困頓要怪二二八，但也不全然能怪這個事件，父親也沒注意到時代不同了也是原因之一。戰前戰後，人心、人性都不一樣了。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顏春福身上，前面說過「顏文會」是中部最大的營造廠，顏先生在1956年與全國營造公會聯合會理事長祖展堂 先生，代表臺灣到馬尼拉參與「亞洲暨西太平洋營造業公會國際聯合會（IFAWPCA）」的創立，由此可知他在工程界中的聲望。但他們自國民黨政府遷臺後所承攬的公共工程，施工、驗收都發生了問題，眼看其他人馬虎施工的工程都順利驗收，拿新工作也都沒有問題，「顏文會」卻每況愈下，到了1960年代依舊如此，只好把這個有歷史的營造場收掉，就是人心、人性和日本時代都不一樣了。
六、戒嚴後期再次接觸政治
二二八之後，雖然我父親已經自新了，但之後像是潘欽信等人，如果他們過世、或出了什麼事、誰在香港、中國、日本怎麼了，警備總部或調查局都會調他去問話。甚至到了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不知道是陳逸松進人大時還是謝雪紅死了，都跑來問他最近有沒有跟他聯絡？所以後來我爸就不太碰政治，一直到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年）林澄秋 競選臺中市長才又開始接觸政治事務，那時叫黨外運動。
事情的起源和「十四大哥」的首領蔡志昌有關，當時蔡和國民黨提名的林丁山 角逐臺中市長，蔡志昌在四年前的選舉輸給張啟仲，想要捲土重來，誰知道蔡志昌再聲勢很大情形下突然放棄競選。當時謠傳是受了林丁山「特殊壓力」而放棄。蔡志昌和我父親可說是因二二八結有冤仇，蔡志昌手下的大將陳平關，就是二二八時帶領憲兵隊來包圍我家的人，也是十四大哥之中的一員，結果是他跑來找我父親，說他不甘願被蔡志昌「背叛」，跟父親說他們要出來幫林澄秋助選。
其次，林澄秋是臺中高農的老師，他有一個學生叫作林長興，父親在臺北經營煤礦時，林長興的丈人與父親有往來。他本人也和父親很好，林長興後來搬來臺中當代書，化名林敏慎，為他的老師林澄秋助選，林澄秋這個人個性很古意（kó͘-ì）。雖然要參選，卻不太會處理選舉的事情，都是林長興幫他處理。因為這一層的關係，我父親也願意幫忙林澄秋競選。那時我家經濟狀況較差，眷村中租屋較便宜，我們就租在精武路，是個有院子的房子，地方較偏僻。那時林澄秋為了擺脫國民黨的跟蹤、騷擾，認為軍眷區反而比較安全，於是每天大約晚上十一點多，林澄秋跟其他人會陸續騎腳踏車到我家開會，過半夜才散。投票前連續幾個禮拜都在我們家開會，林澄秋本人也幾乎每晚必到。
結果，林澄秋一戰成功，黨外力量開始集結。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寫說臺中「黨外」在民國四十幾年常常在高兩貴家裡秘密集會，這敘述時間上不對，民國四十幾年時，我們還住臺北，但是有這個在我家集會的事實，是林澄秋的競選。後來，父親《臺灣新聞》的同事何春木 也常來向父親請益，有時住彰化的前縣長黃順興到臺中找他，他也騎一部50cc摩托車載黃順興到我家找我父親聊天。何那時一直罵國民黨，尤其是黃在短波廣播收聽到什麼消息，如陳逸松去北京、被任命為人大副委員長、到美國去等等的消息，一定跑來臺中找老朋友開講；他最後一次來，我也在，他說他和黃石城協調選縣長，因對方堅持，他為大局著想，不得不退，說得義憤填膺。何春木後來競選市長、省議員，父親都積極參與，那時已不去管戒嚴的束縛了。
在1950年年代，「十四大哥」之一的陳平關有次被父親在街上遇見。當時父親曾問他：「二二八那時候為什麼帶憲兵來圍我們家？我和你無冤無仇，為什麼要這麼做？你若對我有什麼不滿，那麼我們兩個人，一人帶一把鋤頭到山頂決鬥，誰死了，鋤頭挖一挖，把對方埋了」。陳平關趕緊向他道歉，我爸爸是那種可以一笑泯恩仇的人，所以陳平關他們與蔡志昌「決裂」以後，就比較常來找我父親聊天。後來陳平關在我父親要辦告別式的時候，主動來找我，跟我說：「喝！你爸實在很兇、很兇！我看到他就驚！但他是少見的人格者，我佩服他。」幫了很多忙，告別式時他還志願當司儀。
陳平關後來幫忙管理臺中寶覺寺，他妹妹嫁給寶覺寺的住持林錦東，我們當時都稱林為「錦東師」。寶覺寺是屬於日本佛教一派，日本和尚是可以娶妻生子，錦東師過世的早，他妹妹沒法處理寺務，只好請陳平關代替主持寺務。「十四大哥」裡頭的幾個人如詹正光，他1961年曾租我們家隔壁。那時他和女兒帶一個賣藥的歌舞團，團員好幾個人，有吹小喇叭、薩克斯風、可以表演短劇、變魔術，生意好像不錯。聽說他們父女每天要吃一隻雞，這在當時是很奢侈的生活。曾慶昇常騎著一部老摩托車，推銷一些小東西，看來慈眉善目，講話很優雅，決不會讓人聯想到曾是位大哥，他有一位在四健會工作能幹、孝順的好女兒，時常被他掛在嘴邊。連福生後來也常參加父親發起的黨外餐會，也數次參加與關中的溝通。他們幾人，到後來和我爸都不錯，這些人二二八後，有的甚至也被國民黨抓去關了，到後來都和我父親恢復友誼。但是只有蔡志昌沒有。
何春木是父親「電通社」的後輩，「電通社」的臺中分社後來改稱「臺灣新聞社」，何春木十幾歲的時候就在那裡工讀，常跑來我家拿父親寫的新聞稿。我手上現在還有一份他們《臺灣新聞社》的通訊錄， 這個通訊錄是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年）編的，這個通訊錄上的幾個人，像歐有財是梧棲新天地餐廳的老闆，那時五十五歲，我父親是七十四歲，何春木那時是五十八歲。本來我想我父親那時的電通社規模應該沒有很大，但後來看這通訊錄上的名單，員工前前後後也不少人。如李國楨 也是以前的員工，他作過南投縣長，他有一個歷史留名的案子「奉命不上訴」，李國楨不知是犯了什麼違法的事情，結果檢察官行文說「奉命不上訴」，是臺灣司法史上的奇事。
再來談到國民黨關中和黨外溝通的事情。關中要去各地溝通時，曾經問過吳三連，到全島各地該拜訪什麼人？吳三連就叫他來臺中找父親。這事關中親口跟我父親說的，有一段時間我父親就和關中常有溝通。到了美麗島事件後，關中就很少來了，僅有的一、兩次，姿態也比較高，但我父親一直求他要向高層轉達群眾希望要釋放這些被抓人們的要求，大家都看出關中根本在作假溝通；但我父親不死心，有一次還自己上臺北找關中請命，請黃越欽、唐屹等教授作陪，因為他實在捨不得這些臺中的一些年輕朋友被關。
再講美麗島事件時候的黃信介。因為叔叔高六龍和堂姐高惠子選臺北市議員，大家都在大同區選舉。黃信介是大龍峒那一帶的人，他自少年就認識我父親。黃的舅舅是連溫卿，因為這層關係我們兩家很早就認識了。《美麗島》雜誌要在臺中發行時，黨外朋友也來找我父親掛名。所以我的這些相片中有黃信介、呂秀蓮、姚嘉文等人與我父親的照片。後來我六嬸的告別式上，他剛出獄，應邀致詞，介紹我們家族時也提起我爸爸，說這是他黨外的老前輩，要是還在，一定是民進黨的大老。
當父親開始接觸「黨外」的時候，1968、1969年開始，調查局就開始又派人來訪問了，一、兩個月一次。《美麗島雜誌》發行時期，監視更為嚴密，變成兩個禮拜一次。一開始姓蘇的來，還有好幾個自稱是黨外的人也常來，那時我也知道他們的名字，知道他們可能誰是調查局保防組的「細胞」，黨外在辦活動時這些人也出出入入，幫忙湊人數。一開始調查局派來的多是「老芋頭」，就會時時刻刻「提醒」你，他是有權力的人，像一位張姓的調查局人員，最後一次來時，告訴我們以後會換別人來，但指著我們家裝飾櫃擺的一套從新高會館時代留到那時，捨不得送進當鋪的英國骨瓷咖啡杯壺，說他自第一次來就看上了它，希望我們能送他作紀念品，母親心疼說不，但父親還是說沒關係，送給了他。第二天起家中櫃子裡較有價值、有紀念性的東西就都被母親收起來。晚期的調查員都是大專學歷，是透過考試考進來的，不管他們內心怎麼想，但對我們的態度都很好。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情治當局要調父親去問話，父親當時很生氣，不肯去。他在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年）騎鐵馬被一臺摩托車撞到，留下後遺症，有跛腳。最後調查局常常來訪問他的蘇先生出來打圓場，說高兩貴行動不便，讓他們保防組和其他情治機關的人跑來我家問話就好。那些情治人員問他時，父親就說：「我怎麼會知道（他們要幹嘛），我只是當他們的顧問」。唯一一定要扯到他的事情，就是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前一個禮拜，黨外有在臺中太平國小舉辦集會，父親當時有上臺接受介紹。結果情治單位沒有動他，但是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對他影響很大，他心情變得很不好，開始抽菸，行動又不便，沒多久就生病了。那時父親身體變差，去檢查才知道是癌症，癌症進展得很快，隔年初（1981）就過世了。過世的時候，黨外人士很多人說要來幫忙，因為當時集會活動都受到很多限制，希望趁這個機會，把這場告別式辦得盛大一點，讓黨外的人一起來聚會，我那時也不反對。後來在訃聞上的治喪委員列了很多人，有的我不是很熟，那時沒被抓去的黨外大概都列名為治喪委員。 周清玉和許榮淑在他住院的時候都有來探望他。張子源 後來當上市長。
告別式一開始，由警備總部的臺中警部司令常玉秀，在告別式開始前二十分鐘，就先來祭拜，意思是你們這些黨外今天不要鬧事。康寧祥當天是替父親作生平介紹。旁邊有軍警在一旁警戒，後來我們出殯的車隊出發後，幾乎一路都是綠燈，意思就是要你早點結束的意思。統派王曉波也有來，張溫鷹的母親黃綉花一直幫很多忙。當時算是全省的大政治集會，出席的有後來當選苗栗立委的陳文輝、蘇秋鎮、黃玉嬌、范政佑的太太與家人，金龍少棒領隊陳慶星、高玉順、關中、黃越欽與替他開刀的洪文棟等人。
七、對人物的回憶及評價
翁澤生和我父親很好，前幾年我有買一本何池著的《翁澤生傳》，裡頭寫父親寫了很多的事。那時翁澤生回到臺灣就來找我父親，算是他的知己，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感情這麼好。翁澤生後來回到臺灣，也死在臺灣，我父親知道後非常怨嘆，說他居然不知道他被關還有病死的事情。父親還提到翁澤生和潘欽信的事情。他和潘欽信本來也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因為翁澤生、潘欽信兩人之間的私事，所以對潘欽信不太諒解。
另外較常提到的是王萬得，他說在日本時代社會運動的抗爭，王萬得大概大他們幾歲，顯得較為穩重，但二二八事件後王留在臺灣想打游擊戰，配合解放軍登陸吧？後來也逃回中國。父親1980年生病時，有一位來自美國，自稱是七堵人的楊煥西來找他，告訴父親他與王萬得很熟，剛從北方來。父親那一輩談話間，常以「北方」代替中國。說王要他代向幾個老朋友問好，父親怕他是國民黨的反間，來套話的，因此就虛與委蛇，但事後告訴我，對方講的雖模模糊糊，但真有那麼味道，很像是王萬得講話的口氣。到了1983年一月，父親已過世兩年，報上登載了「楊煥西通匪案」。 我才想起父親告訴我的這件事，照報導楊煥西穿梭兩岸，去見老朋友王萬得，應該是真的。但在當時那種氣氛下，他打聽出父親住那裡，而且應該還有去打聽很多老人吧，實在很膽大，還好，他被抓後，並沒有供出他與這些老左派的接觸，不然國民黨又要抓人了？另一方面，當初王萬得與父親的感情好，有人志願要替他傳話，王大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傳給高兩貴吧？
胡柳生經香港去南洋，曾經寫了一張はがき（明信片）給他，但之後就沒有消息。
以前聽父親說不少蔡孝乾的事，他說在蔡孝乾投降以後，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他，父親看了他一下，蔡孝乾也看了他一下，之後蔡頭就低下來，沒有互相打招呼。他說蔡孝乾這個人私生活不好。習慣詛咒給別人死。父親曾經納悶過，想說為什麼他不自殺？他應該有這個機會，一些朋友被他害死，至少幾百人，都是高級的幹部。相較之下，父親對謝雪紅比較有好評。
父親還曾提過莊泗川，莊泗川後來就不碰政治了，作生意去了，創辦「津津味素」，父親曾經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去找過他。
張信義，我們還記得父親都稱呼他為「大箍信義啊」，父親和老朋友談往事時，常提到他。印象中好像很小的時候，有一個人來我們保安街的家，坐在一張沙發椅上，以前沙發比較小，兩人位的沙發椅他一個人坐剛剛好。很大箍（tōa-kho͘），應該就是張信義。父親他們戰爭疏開時，去住過臺中墩仔腳的張信義家，一直到二二八以後，張仍是那裏的大地主。林碧梧、林碧滄他則是鄰近神岡的大地主。 聽說張信義被關幾年，放出來以後變了很多，不久就過世了。一個無憂無慮的紳士肯為理想正義做這樣的犧牲真不簡單。
楊逵雖然和父親熟識，但沒有常去我們家，但是都會保持連絡。楊逵後來也都待在東海花園農場，我妹妹瑞鍈讀東海大學都會去看他，楊都會藉我妹傳話，問說你爸好嗎之類。因為父親行動不便，被機車撞了之後也都不能走了，只能拿拐杖勉強走路。葉陶我父親是沒有特別提她。有時就「楊逵葉陶、楊逵葉陶」連著說。葉陶很現代化。我妹妹去東海時也都會找她聊天。我父親的告別式楊逵也下山來參加，但過了沒幾年，他也走了。
另外劉啟光與華南銀行的事情。劉啟光是嘉義六腳人，他大姊侯春花 好像也是政治家。劉啟光是陳儀的乾兒子，照父親他們的說法，劉啟光是妄想要大東信託、華南銀行。所以父親曾經跟陳炘說：「劉啟光要對你不利，你要注意一點。」結果陳炘不在乎。劉啟光稱呼陳儀叫「おやじ」（老爺子之意），劉啟光曾經跟父親說：「我常對おやじ（陳儀）說如果要管理臺灣人，用岫梳夾仔（sàu se gìm á，竹掃把的前端）是沒有用的，要讓他上刀山、浸油鍋」類似這樣的發言。所以一次遇到劉啟光，父親就跟他說：「啟光兄，我們現在流行一句話，你知道嗎？」劉啟光答說不知，他就說：「擁護侯朝宗，打倒劉啟光」。劉啟光聽了之後非常生氣。意思是農民組合時代的侯朝宗是受臺灣人歡迎的，現在的劉啟光已不是大家認識那一位侯朝宗了。劉啟光非常生氣。
霧峰林家有一位曾經對父親說：「臺灣人放尿攪（kiáu）沙嘸作堆，有天如果臺灣人要管臺灣人的話，他就要走了」。那是一種感嘆啦，類似這樣的，我少年的時候聽他講不少這些事，從文化協會改組到陳炘與劉啟光，但現在差不多都忘了。
台北安生堂婦產科的黃朝生 醫師，是父親在臺灣文化協會時的同志，兩個人常在蔣渭水的大安醫院碰面，很談得來，後來他一度在延平北路媽祖宮（慈聖宮）入口處邊開業。我爸爸從臺中回來台北，常去找他。1944年我爸爸喪偶，那時我媽媽拿到助產士資格，在他醫院裡當護士，他就安排我爸爸偷偷相親，後來就成功了這一段姻緣，所以是我爸媽的媒人。二二八事變時，他是市參議員，參加處理委員會，為了事件的善後積極奔走，結果被陳儀、柯遠芬等殺害，連屍首都找不到。據我媽媽說，醫師對她們非常和善，而且常和她們開玩笑，在那裏工作非常愉快。我父母親直到他失蹤後一段時間才知道，動亂平息後，打聽之下，才知許多知交老友已淪鬼域，那種心情實在不好受。
張士德住在臺中大全街的一間寬大的日本宿舍，我們1960年搬回臺中，不久父親就帶全家去拜訪。他同學高魁元當了國防部長後，請他當顧問，到國防部上班，所以全家又搬到臺北。聽說他過世前，全家都已移居到美國。二二八他所知道的事情一定比別人多，因為他一隻腳站在抗爭者這一邊，另一隻腳又踏在官府裡，同情民間的朋友，知道鎮壓者就要行兇，卻無可奈何。他的三青團被打成黑幫，長官李友邦又被槍斃，還好沒有人找他麻煩，只是升不上來，成了永遠的張大佐。
黃華山聽說父親在榮總住院，向熟人打聽了病房號碼後，跑到臺北來，走到病房門口，熱淚盈眶，居然沒有勇氣進去，轉頭就走。父親告別式他也不忍參加，後才來告訴我們這段經過。黃在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以後受損頗重，臺中市內的資產陸續賣掉，又不想住都市，到我高中時他搬回霧峰舊正村象鼻路的樹薯粉工廠住，唯一的嗜好是到附近中興新村的圖書館看書，尤其是政治歷史方面。黃常到臺中找父親聊天，看到我，就要考我俄羅斯革命的根本原因之類的政治課題，他自己研究的相當深入，只答土地與麵包是不能過關的，我痛罵貴族、地主他也頷首微笑，似乎他從來沒有過土地。1990年我又找到他，他正躺在馬偕醫院，用力握我的手，說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爸爸。
日治時期，負責監督父親的特高警察有好幾位，有一位後來和父親還成了好朋友。我們還記得1961年有一位警察自日本來看父親。另一位叫做石橋忠治的則回到臺中投資，在樹仔腳那裏開工廠。父親過世後，在1981年，有一位警察還寫了一張明信片說他已經不能走路，此生大家大概無法相見了。據我母親說，戰爭末期食物缺乏，特高到店裡來，談完公事後，父親會交代廚房炒一盤珈哩飯、蛋包飯之類的讓他們用。他們要回去時，母親會包十來個新鮮的鴨蛋給他們帶回去，因為很早開始，新高會館就拜托農民在南屯幫忙養鴨子，直接供應餐廳，所以戰爭發生後也不虞缺乏。日本人開始會覺得不好意思，但這些小東西對他們家庭實在太有幫助了，所以當第二天把包袱巾（pau ho̍k kin）拿來還的時候，總是又鞠躬，又道謝，還有紅著眼睛，幾乎要掉淚的。戰爭末期，有一位還偷偷告訴父親，說父親被列入地方有力人士的名單，如果美軍登陸，他一定要逃，因為軍部不知會做出什麼事出來；證諸後來琉球日本軍方殺害當地頭人，堅壁清野的一些作法，臺灣軍部有類似的計畫也許是真的。
父親的朋友有些我們不熟，但知他跟王詩琅、李曉芳、李振芳、陳其昌 ，這幾個人都有來往。他過世前一年還和一些老朋友一同去陽明山，這些老朋友被關的時間加起來大概有一百年，吃飯時，我也在，罵起國民黨每個人中氣十足，喧譁吵雜，不輸於初、高中學生。這裡面還包括有周合源 （臺北市議會副議長周財源的哥哥），還有他在獄中結識，出獄後結為連理的許月里 女士。周合源和許月里夫妻是父親的好朋友，父親過世後，他們還到台中看我媽媽幾次，有次她回憶被關了12年的辛酸，不禁流下眼淚。許月里幾乎是以我爸爸為偶像，常說他年輕時演講與帶領群眾運動的領袖的風采，但看到他晚年病魔纏身，又因車禍不良於行，她堅持父親在1977年被一個少年騎摩托車撞倒，一定是國民黨安排、製造的車禍，雖然我告訴她肇事者是個十七、八歲的工人。他們倆位到老還在為工運發聲，也是統派，但也都無損他們和我父親的感情。2001年，我和妹妹到她北投中和街家探望她，她還大罵李登輝和台獨，用語很坦率，精神奕奕，那時應該80多歲了。
曾得志以前住我們台北的家附近，寧夏路上，他戰前參加過社會運動，但我聽父親說他被抓的罪名，只因借錢給二二八或白色恐怖被通緝的逃亡者而已。
王詩琅住在艋舺崛江町，父親過世時，我親自送訃聞給他，他並帶我到住他家後面的康寧祥家去，請他幫忙在告別式中幫我父親做生平介紹。
在臺中，我父親有一段時間常騎腳踏車去太平鄉找楊基(居)先聊天，也會載二姊和我（按：指高銘堂）去，記得種很多果樹。楊是第一任的臺中民選市長，而且是黨外，大概在任時做得很辛苦，卸任後則不管政事，但父親去找他時，兩人都會一齊罵國民黨。
父親在世最後兩、三年常來家聊天的有范政佑、何開山、陳文輝等。范到被抓送司法審判那天早上，還在我們家與我爸爸聊天，我打電話回家時，也告訴他國民黨追訴範圍可能會擴大，他哈哈大笑，說管他的，反正現在我還好好的，但那天下午國民黨就動手了。張深鑐是臺中有名的牙醫，我們家小孩牙齒有問題都是找他，他和何春木、我父親，是那時臺中黨外的領袖，有好幾年，農曆正月一日早上，黨外朋友都到他在中山路的診所拜年聚會；何開山是臺中的老議員，他和張醫師在稍早時都是溫和的反對派，但參與和關中他們的溝通之後，卻變得激烈，美麗島事件以後，罵國民黨政府，更是口無禁忌，可見一般人的認知，人年歲增長會變得較圓融、保守並不一定對。
陳文輝那時在太平鄉開一家自行車工廠，和黃越欽、關中他們有點熟，所以常參加黨外溝通，太平又離我們那時住的進德路近，所以常常來家裡陪父親。
父親過世前幾個月，曾到監獄去看美麗島事件司法被關的幾個人，包括范政佑、李明憲等，但其中他最欣賞的陳博文，因會面種種限制，只能隔了遠處揮手致意，後來陳也以此情景為題從獄中作了輓聯來弔念，文句我特別抄下來，可惜現在找不到了。
我青年時非常叛逆，就讀臺中一中時為了一些小事主動去找導師、教官的麻煩，視此為樂。父親警告我，不要以為教官對我無可奈何，就繼續生事。臺灣人與外省人個性與地理環境或有關係。臺灣人平常溫吞馴服，如這裡的溪流，天氣晴朗時，流水嗚嗚咽咽，但一旦下起大雨，水流馬上占滿整個河道，淘盡泥沙，滾動巨石，咆哮下沖，就像臺灣人遇到不平終不能忍，不管後果，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外省人則如長江流水，平時緩慢流動，下雨亦不多增，看似平和，但水深不可測，水下有漩渦、急湍 ，從岸上看不出來，陳儀、黃克立一班人就是如此。臺灣人以為雨過天青，事情已告段落，不知道要躲、逃，結果身受滅頂之禍，這就是二二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