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土木80年紀念土木論壇，2025 0419(六) 錢思亮紀念講堂
一、21世紀資本論(Thomas Pikkety)中談到的「專業人士」
1. 專業所得相對於投資與遺贈收入得來的比例，200年來的變化
工業革命以前，由投資與遺贈得來的收入，與從勞務得來的收入相較，比率很高。但這數字一直降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下降更顯著，持續到1970年才稍緩和。這代表科技不斷進步，造福全民，「專業人士」所得提高，更為受惠。但2010年後，或因數位科技與全球化關係，此數字有上升的趨勢
19世紀時所得要到達20~30倍國民平均收入，才算體面，但也只有總人口的1%人數，才有這個收入。律師、會計師 、工程師勉強有10倍國民所得，但生活上只比「窮人」稍好。(Pikkety 舉1835年巴爾札克的”高老頭”，1811年珍·奧斯丁的”理性與感性” 為例，說明了那年代，財產、所得，與生活費用的關係。)
2. 「專業人士」在收入、社會地位與特權的成長，是不是永久的？
科技進步造福公眾，因之帶來的人類生活方式改變，如人口集中到城市地區，致各級政府需強化醫療、教育、法律制度，更提升了「專業人士」的重要性。知識成為「商品」與「資產」，可以轉換成收入（不像以前靠家族或土地）；因之，「專業人士」得與統治者、資本家，分潤經濟發達的成果。
科技不斷進化，AI等之發明，令人懷疑「專業人士」是否能如過往的200年一樣，在收入、社會地位與特權持續成長？然就算前途堪慮，在最後一刻到來前，他們仍須就自己專精，持續學習、成長，並篤守工程倫理規則，雖然知道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終將接手一切 -- 能駕馭科技工具，懂數據、寫程式、能操作軟體的少數人，才是新的「專業人士」。
二、「專業人士」的定義與歷史
1. Occupation與 Profession 的區別：
Occupation泛指任何人從事的職業或謀生手段，技術層次較低，工作上常受人指揮，自主性不強，產出幾乎可以量化，被其他人的取代性較高。
Profession通常指需要高等教育、專業訓練與認證的工作。衡量他們的產出，有時主觀的描述，好壞或是否合格等，較具體量的數字計算更為重要。
從前歐洲各城邦基爾特所屬工匠，有點專業人士的味道，但還不完全是。在中國專業，如醫者，在「三教九流」中的地位也不高。
所以Professionalism的出現，是這一、兩百年的事。漸漸的在大多數的國家，「特權」，包括專業認證制度（規定很多事需要認證、專業簽署）、法律保護（只能執照人士從業），高教育成本(進入障礙)等，較專業能力與倫理為重要。
2. 全球化、數位科技的發展，對「專業中產階級」的威脅
200年來因科技的發展，專業知識的需求暴增，「專業人士」因掌握技術、規則、資格制度，依法律規定與授權享壟斷職業地位，不受任何管理，而形成特殊「專業中產階級」。
但全球化、數位科技的發展，已顯示出是對「專業人士」的收入、社會地位與特權，造成了影響，甚至還會是威脅。
首先全球化促使專業同行間的競爭範圍擴展到低薪國家，非頂尖或例行重複化的外包，限制了專業薪酬上限。在全球化浪潮下，技術快速的擴散，很多跨國平台、跨國公司可以讓客戶直接找到便宜，評價又好的專業人士。國內執業執照不再是「特權門票」。
3. 高數位資本比重公司的經營，與超級經理
數位科技的發展，讓軟體、演算法、AI等，快速取代原本需要人做的「重複性知識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就必須投資更多於自動設備。從資本的角度來看，當工程公司高科技設備價值占總資本的比率越高，原來專業人士的產值與重要性就相對變低。
所謂的超級經理(super manager)就應需而生。須有專業背景，要懂得技術， 身兼創新者，經營者，及公司最高管理者，可在公司投資高科技設備的巨大資本壓力下賺回利潤，所以資本家願意付他沒有上限的薪酬。能順應科技資本家的要求，或許是專業工程師在新時代的好出路吧。
所以高科技資本家與超級經理將分得「高數位資本比重公司」的絕大多數盈餘，尤其在流行「贏者全拿」(winners take all)英雄主義盛行的美國，這使一種將「極端才能至上論」(meritocratic extremism)發揮得淋漓盡致的財富分配方式，不知將為社會帶來多少恐慌與動亂。
三、工程師對大變動的或有反應
1. 數位時代的新盧德派(Neo-Luddites)反對者
相對於1810左右在英國半夜集結，蒙面進入工廠，摧毀自動織布機、剪毛機等設備的盧德派(Luddites)反對勞工，想要阻止資本家以「無技能工人＋低工資」模式取代熟練工藝；今天也有「Neo-Luddites」（新盧德派）反對者，他們對 AI、自動化、科技平台壟斷等，有疑慮、提出警告或抵制…並包括擴散工具。
今日的AI，「可自動生成」專業知識，提升效率，導致專業人案件流失、作品被「免費工具」取代。大家反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帶來的「剝削式應用」。在科技變革下，當勞工／專業者沒有議價權，只能被迫接受「低價、去技能化、平台化」時，就會產生盧德現象。
200年前，工業革命使得產業由生產業轉向服務業，休假與生活上新的需求解決了失業問題，盧德派反對者證明是過慮，但19世紀留下來的生產分配問題還沒解決，今日的AI又造成了白領專業人士的工作權問題，或許新科技資本家會有除「貪婪」以外的雙贏策略吧
18世紀初 盧德派反抗者
2. 躺平族(The right to be Lazy)
當科技資本減少甚或剝奪專業人士的工作，受雇者可大量的為無專門技術的Occupational所取代，1883年法國哲學家Lafargue主張的「工作即奴役」，所以勞工應採不合作態度，似乎變得很對。
現代的躺平族在由工作體現生命的意義，包括薪酬、保障與成就感方面，感到絕望後，採取屏除一切壓力，只滿足自己基本需要，或最低限度樂趣的生活方式。這些人看起來是異類，但只要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不干擾到別人，別人也不必要驚恐。然而變動可能是全面性，被迫躺平的是大多數的受高教育分子，這就是社會的問題。
3. 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派
前述的法國哲學家Lafargue認為可解決工作與奴役問題的是自動化機械的發明與運用，從減少人的工作時數開始，到替人做一切工作，人可以從強迫工作中，解放出來，做他愛做的事，這是文明的大勝利。現在這些做事、會思考的機械要有了，但是所有的人，卻認為他們是處於被科技及其擁有者完全剝削的狀態。
所以有人就主張所有的人都由政府或社會無條件發給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讓他們滿足生活基本需求。政府財政的來源，是礦稅、權利金、或是於AI時代對科技資本家，或還有能力得到收入的少數人課徵重稅，。
這樣的說法，在理論上說得過去，但實施以來困難重重，像公民權得到充分尊重的瑞士，於2016年的公投就否決了這樣的提案
4. 工程師作為一種志業(Engineering as a Vocation)
不是很多的人能將工程專業視為一種志業，不管客觀環境如何變動，如何影響個人的薪酬、地位或權力，他們還是認真工作，堅守崗位。這些人有頭腦，能思考，可以忍受孤寂，如果有一天在理論或學問上有所突破，他們也只期待短暫與稀疏的掌聲。
大致上他們只存在於學術或研究機關，為科學找出路，或教育下一代；在這些枯燥的工作上唯一的樂趣，對他們來說，只是抽象的成就感。所以在大學或研究機構還沒現代化，還沒作為企業R&D的實質分支的時候，他們只能靠貴族或富善人士的資助，維持研究。
終於他們有黃金時刻，如同本文最前面所說，專業人士在這一百多年，以知識造福公眾，就自己的利益而言，總算能與資本家平起平坐。就學術或研究單位來說，政府或大企業贊助他們的研究計畫，讓第一流的頭腦，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思發展理論，在無形中能結合校園與市場，為民生做出貢獻。所以「工程」，的確能成為最優秀人的志業。
但到AI的時候，R&D的工作可由自動機械來做，只需留下能駕馭科技工具，操作軟體的少數人就可以了。至於想以工程作為志業 - 現在我們還叫他們為學者、專家 - 這些第一流的頭腦，最好的出路或許在「新盧德」抗爭團體，為專業人才討公平。如果三年不成，就加入「躺平族」，為爭取大家的「基本收入」而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