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工程(完結篇)-來自記憶裡的肖像
(本文亦登於23/9/2019出版的'營建知訊440期，http://www.tcri.org.tw/cnrfiles/cnr440.pdf)
羅素的「記憶裡的肖像」
1950年，著名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羅素，得了諾貝爾文學奨，那時他78歲，6年後；他出版了「羅素的回憶-來自記憶裡的肖像」，回想1890到1900年代，他在大學求學、教書時，幾個劍橋大師的韻事、風采，再加上後來他與蕭伯納、康拉德、韋伯夫婦、懷海德，以及D. H. 勞倫斯等名人的互動，娓娓道來，雖隔五十年，但羅素犀利的筆鋒，入微的觀察，將這些在日不落帝國鼎盛繁華時領世間風騷的宗師泰斗們，描寫得栩栩如生。我們有幸看到這本書的晚輩，也得藉賢哲透達的智慧，和他站在同樣的高度，觀察到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於理性、感性與悟性上取得平衡。
當我動筆想為幾十年前的榮工海外工程寫下一點東西時，映入我腦海的有許許多多的肖像：滿臉風霜的老榮民、帶著不知是盼望還是欽羨眼光看我們的第三世界男女老少、同受壓力，漸漸的會和我們分享他們過去與未來的國外工程師和老闆們、在陌生國家航廈、街道、車站擦肩而過的那些真正的庶民...，以及帶著焦慮，做出會影響我們一生的決策的長官們。這些人不論是以雅緻、粗魯，或無感的方式來參與這個繽紛世界，都應該構成事件、歷史；但對嚴肅、認真，以記錄社會、經濟現象作為任務的學者們來說，小國家的海外工程是不是能提供關連性的契合，充分的理解，而形成有意義的歷史，會有疑問。所以很多事情就必須由我們這些，只有些短暫影像的參與者來做，所以我就學羅素，從第一篇就用它來稱呼文章系列。
實質上，台灣的海外工程做得再大，只能影響幾千人；成敗得失就如俞國華院長拒絕嚴孝章處長在外匯上給予通融時所說的：你榮工處替國家賺的美金只能算是個peanut。過去的歷史很容易被簡約，海外工程無法做到像韓國一樣的規模，是市場、資源或是選擇的問題，三十年後我們仍然無法回答。但海外工程的生產行為或附加價值大都是在當地國完成的，工程公司派出去的人的「數目」較完成同等金額的其它外銷品項要多，這些出國的人不論「初衷」是想拿美金來還學費、買房子，或要出去外面呼吸新鮮空氣，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因為與在地或第三國的高階或庶民有了監督、雇傭、買賣，感情甚或生活的關係，提升了他們的眼界，變化了「初衷」，到現在，有部分曾經滄海的海外工程經驗者，在台灣的工程界被徹底的「本土化」後，不甘成為慢慢嗚咽的輕溪細川，堅持「向前看、向外看」，期待有一天仍有奔騰的空間。
遠來的和尚會念經？
開發中國家工程，本土特質特別濃，但隨經濟發展，基礎建設的規模變大，複雜程度越來越高，就要從較先進的國家引進具備充分資本（重機設備）與熟練工技術（白、藍領勞務）的團隊。我大學時，曾經見過一個公司承包達見水壩，留著鬍子的義大利人，把他當神；但不到十年，我在東南亞、西亞承攬業務，可以感受到當地的工程人員人很想聽我說話，一付連咳嗽聲都要記到他們筆記裡的樣子。他們以為我們會念經，認為我值比他高十來倍的薪水，就像當初我看鬍子一樣。義大利公司，有實績、組織、財務信用，才能把只懂得基本事項的工程師拱上神壇；他們被派到台灣時，頤指氣使，反而相信自己有能力，值得上高薪。
所以後來，我到泛亞工程，與日本人、歐洲人在台灣共同施工，總告訴同仁，就算是作他們小包，也不要怕他們，精神教育有效，從開始大家看到外國人要閃，到了後來，有人看到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先衝上去大罵一頓，抓住氣勢再說。
有趣的是，我們在中東、東南亞或後來回到台灣，接觸的外國廠商幾乎都是日本、德國、義大利等二次大戰軸心國家，尤其是牽涉到講技術，要動手，必須實際去完成的工作。也許是他們戰敗，姿態低，直到許久，還願意作一些戰勝國認為是低端，不是形而上的工作，所以與我們較有緣。我們最佩服的是德、義、日大公司派出來的，看來都可獨當一面，大學畢業後沒幾年就拋開我們的人，差距越來越大，究竟這是人事政策，訓練和教育，還是社會環境與公司文化導致的？在某種程度的自卑感下，我們常會思索這些問題。
能幹的建設株式會社課長
日本熊谷組的佐野文昭課長就是這樣的人。1980年初因合作投標沙烏地-巴林島跨海大橋認識他，他先負責下部結構的施工規劃與方法，後來擴大到上部鋼構，不管時間多倉促，要求怎麼複雜，好像都難不倒他。他戴一個深度近視眼鏡，大概有7~800度，混熟了，一次應酬時我藏了他的眼鏡，果然他四顧茫然，引起哄堂大笑。後來我們知道，不管我們怎麼挑戰他：施工方法、機具選擇、效率、費率，他都有辦法找到參考書，拿出根據給我們看。
這是我第一次感到市場的力量，一億多人的國家，就是再冷僻的問題，作者寫出來，一刷就是幾萬本。所以第二年，一位新加坡朋友一下飛機，就問我台北幾家書局的位置，我不意外，因為當地出版業， 是沙漠，市場小的關係；所以到台灣，華文書，他一買就是一、二十本。
幾十年來，台灣有些工程產業作市場規劃時，北上南向，都算在裡面，在業者鼓吹下，輿論、做決策的，自然大力支持。但所有的後進國家都知道要保護自己的市場，所以台灣對他們的外銷，未來大概不會有的，台灣的業者們應該能知道localization的不可行，只想以後不行，再與國外大包、政府吵。他們目前的辯護對嗎？從上面日本和新加坡出版業經營規模的例子，我們知道技術、營運，以及終極成本都和市場規模有關。就佐野課長來說，日本的營建市場從人口、土地看來，都是台灣的七、八倍，所以他比我們優秀不只是公司制度的關係。
巴林跨海大橋標過後兩、三年，因熊谷組在台灣有分公司，佐野常來，也和我見了好幾次面，常要我印如ASTM，或ASHTTO等規範給他，他也知道CNS常引用美國規範，所以常和我們討論這些標準在台灣應用的情形。但過了些時他沒有再找我們，而又過了6、7年，我遇到一位熊谷組的朋友，問他佐野文昭這個人，他告訴我佐野幾年前已經過世了，好像是眼壓高，頭痛，送病院後發現心臟不好，就去了。讓我嚇了一跳，我不知眼睛、眼壓、是否會導致生死的問題，但這麼一個人，四十出頭、矮小、肥胖、從不生氣、離開眼鏡就沒辦法做任何事的日本人，真的就這樣走了。
和日本電影明星一樣英俊的部長
與日本人合作海外工程，開會地點在東京、台北或東南亞，都會有應酬，但所謂的「第二攤」，也只是到純粹喝酒的酒吧，聊的事也有點正經八百的，大概因為是國際工程，大家會儘量表現出某種程度以上的水準吧？但後來和J公司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有個工程合作，不管是開會或過境，日本朋友來，我們總會吃飯，然後到他們習慣去的鋼琴酒吧聊天，大家熟了，談起公事變得很容易。
J公司有一位主管台灣建築業務的S部長也常到台灣，都和我們在一起；他大概50歲左右，長得高大英俊，常常眉開眼笑，有一身好舞步，很受小姐們歡迎。有一次我說他長得很像前幾年，常來台灣的日本影星寶田明，雖然這是應酬話，但意外引起他的熱烈迴響。他說，我們是從小到大的好朋友，我第一次到台北就是他帶我來的；再來，居然大談他在台灣的艷史，包括那時台北名女人何○子在聲色場所對他的「優待」，我只有在旁邊苦笑著。
有人說台灣人有體無禮，日本人有禮無體，受傳統台式教育的我，感覺這位S部長，不是同類型的人，就不太搭理他。有一次我到酒吧時，他正和一位小姐跳舞，跳完後坐到我身邊，笑嘻嘻的向我問好，我禮貌地說，你跳得真好，大概是這一桌最快樂的人，但他突然臉色一變，問我為什麼覺得他最快樂，我說從你的恰恰舞步，還有滿意的笑容啊！但再下來他讓我吃驚，他居然痛哭失聲說，Mr. Kao，我是在掩飾我內心的悲傷啊，你知道嗎，我親眼看父母被紅軍槍斃，救不了他們，還不敢跑出去！原來，他父親是所謂滿州拓殖會社的幹部，蘇聯在二戰的最後幾天對日宣戰，進入東北，殘殺無辜，S部長的父母將他和姐姐藏身在宿舍附近的樹林，自己面對蘇軍，卻在子女睽睽目光下被槍殺。S部長那時才12歲，長大後就如他所說，以玩世不恭，出入風月場所，試圖來忘掉這悲痛。
後來我也check寶田明的生平，他出生於中國東北，與S部長年齡相近，父親也是服務於滿州拓殖會社，所以S部長所說的應該都是真的。大概是不好意思吧，以後與S部長相遇，我們都只是微笑著打招呼。但每次我在想，這麼優雅的人，原來也有悲慘的過去。另一方面我年輕，盲目地相信自己思維敏捷，判斷能力好，一直執著於像絕對主義哲學家所說的：第一眼所觀察到的模糊黑影，要比後來「帶有誤導性的分析思惟」來得準確，這是不對的。以後，我不會輕易的對事、對人有成見，特別是在國際工程，有關種族、出身、階級、歷史等個人不能控制的部分。
再從那時看來並非善類的蘇聯人立場來說，日本人在布爾雪維克革命的時候，趁紅軍需對付白軍，無力與之相爭時，派了五萬多人佔領西伯利亞，最遠幾乎到了貝加爾湖，清鄉、劫殺，過了五年，才被寒冷與軍費逼走，所以二次大戰最後幾天，蘇軍進入滿州燒殺擄掠，甚至強佔北方四島至今，看來也不需什麼理由。但對我來說，一個體面的大公司資深幹部突然在前面崩潰啜泣，除了手足無措，也會在那當下感受到要做好國際工程應具備的理智與秩序條件，在國家級的暴力前是很卑微的。作為工程師，沒有人會說政治如何重要，但形勢的判斷，細節的安排，都要將就它，因為它就是人性、常識，所以自詡技術、學問做得好，而不關心天下事的工程師其實是很難成就大事的。
後來一些德國朋友告訴我，他們父祖輩在歐洲東戰場遇到的慘狀，更讓我感慨，國家領袖可以叫我們工程師把混凝土、結構做得那麼堅固，但卻不知道人命是那麼脆弱，是不是也算一種愚蠢？
注重個人價值的德國人
亞洲承包商在中東與東南亞的崛起，讓步步後撤的歐洲廠商擔心，他們先是放棄公路、橋梁、隧道、水庫與一般建築工程，接下來化工廠、電廠、海事、超高建築等較複雜木工程，也受到威脅。歐、美廠商在爭取工程方面與亞洲廠商相反，較少考慮市場佔有率、實績、名譽、人事需求，注重風險規避，合理財務負擔與利潤率，所以1983年我 到德國與Klocker INA談杜拜汙水廠與汙水系統，對他們要求比我們高出很多的管理費感到詫異，我告訴主其事的Mr. Stockhorst他這個標價一定是倒數幾名，讓他深鎖眉頭。
再來我們談到他們也要參投的泰國宋卡港工程，我預測榮工處會是前三名，他們會在後段班。他承認競爭不一樣了，也許德國人應該做些改變。幾個月後，我們真的拿到宋卡港工程，他們標價比我們高很多。
又過了一年，我們在沙烏地得了一個汙水處理廠，Klocker INA 也是競標者，反過頭來要求作我們的機電設備小包，榮工接受了，他們的表現很好，也沒有玩索賠等小動作，不過聽說賠不少錢，以後就沒聽說他們在基礎建設上在有著墨，看來他們還是不能效法東亞廠商先把市場作大，再想辦法處理低成本與高風險，正如我遇到的另一位西方前輩所說，如果要奉獻，他們喜歡到教堂，不會給政府。
那一段時間，我相信競爭，也把這當成福音，遇到像Stockhorst等在業務上受到困境，個人又喜歡嘗試不一樣的事物的西方人就散布。但多年後，我反而認同了他們對業務的概念，對管理費、風險準備金、利潤等，不再有只要手上工作夠多，這些費用可有可無的觀念；經驗，或者說是教訓，改變了我。
杜伊斯堡的法令允許私人自己動手蓋房子，我們在那裏時，Stockhorst和另一位工程師Mr. Weuthen請假一天，為的是Stockhorst的房子要澆置最後一次混凝土，建管單位要作查勘。鋼筋是他們倆自己綁的，立模板也是，打混凝土時他們多叫了兩個工。後來還有裝修等要做，我估量他們還要一年以上才得住進去，而且費用會比發包還高，但他們以此為樂。Stockhorst的想法在那時的歐洲也很前衛，他開車送我到杜塞道夫機場時，我才發現他的大紅轎車只有兩個座位，本來以為是要容納他超過兩公尺身高的軀體，但他主動告訴我，他和太太一開始就打算做頂客族(Double income no kids)，因為這個世界那麼多痛苦就是人太多造成的。
Mr. Stockhorst要我保持聯絡，後來他也送了幾個Telex給我，公事我可以回，但榮工處那時把Telex當正式的公文收發，我受到許多限制，有時候必須選擇用郵件來回他的問候、私人性質居多的電傳電報。就這樣，大家就斷了線，一個身材魁梧，溫文儒雅的佛系德國朋友，就不再往來了。
政治對生意，或生意對政治的影響？
80年代的台灣，在國際上是孤兒，但人民有機會就往外衝，我們在各地機場就常看到又瘦，又矮的年輕女貿易商拖著比自己體重要重，裝滿樣品的行李，在航廈辛苦的移動；有時，下一站簽證與機位都還不確定，他們候機時還占住國際電話亭，不放過對客戶銷售的機會。
所以外國人看台灣，都認為這是充滿活力的地方；但當他們知道我們要出國，半個月前要先申請出境證，人到了國外，對毛共，東歐蘇維埃還是有禁忌，不免咋舌。歐洲還是在冷戰，但自從蘇俄開始修正，德國喊出東進政策，與華沙公約集團做大生意後，降低了彼此的敵意。常在外面跑的歐洲生意人，與他們50年代的前輩不相同，對政治變得拘謹、冷漠，在消費主義的實踐上反而比對其他意識形態的了解，多很多，對東方國家正在進行中的社會變革自然也不會有興趣。
但我們有一位英國朋友，Mr. Chapman，他在榮工沙烏地的代理Xenel公司當顧問，1980年4月因沙烏地巴林島跨海大橋投標在杜拜認識他，很主動的問我台灣的政治情形，那時剛結束了美麗島的軍法大審，我對他有問必答，他覺得很詫異，也對我提到榮工處在沙烏地許多員工對這事的沉默反應；所以那年6月在台北再碰到，我與他就到希爾頓飯店的酒吧談到深夜兩、三點。他也提到上任不久的柴契爾首相對北愛爾蘭與國營事業的一些作法，會導致悲劇，以及1832年改革法案未通過前的不列顛人權慘況為例，告訴我改革的必要與風險。
Mr. Chapman也告訴我中東的營造市場會衰退，要我們不要為了面子，排斥做為其他公司的小包，儘量把握機會，多拿工程。他微胖的身材掩不住旺盛的活力，後來幾年，榮工處沙烏地有很多機會作為歐洲大機電公司的土建小包，就是他的努力。
忘不了的海外主管們的影像
1980年2月我們在東京與日本人、英國人有一個會，討論沙烏地巴林島跨海大橋投標合作，海外部張溥基副處長、王震雷組長、我，以及陳國慈大律師前往參加。28日晚上餐飲完畢後，副處長找大家聊天，沒多久話題就轉到前兩個月在高雄的暴動，他和我都堅持己見，長官部屬間幾乎怒目相向，氣氛不好，於是大律師不到11點就找個理由回她房間，留著我們繼續爭吵到午夜。最後還是不歡而散，但我想大不了辭職，也不太在乎，倒頭就睡。
然而第二天早上我到餐廳用餐時，已用完餐的張副處長臉色沉重的朝我走過來，把報紙一丟，說：「小高，你昨天講的話，有一半是對的！」。我方才一愣，他又補了一句話，要我看看頭版的新聞，原來，是驚人的林宅血案。當天晚上正式宴會前有個雞尾酒會，還在進行時，張副處長到我旁邊說：「我剛問英國人，他們說，在倫敦，這些人像這樣抗議暴動，也是要被抓起來，但是關24小時，或頂多七天就會被放出來」。這些話讓我很訝異，也很感動，表示我是在一個主管理性，可以與外面的開放社會接軌的地點工作。
榮工處海外部的副主任游朗星，為了30幾年前在武漢大學參加過讀書會，在前兩三年才由嚴處長將他從警總的新店感訓中心保出來。他常與我們聊工程以外的事，有許多新觀念，但談到時事或政治，就不說話，頂多提示我們要稍微收斂一些。他本來在印尼為榮工創業獲得大成功，經過近半年的挫折與幾年的消沉，1984年又有機會到約旦救急，並從那裏開創埃及的事業，是個不想退休的海外工程老將，雖然個性急一點，但對我們影響很大。
所以我常在想是不是因為他們具不甘平凡的個性，才容得下我們這些年輕人？還是因為海外工程的多樣性，我們才有機會學習？能把這些人找到榮工處共事的，那時大概只有嚴處長，他雖然策略上是為了國內議價，說服國人說它有國際競爭力，但客觀上他必須克服榮工處是公務機關，工程實力未盡成熟等不利經營條件，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是告訴大家，儘量往外擴展，有事他來負責，蠟燭兩頭燒，很辛苦。
但看來嚴處長是甘之如飴的，就以自由進出外匯，這種國際包商視之為天經地義的事來說，俞國華院長不願放手，讓榮工碰了軟釘子後，他反而高興地對張副處長說：至少行政院長承認榮工處為國家賺了外匯了，雖然只有peanut那麼大。
這些肖像漸漸模糊，都是30幾年前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