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格蘭300年前的被統一，看台灣2024大選

(本文亦發表於2019年9月27日的「關鍵評論網」)


本土價值vs中國的介選計畫



2020年台灣總統的選舉，中國習近平有個介選計畫，試圖洗滌人心，但經一番擾嚷之後，大家終將發現在台灣，認同於人權、平等、自決、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選民，仍然會是多數，相信民主與自由價值候選人的勝出，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中國如果每隔四年，就利用民生經濟與國家安全的議題，壓迫台灣人民在總統大選上作一次對前途的選擇，不用付出戰爭代價，實在是很划得來的。反過來說，台灣人民如果倚歭已生活在進步理念、制度，不會讓對方有機可乘，蘇格蘭1707年的教訓，就值得我們參考。現在的蘇獨人士與歷史學家，痛心疾首，認為與英格蘭合併，是沒有代表性的寡頭統治階級，為他們的利益，犧牲蘇格蘭幾百年反抗英格蘭的歷史與傳統，裹脅人民，跳進「統一」陷阱的愚行。



2024總統大選沒有槍砲可撿的本土候選人



迷信中國因擁抱極權與專制，有效率及生產力，終將崛起的說法，在台灣漸能麻痺人心。只憑文化、本土與民主，沒有機會撿到槍砲的台灣政黨或候選人，就如博弈中較弱小的一方，只要一次鬆懈，輸了就沒下棋的機會了。



這個境地，在台灣最早可能發生在2024；要知道300年前，蘇、英合併前不久，大眾激烈反對統一，但幾個月的時間就足以讓財務有問題，手上卻有投票權的政客萌生異心。雖然今日的台灣表面上什麼都是公眾決定，但媒體有人操弄、思想被滲透、信仰動搖，如果台灣的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不特別努力，1938年奧地利人民藉投票，歸降納粹的悲劇，就會發生在台灣。



南北一家親，所以英格蘭一定要統一蘇格蘭



蘇格蘭長年抵抗英格蘭的兼併，但1603年英格蘭伊莉莎白一世逝世，蘇格蘭的詹姆士六世因血緣關係即位，成為兩國的共同君主，又稱英格蘭的詹姆士一世，南北一家親，讓英格蘭以後近一百年有了合併蘇格蘭的藉口。



蘇格蘭人也參加不列顛內戰，在查理斯二世與克倫威爾的慘烈戰鬥中，雖然最後沒能站在勝利者的同一邊，但他們的彪悍，尤其是高地氏族勇士，讓英格蘭人不寒而慄。寫出葛利佛遊記的托利黨作家史威夫特後來主張，合併是必要的，因它可以防止如前一世紀覬覦英格蘭王位的蘇格蘭瑪麗女王一再出現。輝格黨的思想家吉伯特.本奈特，也告訴威廉三世，蘇格蘭因位於英格蘭北方邊境非有武裝部隊無法防禦的地方，所以英格蘭必須合併它；但用武力，無法長久維持統一，必須是蘇格蘭人因利益所在，主動投靠，才是正解。



重商主義下，英格蘭有條件對蘇格蘭施加壓力



1660後，英國視蘇格蘭為異國，就蘇格蘭盛產的炭與鹽開徵關稅，貨物需由英國船承載(否則高稅額)；但兼任蘇格蘭國王的斯圖亞特王室彼與法國交好，接受波旁王室每年38萬英鎊（約等於今日的6000萬英鎊，24億台幣）的財務補助，那時法國的劫掠船隻並未針對蘇格蘭船隻，所以蘇格蘭的對外貿易還有些空間。



但1688光榮革命後形勢丕變，英格蘭海軍拒絕保護蘇格蘭商船與殖民地，蘇格蘭貴族投資建立的巴拿馬殖民地受到西班牙的攻擊，全面崩潰，損失兩千多人(那時蘇格蘭全境人口只有一百萬人)，資本額40萬英鎊的特許公司與股本120萬英鎊的蘇格蘭銀行相繼破產。開始時充滿著蘇格蘭民族英雄華萊斯（William Wallace）與布魯斯（Robert Bruce）熱血精神，要與英格蘭一爭長短的蘇格蘭貴族股東們，兩、三年間落得債台高築，更倒楣的是那幾年農產歉收，處處餓莩，低、高地農民死的推定可能有20萬人以上。



英格蘭人趁著蘇格蘭倒楣的七年(1695~1702，the ill 7 years)，打鐵趁熱，頒布了外人法案：剝奪雙重國籍蘇格蘭人的英格蘭公民特權、禁止進口蘇格蘭商品、蘇格蘭貴族在倫敦財產不能繼承、武器、彈藥、馬匹禁運，武裝部隊中的蘇格蘭軍官不能晉升。除非蘇格蘭人在1705耶誕節前承認安妮女王繼承王位。法案中並指定若干代表與對方談判兩國的合併。



交心、讓利與媒體戰



愛丁堡宮廷內的官員走在議會與群眾前面，希望與英格蘭合併，因為他們的職位要看安妮女王及其在蘇格蘭掌璽大臣的臉色。山盡水窮的蘇格蘭政府沒有收入，官員的薪水要由英格蘭政府施捨。當首都街頭開始聚集對條約有敵意的民眾，政府官員就使出賄賂、霸凌、恐嚇等手段來對付他們，藉以向宮廷派交心，以鞏固他們的地位。



像現在的網路、媒體充斥著不政治主張、假消息與宣傳一樣，那時的愛丁堡，小冊子、宣傳品、與各項請願書的發行與分發，在合併條約談判進行時，變得很瘋狂，前後100多年歐洲政治文學無出其右。英格蘭在1696年九月派出，後來寫出「魯賓遜飄流記」的笛福到愛丁堡，打探公眾態度，並為聯合王國宣傳，有未經證實的考證，說他帶了兩萬英鎊到愛丁堡，準備行賄關鍵人物。他文筆很好，但在英格蘭被當成「俗辣」，只好投奔情治單位。他寫了許多報告與小冊子，一直強調蘇格蘭同意簽約後，因自由貿易的好處，大家都可以發大財，也就是所謂「貨出去，錢進來」這個概念。



站到道德制高點前，應釐清相關人的壓力來源



反對合併的，有許多是詹姆斯黨人，他們不能接受蘇格蘭主權的喪失，強調法國國王對蘇格蘭的支持，有點像現在某些人士認為在任何狀況下，美國一定會馳援台灣。當然，激烈的蘇獨如果事先知道邱吉爾的祖先，馬爾博羅公爵，是法國路易十四的剋星，打敗他好幾次，讓英國在最後的和約中，可以要求太陽王驅逐詹姆斯三世出境，或許做什麼前都會考慮現實了。

長老教會在蘇格蘭經一個世紀的努力，除了克倫威爾當權那幾年，大致上取得主導的地位。因為英格蘭是崇奉聖公會，面對合併，在蘇格蘭有許多教會基層以小冊子抗議，主張草根權利，在第二大城格拉斯哥，教會甚至發起暴動。但英格蘭卻迅速做出妥協，史無前例的同意蘇格蘭政府將來會由新教與長老教會組成，一付一國兩制的樣子。教會上層人物的聖俸既獲保障，基層教眾的不滿與敵意就被和諧了，暴動無疾而終。同樣的在現代，持無神論的中國政府，也知道，如何和台灣的宮廟、信仰、地方豪強結合，對抗台灣社會正在加強的現代化觀念。



18世紀的不列顛軍隊有25%的軍團軍官是蘇格蘭人，有一萬蘇格蘭士兵為英格蘭與法國打仗，蘇格蘭人掌握了16個軍團裡五個團長職位。但英格蘭如與蘇格蘭衝突時，這些人不會變生肘腋，因他們已選擇在英格蘭發展軍事專業，就像今天在中國的台商，兩國如有衝突，他們不會怠工、撤資的。



數據顯示，英國軍官在愛丁堡的親戚，也選擇支持他們：聯合條約第一條雙方合併，有44位投票支持，其中的18位有男性親戚在英格蘭軍隊中服務；反對這一條的21位，只有兩個與軍隊有關係。所以蘇格蘭的前例告訴我們，台商不一定是台灣的本錢，也許還是壓力的來源。



蘇格蘭人統一前夕對英格蘭的恨



1707年1月16日整個條約作最後的投票，110比69通過了。可怕的是反英的氣氛在一年多前的1705年3月還是很高，有一艘在蘇格蘭佛斯港停泊的英國商船渥斯特號，被指控對前此破產的蘇格蘭特許公司另一艘船Speedy Return有海盜行為，船長與船員被帶到愛丁堡受審。因為群眾對英國人的恨，審判者一致決議，船長、大副等三人要處決，其餘船員緩刑，一位參加審判，親英的貴族George Ballie說，如不這樣，等在外面手持長棍的群眾，會把我們打死。



到了8月11日處決當天，約有80,000群眾，擠滿愛丁堡至萊斯絞刑台的道路兩側，其中多人帶著武器，高喊"不許緩刑"。雖然無證據顯示這三個人有罪，但處決他們，可以解消群眾的怒氣。那時氣氛如此，有誰想到一年4個月後，在同樣的地方能夠通過與英聯合條約？同樣的道理，現在是2019年秋天，人們或許可以知道明年春天會是怎樣，但2024年呢？



為何談判時，英格蘭人在大方向都不讓步？



許多蘇格蘭的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那時已發展出國家意識，也知道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已很難支撐一個獨立的國家；尤其是商業較發達的低地蘇格蘭人們，也知道遠在法國的斯圖亞特王室和他們的庇護國都靠不住。於是有些人就希望以「邦聯」的方式與英格蘭達成協議，但英格蘭人卻告知蘇格蘭談判代表，他們談的是合併，不是「邦聯」或「聯邦」，沒有其他選項。



歷史的類比不一定準確，但實務上，如果一方自認占絕對優勢，是不會修改他的立場的。最近一位美國前駐台代表，覺得一國兩制對港、台都是錯誤，質疑中國為何不改，如果他看300年前英格蘭冷靜地等著蘇格蘭對他投降，就知道共產黨人不是省油的燈。



蘇格蘭統治階級，財務上已經山窮水盡，英格蘭在條約中承諾全額補償特許公司的股東，就足以在蘇格蘭國會中贏得多數票；在某些情況下安妮女王的代表，還可以答應某些貴族成為改制後愛丁堡政府的大臣，對若干小咖議員，英倫方面更承諾支付年金，公然顧票，後世歷史學者指控這是「賄賂」，但如前史威夫特與本奈特所說，統一"對英格蘭政治是屬必要，對蘇格蘭則因經濟而為必要"，如果蘇格蘭統治階級在「現實」上開更高的價，英格蘭也會接受的。

所以蘇格蘭人在正式的條約審查中，只取得英格蘭人一些行政上的小讓步，如在合併後的不列顛國會席次，以及地價稅占全國額度的比例，蘇格蘭都比真正按照兩地人口或土地計算較為便宜。



板蕩除了見忠臣，也能見奸臣




當蘇格蘭在很短時間內背離幾百年來獨立的路，投向宿敵，從客觀的形勢來看，確是無可奈何；但這裡也有大家最痛恨的背叛。那些收受特許公司虧損全額補償，或為年金，本身利益等轉向的，在投票表決前後，態度大概可以看出來，就議會民主來說，這只讓人討厭。但出身高貴，大家視為領袖，以為可靠的人，在緊要關頭，卻故意去帶風向，緩和反對派的意志，這種政治變色龍不是現代台灣獨有，當年的蘇格蘭，也有好幾位。



如四世漢米爾頓公爵就是是蘇格蘭疾風知勁草的反例，直到最後，眾人都以為他是反對與英格蘭聯合的領袖。他具有斯圖亞特王室的血統，安妮女王不兼蘇格蘭王位，他也許能當蘇格蘭王，但法國國王支持流亡的詹姆斯二世，所以造反成功，漢米爾頓公爵也當不上國王。或許這樣他因此轉向，同意安妮女王兼任蘇格蘭女王。這雖是猜測，但不予家奴，是人性之常。現代台灣，選輸總統的，不是都同意否認自己政府的地位是選輸後最佳的報復？



當蘇格蘭國會要表決誰要當與英格蘭談判的代表時，漢米爾頓公爵誤導他的部下，以為當天不再有會，離開議場，稍後漢米爾頓公爵卻提動議，建議談判委員應由女王提名，讓宮廷派在表決中大勝，順利的推舉了他們要的談判委員。現代學者認為他受了宮廷派的賄賂，做了第一次背叛，這指控因漢米爾頓公爵一直缺錢，好像有點道理。他從1686年期待很高的婚姻中，拿不到粧奩，1712年因財產繼承問題，與另一位蘇格蘭公爵在倫敦海德公園決鬥死亡，經濟上一直很窘困。

詹姆斯黨一直在蘇格蘭活動，他們派出一位密探虎克企圖促成暴動發生，他跑遍蘇格蘭，觀察山川地勢與駐軍狀況，得到兩個結論：蘇格蘭無法抵抗一場造反，大多數蘇格蘭人民會支持造反。經他的努力促成高地氏族勇士與西南長老教會民兵結盟，然後他與蘇格蘭議會議員，包括漢米爾頓公爵，談判如何舉事。但笛福與英格蘭的密探也努力勸阻對聯合王國憤恨，想參加武裝暴動的卡麥隆教徒，從意識形態上下手，解消一部分的暴動能量。最後，漢米爾頓做出他第二次的背叛，告知聯盟雙方勿輕舉妄動，在最後一刻取消叛變。

最後，另一位反英、反商，反大型政府的領袖佛萊戚向漢米爾頓公爵提議，在愛丁堡找來蘇格蘭的大小地主，請求女王在蘇格蘭的掌璽大臣放棄簽署合併條約，或重新選舉議員。有400或500地主響應，跑到愛丁堡，但詹姆斯黨人冒犯了不肯接受斯圖亞特復辟的佛萊戚，也與漢米爾頓作對，於是掌璽大臣有機會發布命令，稱此類言論為煽動，禁止聚會，就這樣，因為內鬥，蘇格蘭人失掉一個機會。



地主在一月的第二個禮拜再度集會，反對派在抗議中說明國會只是國家意志的暫時監護者，沒有權力去消滅或解散一個國家。大批的仕紳與知名人士聚集在國會參加分離人士的聚會，打算給予支援，但作為領袖的漢米爾頓沒出現，這些人到聖十字宮問的結果說公爵牙痛在家休息。條約通過後，漢米爾頓的爵位頭銜一直增加，不像是在反對合併曾出過大力的人。



高地氏族的叛變



失去了國家的愛丁堡群眾群情激昂，但各宗教團體已受安撫；英格蘭又在重要的煤、鹽，稅賦讓步；地主對佃戶、長工的壓榨權力在英格蘭已不存在，在這裡卻為討貴族歡心，受到特別保障；最重要的是前此因蘇格蘭不是獨立國家，無法保護殖民地，導致特許公司崩潰，所有的股本，英格蘭也全部補償。統治階級不再講話，暴動沒有人加柴添薪，失去了熱度，蘇格蘭就接受了他的命運。



對這種羞辱，只有生活在高情境文化下，講究義氣、情面的高地氏族，在1715與1745，響應登陸蘇格蘭的詹姆斯黨人，兩度舉事，但手持刀劍斧頭的勇士已不是持滑膛步槍的英軍的對手。



今日的台灣與三百年前蘇格蘭的比較



今日的台灣，面對的是比當初的英格蘭更厲害的對手，而且後果更加嚴重。300年前蘇格蘭的貴族、教士會眾、工匠、商人，隱約感覺自給自足經濟已一去不復返，封建社會向正在萌芽中的英格蘭資本主義投降，感情、習慣上雖然不舒服，但不像是交出生命的一切。但在今天，台灣選擇市場與發展，代價是放棄一個花了幾十年工夫，辛苦建構的開放社會。更嚴重的是這種交換從前大家認為是不可思議，但現在越來越多人不在乎，2020年一月選舉的結果可能還好，真正的考驗可能在2024年。



但台灣的經濟沒有三百年前的蘇格蘭在「倒楣的七年」後那麼差；保護台灣的美國人，相對的實力比當初的法國人好很多；台灣本身在全球政治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較偏處北方的蘇格蘭稍好；再加上自由世界各國已清楚的認識到中國一直往集權的道路上走，拉不回來了。台灣只要摒除如漢米爾頓公爵那類無良政客，對抗中國還是有勝利的機會。



2024台灣總統候選人努力的方向



面對2024，台灣還是有許多弱點：基於35省領土以及崇尚個人崇拜的僵化憲法與因之而生的政治制度；效率不彰的民主政治與無法回收的失意政客；涉入宗教，並藉之牟利的地方豪強；在高科技時代仍然活在老舊觀念中的廣大群眾，2020的勝利團隊至少必須在下列各點痛下決心，才有機會：



1. 堅持並讓民眾了解投票支持封閉社會的代價，會讓個人的生存，安全沒有任何保障；宗教、家庭、經濟、階級等，將受到否定。2024的台灣選民不是因民族主義或市場規模而做選擇，只有投票維持惟一適用於人類的民主政府形式才是真正的選擇。



2. 台灣要現代化或國際化，而不是回復到舊式生活的本土化。漢人的帝國因疆域與權力不能平衡，造成地方豪強得以施展壟斷權力。為了對抗戒嚴體制與中國情結，現在的執政黨曾經藉著本土化號召群眾，但最後卻讓派系介入，取得宮廟、非典型宗教、民俗活動的主導權，在地方事務上予取予求。近年來他們更為增加影響力，與中國明顯有統戰意圖的單位，建立關係，藉著給予信仰者虛弱空洞的精神世界，降低他們對無神論政權的敵意。真正的本土政權必須在未來的短時間戒除自己對「本土」的依賴，並回到「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否則佔便宜的還是可能會選擇對岸的地方豪強。



3. 俄羅斯西洋棋王，曾是反對運動領袖的 Casparov 有一段話：輸棋當然要覆盤檢討，嬴棋更要檢討。嬴棋往往是由於對手犯錯，若不檢討會誤以為自己下得好，不但看不出自己犯的毛病，而且會產生路徑依賴，很快就會被更重的失敗懲罰。我們假設有2024，是因為假設2020本土候選人可以贏，這是贏者要謙卑，戒慎恐懼的意思，但現實上許多政治上的贏者掌握了權力，都相信因自己與眾不同，才能擊敗對方，發展出自戀與過度自信。這種狂妄症候群(hubris syndrome)，讓領導者阻礙了向對手的失敗學習的機會，可稱之為「自我毀滅」，我們相信經歷去年11月24日的團隊可以免除這種病態。



4. 2020本土政黨的當選人與2024的候選人必須從現在就開始，就要展現其領導能力，第一要件是擔當，國家面臨越重大的危機，需要更有擔當、有使命感的領導人，才有可能說服選民支持。其次是提供希望、前景、視野，但不能做過度承諾。再其次是溝通，但台灣社會因價值多元，人民無耐性、道德感、同理心，溝通相當困難，遑論改革，從政者必須小心。領導的第四要件是知人用人，能放手並給與支持，但該斷則斷；這是雙行道，因為一流人才不會屈就三流的領導人，然而人才難覓這個理由會是派系或利益團體「攫奪」職務與公共資源的藉口，推薦不適格人物，破壞精英管理制度，是民進黨可能犯的錯誤， 2024有無希望，這個問題影響最大。



300年後的獨立



蘇格蘭議會在1999年五月12日重開，除了國防、外交以外的權力，他們都有了，是所謂地方分權(devolution)。他們如果要獨立，下次公投應該會勝利。

海外工程(完結篇)-來自記憶裡的肖像

(本文亦登於23/9/2019出版的'營建知訊440期，http://www.tcri.org.tw/cnrfiles/cnr440.pdf)

羅素的「記憶裡的肖像」

1950年，著名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羅素，得了諾貝爾文學奨，那時他78歲，6年後；他出版了「羅素的回憶-來自記憶裡的肖像」，回想1890到1900年代，他在大學求學、教書時，幾個劍橋大師的韻事、風采，再加上後來他與蕭伯納、康拉德、韋伯夫婦、懷海德，以及D. H. 勞倫斯等名人的互動，娓娓道來，雖隔五十年，但羅素犀利的筆鋒，入微的觀察，將這些在日不落帝國鼎盛繁華時領世間風騷的宗師泰斗們，描寫得栩栩如生。我們有幸看到這本書的晚輩，也得藉賢哲透達的智慧，和他站在同樣的高度，觀察到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於理性、感性與悟性上取得平衡。

當我動筆想為幾十年前的榮工海外工程寫下一點東西時，映入我腦海的有許許多多的肖像：滿臉風霜的老榮民、帶著不知是盼望還是欽羨眼光看我們的第三世界男女老少、同受壓力，漸漸的會和我們分享他們過去與未來的國外工程師和老闆們、在陌生國家航廈、街道、車站擦肩而過的那些真正的庶民...，以及帶著焦慮，做出會影響我們一生的決策的長官們。這些人不論是以雅緻、粗魯，或無感的方式來參與這個繽紛世界，都應該構成事件、歷史；但對嚴肅、認真，以記錄社會、經濟現象作為任務的學者們來說，小國家的海外工程是不是能提供關連性的契合，充分的理解，而形成有意義的歷史，會有疑問。所以很多事情就必須由我們這些，只有些短暫影像的參與者來做，所以我就學羅素，從第一篇就用它來稱呼文章系列。

實質上，台灣的海外工程做得再大，只能影響幾千人；成敗得失就如俞國華院長拒絕嚴孝章處長在外匯上給予通融時所說的：你榮工處替國家賺的美金只能算是個peanut。過去的歷史很容易被簡約，海外工程無法做到像韓國一樣的規模，是市場、資源或是選擇的問題，三十年後我們仍然無法回答。但海外工程的生產行為或附加價值大都是在當地國完成的，工程公司派出去的人的「數目」較完成同等金額的其它外銷品項要多，這些出國的人不論「初衷」是想拿美金來還學費、買房子，或要出去外面呼吸新鮮空氣，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因為與在地或第三國的高階或庶民有了監督、雇傭、買賣，感情甚或生活的關係，提升了他們的眼界，變化了「初衷」，到現在，有部分曾經滄海的海外工程經驗者，在台灣的工程界被徹底的「本土化」後，不甘成為慢慢嗚咽的輕溪細川，堅持「向前看、向外看」，期待有一天仍有奔騰的空間。

遠來的和尚會念經？

開發中國家工程，本土特質特別濃，但隨經濟發展，基礎建設的規模變大，複雜程度越來越高，就要從較先進的國家引進具備充分資本（重機設備）與熟練工技術（白、藍領勞務）的團隊。我大學時，曾經見過一個公司承包達見水壩，留著鬍子的義大利人，把他當神；但不到十年，我在東南亞、西亞承攬業務，可以感受到當地的工程人員人很想聽我說話，一付連咳嗽聲都要記到他們筆記裡的樣子。他們以為我們會念經，認為我值比他高十來倍的薪水，就像當初我看鬍子一樣。義大利公司，有實績、組織、財務信用，才能把只懂得基本事項的工程師拱上神壇；他們被派到台灣時，頤指氣使，反而相信自己有能力，值得上高薪。

所以後來，我到泛亞工程，與日本人、歐洲人在台灣共同施工，總告訴同仁，就算是作他們小包，也不要怕他們，精神教育有效，從開始大家看到外國人要閃，到了後來，有人看到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先衝上去大罵一頓，抓住氣勢再說。

有趣的是，我們在中東、東南亞或後來回到台灣，接觸的外國廠商幾乎都是日本、德國、義大利等二次大戰軸心國家，尤其是牽涉到講技術，要動手，必須實際去完成的工作。也許是他們戰敗，姿態低，直到許久，還願意作一些戰勝國認為是低端，不是形而上的工作，所以與我們較有緣。我們最佩服的是德、義、日大公司派出來的，看來都可獨當一面，大學畢業後沒幾年就拋開我們的人，差距越來越大，究竟這是人事政策，訓練和教育，還是社會環境與公司文化導致的？在某種程度的自卑感下，我們常會思索這些問題。

能幹的建設株式會社課長

日本熊谷組的佐野文昭課長就是這樣的人。1980年初因合作投標沙烏地-巴林島跨海大橋認識他，他先負責下部結構的施工規劃與方法，後來擴大到上部鋼構，不管時間多倉促，要求怎麼複雜，好像都難不倒他。他戴一個深度近視眼鏡，大概有7~800度，混熟了，一次應酬時我藏了他的眼鏡，果然他四顧茫然，引起哄堂大笑。後來我們知道，不管我們怎麼挑戰他：施工方法、機具選擇、效率、費率，他都有辦法找到參考書，拿出根據給我們看。

這是我第一次感到市場的力量，一億多人的國家，就是再冷僻的問題，作者寫出來，一刷就是幾萬本。所以第二年，一位新加坡朋友一下飛機，就問我台北幾家書局的位置，我不意外，因為當地出版業， 是沙漠，市場小的關係；所以到台灣，華文書，他一買就是一、二十本。

幾十年來，台灣有些工程產業作市場規劃時，北上南向，都算在裡面，在業者鼓吹下，輿論、做決策的，自然大力支持。但所有的後進國家都知道要保護自己的市場，所以台灣對他們的外銷，未來大概不會有的，台灣的業者們應該能知道localization的不可行，只想以後不行，再與國外大包、政府吵。他們目前的辯護對嗎？從上面日本和新加坡出版業經營規模的例子，我們知道技術、營運，以及終極成本都和市場規模有關。就佐野課長來說，日本的營建市場從人口、土地看來，都是台灣的七、八倍，所以他比我們優秀不只是公司制度的關係。

巴林跨海大橋標過後兩、三年，因熊谷組在台灣有分公司，佐野常來，也和我見了好幾次面，常要我印如ASTM，或ASHTTO等規範給他，他也知道CNS常引用美國規範，所以常和我們討論這些標準在台灣應用的情形。但過了些時他沒有再找我們，而又過了6、7年，我遇到一位熊谷組的朋友，問他佐野文昭這個人，他告訴我佐野幾年前已經過世了，好像是眼壓高，頭痛，送病院後發現心臟不好，就去了。讓我嚇了一跳，我不知眼睛、眼壓、是否會導致生死的問題，但這麼一個人，四十出頭、矮小、肥胖、從不生氣、離開眼鏡就沒辦法做任何事的日本人，真的就這樣走了。

和日本電影明星一樣英俊的部長

與日本人合作海外工程，開會地點在東京、台北或東南亞，都會有應酬，但所謂的「第二攤」，也只是到純粹喝酒的酒吧，聊的事也有點正經八百的，大概因為是國際工程，大家會儘量表現出某種程度以上的水準吧？但後來和J公司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有個工程合作，不管是開會或過境，日本朋友來，我們總會吃飯，然後到他們習慣去的鋼琴酒吧聊天，大家熟了，談起公事變得很容易。

J公司有一位主管台灣建築業務的S部長也常到台灣，都和我們在一起；他大概50歲左右，長得高大英俊，常常眉開眼笑，有一身好舞步，很受小姐們歡迎。有一次我說他長得很像前幾年，常來台灣的日本影星寶田明，雖然這是應酬話，但意外引起他的熱烈迴響。他說，我們是從小到大的好朋友，我第一次到台北就是他帶我來的；再來，居然大談他在台灣的艷史，包括那時台北名女人何○子在聲色場所對他的「優待」，我只有在旁邊苦笑著。

有人說台灣人有體無禮，日本人有禮無體，受傳統台式教育的我，感覺這位S部長，不是同類型的人，就不太搭理他。有一次我到酒吧時，他正和一位小姐跳舞，跳完後坐到我身邊，笑嘻嘻的向我問好，我禮貌地說，你跳得真好，大概是這一桌最快樂的人，但他突然臉色一變，問我為什麼覺得他最快樂，我說從你的恰恰舞步，還有滿意的笑容啊！但再下來他讓我吃驚，他居然痛哭失聲說，Mr. Kao，我是在掩飾我內心的悲傷啊，你知道嗎，我親眼看父母被紅軍槍斃，救不了他們，還不敢跑出去！原來，他父親是所謂滿州拓殖會社的幹部，蘇聯在二戰的最後幾天對日宣戰，進入東北，殘殺無辜，S部長的父母將他和姐姐藏身在宿舍附近的樹林，自己面對蘇軍，卻在子女睽睽目光下被槍殺。S部長那時才12歲，長大後就如他所說，以玩世不恭，出入風月場所，試圖來忘掉這悲痛。

後來我也check寶田明的生平，他出生於中國東北，與S部長年齡相近，父親也是服務於滿州拓殖會社，所以S部長所說的應該都是真的。大概是不好意思吧，以後與S部長相遇，我們都只是微笑著打招呼。但每次我在想，這麼優雅的人，原來也有悲慘的過去。另一方面我年輕，盲目地相信自己思維敏捷，判斷能力好，一直執著於像絕對主義哲學家所說的：第一眼所觀察到的模糊黑影，要比後來「帶有誤導性的分析思惟」來得準確，這是不對的。以後，我不會輕易的對事、對人有成見，特別是在國際工程，有關種族、出身、階級、歷史等個人不能控制的部分。

再從那時看來並非善類的蘇聯人立場來說，日本人在布爾雪維克革命的時候，趁紅軍需對付白軍，無力與之相爭時，派了五萬多人佔領西伯利亞，最遠幾乎到了貝加爾湖，清鄉、劫殺，過了五年，才被寒冷與軍費逼走，所以二次大戰最後幾天，蘇軍進入滿州燒殺擄掠，甚至強佔北方四島至今，看來也不需什麼理由。但對我來說，一個體面的大公司資深幹部突然在前面崩潰啜泣，除了手足無措，也會在那當下感受到要做好國際工程應具備的理智與秩序條件，在國家級的暴力前是很卑微的。作為工程師，沒有人會說政治如何重要，但形勢的判斷，細節的安排，都要將就它，因為它就是人性、常識，所以自詡技術、學問做得好，而不關心天下事的工程師其實是很難成就大事的。

後來一些德國朋友告訴我，他們父祖輩在歐洲東戰場遇到的慘狀，更讓我感慨，國家領袖可以叫我們工程師把混凝土、結構做得那麼堅固，但卻不知道人命是那麼脆弱，是不是也算一種愚蠢？

注重個人價值的德國人

亞洲承包商在中東與東南亞的崛起，讓步步後撤的歐洲廠商擔心，他們先是放棄公路、橋梁、隧道、水庫與一般建築工程，接下來化工廠、電廠、海事、超高建築等較複雜木工程，也受到威脅。歐、美廠商在爭取工程方面與亞洲廠商相反，較少考慮市場佔有率、實績、名譽、人事需求，注重風險規避，合理財務負擔與利潤率，所以1983年我 到德國與Klocker INA談杜拜汙水廠與汙水系統，對他們要求比我們高出很多的管理費感到詫異，我告訴主其事的Mr. Stockhorst他這個標價一定是倒數幾名，讓他深鎖眉頭。

再來我們談到他們也要參投的泰國宋卡港工程，我預測榮工處會是前三名，他們會在後段班。他承認競爭不一樣了，也許德國人應該做些改變。幾個月後，我們真的拿到宋卡港工程，他們標價比我們高很多。

又過了一年，我們在沙烏地得了一個汙水處理廠，Klocker INA 也是競標者，反過頭來要求作我們的機電設備小包，榮工接受了，他們的表現很好，也沒有玩索賠等小動作，不過聽說賠不少錢，以後就沒聽說他們在基礎建設上在有著墨，看來他們還是不能效法東亞廠商先把市場作大，再想辦法處理低成本與高風險，正如我遇到的另一位西方前輩所說，如果要奉獻，他們喜歡到教堂，不會給政府。

那一段時間，我相信競爭，也把這當成福音，遇到像Stockhorst等在業務上受到困境，個人又喜歡嘗試不一樣的事物的西方人就散布。但多年後，我反而認同了他們對業務的概念，對管理費、風險準備金、利潤等，不再有只要手上工作夠多，這些費用可有可無的觀念；經驗，或者說是教訓，改變了我。

杜伊斯堡的法令允許私人自己動手蓋房子，我們在那裏時，Stockhorst和另一位工程師Mr. Weuthen請假一天，為的是Stockhorst的房子要澆置最後一次混凝土，建管單位要作查勘。鋼筋是他們倆自己綁的，立模板也是，打混凝土時他們多叫了兩個工。後來還有裝修等要做，我估量他們還要一年以上才得住進去，而且費用會比發包還高，但他們以此為樂。Stockhorst的想法在那時的歐洲也很前衛，他開車送我到杜塞道夫機場時，我才發現他的大紅轎車只有兩個座位，本來以為是要容納他超過兩公尺身高的軀體，但他主動告訴我，他和太太一開始就打算做頂客族(Double income no kids)，因為這個世界那麼多痛苦就是人太多造成的。

Mr. Stockhorst要我保持聯絡，後來他也送了幾個Telex給我，公事我可以回，但榮工處那時把Telex當正式的公文收發，我受到許多限制，有時候必須選擇用郵件來回他的問候、私人性質居多的電傳電報。就這樣，大家就斷了線，一個身材魁梧，溫文儒雅的佛系德國朋友，就不再往來了。

政治對生意，或生意對政治的影響？

80年代的台灣，在國際上是孤兒，但人民有機會就往外衝，我們在各地機場就常看到又瘦，又矮的年輕女貿易商拖著比自己體重要重，裝滿樣品的行李，在航廈辛苦的移動；有時，下一站簽證與機位都還不確定，他們候機時還占住國際電話亭，不放過對客戶銷售的機會。

所以外國人看台灣，都認為這是充滿活力的地方；但當他們知道我們要出國，半個月前要先申請出境證，人到了國外，對毛共，東歐蘇維埃還是有禁忌，不免咋舌。歐洲還是在冷戰，但自從蘇俄開始修正，德國喊出東進政策，與華沙公約集團做大生意後，降低了彼此的敵意。常在外面跑的歐洲生意人，與他們50年代的前輩不相同，對政治變得拘謹、冷漠，在消費主義的實踐上反而比對其他意識形態的了解，多很多，對東方國家正在進行中的社會變革自然也不會有興趣。

但我們有一位英國朋友，Mr. Chapman，他在榮工沙烏地的代理Xenel公司當顧問，1980年4月因沙烏地巴林島跨海大橋投標在杜拜認識他，很主動的問我台灣的政治情形，那時剛結束了美麗島的軍法大審，我對他有問必答，他覺得很詫異，也對我提到榮工處在沙烏地許多員工對這事的沉默反應；所以那年6月在台北再碰到，我與他就到希爾頓飯店的酒吧談到深夜兩、三點。他也提到上任不久的柴契爾首相對北愛爾蘭與國營事業的一些作法，會導致悲劇，以及1832年改革法案未通過前的不列顛人權慘況為例，告訴我改革的必要與風險。

Mr. Chapman也告訴我中東的營造市場會衰退，要我們不要為了面子，排斥做為其他公司的小包，儘量把握機會，多拿工程。他微胖的身材掩不住旺盛的活力，後來幾年，榮工處沙烏地有很多機會作為歐洲大機電公司的土建小包，就是他的努力。

忘不了的海外主管們的影像

1980年2月我們在東京與日本人、英國人有一個會，討論沙烏地巴林島跨海大橋投標合作，海外部張溥基副處長、王震雷組長、我，以及陳國慈大律師前往參加。28日晚上餐飲完畢後，副處長找大家聊天，沒多久話題就轉到前兩個月在高雄的暴動，他和我都堅持己見，長官部屬間幾乎怒目相向，氣氛不好，於是大律師不到11點就找個理由回她房間，留著我們繼續爭吵到午夜。最後還是不歡而散，但我想大不了辭職，也不太在乎，倒頭就睡。

然而第二天早上我到餐廳用餐時，已用完餐的張副處長臉色沉重的朝我走過來，把報紙一丟，說：「小高，你昨天講的話，有一半是對的！」。我方才一愣，他又補了一句話，要我看看頭版的新聞，原來，是驚人的林宅血案。當天晚上正式宴會前有個雞尾酒會，還在進行時，張副處長到我旁邊說：「我剛問英國人，他們說，在倫敦，這些人像這樣抗議暴動，也是要被抓起來，但是關24小時，或頂多七天就會被放出來」。這些話讓我很訝異，也很感動，表示我是在一個主管理性，可以與外面的開放社會接軌的地點工作。

榮工處海外部的副主任游朗星，為了30幾年前在武漢大學參加過讀書會，在前兩三年才由嚴處長將他從警總的新店感訓中心保出來。他常與我們聊工程以外的事，有許多新觀念，但談到時事或政治，就不說話，頂多提示我們要稍微收斂一些。他本來在印尼為榮工創業獲得大成功，經過近半年的挫折與幾年的消沉，1984年又有機會到約旦救急，並從那裏開創埃及的事業，是個不想退休的海外工程老將，雖然個性急一點，但對我們影響很大。

所以我常在想是不是因為他們具不甘平凡的個性，才容得下我們這些年輕人？還是因為海外工程的多樣性，我們才有機會學習？能把這些人找到榮工處共事的，那時大概只有嚴處長，他雖然策略上是為了國內議價，說服國人說它有國際競爭力，但客觀上他必須克服榮工處是公務機關，工程實力未盡成熟等不利經營條件，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是告訴大家，儘量往外擴展，有事他來負責，蠟燭兩頭燒，很辛苦。

但看來嚴處長是甘之如飴的，就以自由進出外匯，這種國際包商視之為天經地義的事來說，俞國華院長不願放手，讓榮工碰了軟釘子後，他反而高興地對張副處長說：至少行政院長承認榮工處為國家賺了外匯了，雖然只有peanut那麼大。

這些肖像漸漸模糊，都是30幾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