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立：自由民主如何走向自身的危機

 中興工程顧問社前執行長、泛亞工程建設前總經理

當今自由民主世界出現「民主中立」（democratic neutrality）的現象，嚴重的威脅自由民主制度的存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誰擔任什麼職務、行使什麼權力，是由定期與制度化的選舉來決定。競選期間，候選人及其所屬政黨必須針對民眾關心的各項議題提出主張，讓公眾判斷這些主張是否可行、是否有效。透過公開論述，選民也得以評估自己所選出的政治人物及其團隊，是否具備一定的素質與能力，足以應付突發的危機。

自由民主制度的一項基本假設是，集體智慧有可能超越個人的聰明才智。因此，在不受暴力威脅與權威操控的選舉過程中，個人與政黨必須接受社會大眾的公開檢驗。大家都知道，倘若思考方式與政策主張過於偏激，便不容易獲得足夠的支持，因此會設法表現得理性、成熟，並向政治中道靠攏。這種共同認知，在一定程度上也約束了渴望勝選的候選人，使他們不至於輕易提出偏頗的政見，並維持基本的政治風度。

然而，在急遽變動的時代，許多人深陷貧困、不安全感與生活挫折之中，甚至因性格缺陷、長期受歧視或仇恨而產生反社會情緒。這些人在選舉中支持的對象，往往傾向於那些敢於提出大膽承諾、卻不必為之負責的野心家。承諾愈激進，愈能迎合某些分眾急於改變現狀的心理；至於承諾是否真實可行，反而成了次要的考量。

當選民與政治人物都逐漸走向狂熱，自由民主體制便有崩潰的危險。一旦既有的社會秩序受到衝擊，那些蔑視法治、不願接受制度約束的桀驁政治領袖，便可能將混亂視為奪取權力的機會。他們進一步煽動群眾的不滿與仇恨，他們也知道這些情緒背後，往往隱藏著無助、自卑與對現實壓迫個人的無奈。所以他們先利用群眾運動，逐步瓦解原本防止獨裁者崛起的制度與法律；取得權力之後，再以各種手段壓制反對意見。如此，社會便陷入惡性循環：制度愈受破壞，政治愈趨極端；而政治愈趨極端，制度便愈難恢復。

事實上，無論經濟發展好壞，社會制度健全與否，任何族群、任何時代，都會存在失意而處於社會邊緣的人。政府與公益團體應設法減輕他們的痛苦，協助他們融入社會，尤其在現代民主國家，傳播科技可以迅速放大少數人的負面情緒，使原本局限於個人或小群體的忌憤，轉變為具有政治動員力量的抗議，讓偏激的野心家與執拗的狂熱分子，有機會利用社會裂痕奪取權力。

至於這些野心家及其政黨所兜售的政治方案，往往經不起時間與現實的考驗。他們在取得權力之前所作的承諾，可能因為根本不可行而逐一破產；他們個人的廉潔與能力，也可能在掌權之後暴露出卑劣的本質。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如此，他們在許多情況下仍能繼續獲得支持者的擁護。

不少學者、記者、政治圈人士及一般知識分子，往往認為這類政治人物的聲勢已經走到盡頭。然而，事實未必如此。在民主國家，真正的考驗是投票入櫃，而不是輿論的預測。只有當選舉真正到來、計票結果揭曉，我們才能知道這些政治力量是否已經失去威脅民主制度的能力。

近年觀察美國、歐洲與拉丁美洲的政治發展，可以發現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許多鼓吹極端意識形態的政客與政黨，在不再掩飾其粗暴的權力企圖之後，支持率反而上升。仍在野的極端政黨，取代主流政黨、取得執政權的可能性似乎不低；已經掌權的政治人物，則可能藉由連任或進一步強化政治影響力，持續擴張其權力。

我們很難單憑傳統的善惡觀念或一般的是非判斷，充分解釋這種現象。或許，部分公眾在某些問題上受挫太深，認為現狀已經無法忍受，必須立即改變。因此，當非典型的政治人物或政黨提出解決方案時，即使這些方案違反人性、難能實行，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傷害，仍有民眾相信，至少有人願意認真處理他們的挫折與不滿。於是，他們寧可轉而支持那些聲名狼藉的政客與政黨，也不願繼續信任過去的主流政治力量。

這裡涉及民主制度中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現象，我姑且稱之為「民主中立」（democratic neutrality），在某種涵義上，我們也可以說它是「民主冷漠」（democratic indifference）。

在民主制度運作多年的國家，選民未必會因為某位政治人物具有獨裁傾向、某個政黨抱持反民主立場，或他們在其他許多議題上的主張與自己不同，就全面拒絕支持他們。相反地，只要這些政治人物或政黨在選民最關心的一項議題上表達認同，或承諾積極採取行動，選民便可能願意投票支持他們。

至於其他議題，即使選民並不認同，甚至對其中某些主張沒有好感，只要那些議題與自身利益沒有直接關係，他們便可能選擇不予理會，對此保持一種看似寬容的中立態度。這種中立，實際上往往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包容，而是一種對廣泛公共議題的冷漠。

正因如此，某些政治人物會採取逐項突破的策略：一個議題接著一個議題地提出主張，一道命令接著一道命令地推動行動。他們不必在所有議題或行動上都獲得多數人的認同，只要能在一、兩個最能觸動選民情緒的議題上取得優勢，便有機會獲得足以勝選的支持。

例如，部分選民可能對某位政治人物的其他政策並不熟悉，也不特別關心；然而，當他們認為這位政治人物在反移民、反穆斯林等議題上，比立場溫和的競爭對手更強硬、更有決心，甚至更可能迅速採取行動時，便可能把選票投給他。至於這些政治人物在其他領域的反民主傾向，或其政策可能造成的長期傷害，選民則可能視而不見。

這其實是一種經過計算的「霰彈式攻勢」：政治人物同時向多個議題發動攻勢，藉由不同主張吸引不同群體，累積足以勝選的支持。

旁觀者往往只看到這些政治人物及其政黨提出的十幾項、甚至上百項不得多數民眾認同的主張，便根據各項議題的支持率，推論他們不可能贏得選舉。然而，這種過度理性的判斷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選民並不是針對每一項政策分別投票，而是必須在有限的候選人與政黨之間作出整體選擇。

當選民只重視其中一、兩項議題，而對其他議題採取「民主中立」的態度時，原本看似不受多數支持的極端政治人物，仍可能在選舉中勝出。因此，低估這種選擇性關注與政治冷漠所帶來的效果，便可能嚴重低估極端政黨奪取政權的機會。

透過投票而非革命來改變政權，至少說明一個國家尚未走到必須以暴力推翻政府的地步，民主建制仍有機會發揮作用，制約執政者的權力。然而，這並不代表民主制度必然安全。倘若選民透過選舉，將權力交給企圖摧毀民主制度的人，民主也可能在合法的程序中逐步失去實質內涵。

相較之下，專制極權國家並不容許公眾透過自由、公平的選舉，依照自己的政治意願和平更換執政者。在這類體制的政治邏輯中，個人的選擇往往被視為私利的表達，而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則被宣稱只有領袖才有能力認識與代表。這使我們聯想到法國思想家盧梭所提出的「公意」（General Will）與「眾意」（Will of All）之別：前者指向共同利益，後者則是個別意志的加總。問題在於，當獨裁者宣稱自己才是公意的唯一代表時，這種區分便可能成為壟斷權力的藉口。

自由民主國家的建立，正是基於人們不相信任何領袖具有絕對正確、永不犯錯的智慧。因此，民主制度透過權力分立、法治、言論自由、定期選舉與公開監督，承認政治判斷可能出錯，也保留修正錯誤的機會。

然而，從歐洲到拉丁美洲，再到美國，極端主義政黨與政治人物的崛起，正對這套制度構成嚴峻挑戰。他們往往刻意凸顯專制國家在某些領域的治理效率，藉此塑造強人政治優於民主制度的印象；同時，又刻意淡化權力不受制衡，所帶來的風險，讓選民相信，只要把足夠的權力交給一位強勢領袖，長期無法解決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

在這個過程中，選民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將原本用來解決個別問題的政治授權，轉變為對領袖全面支配權力的認可。當政治人物進一步侵蝕制度制衡、削弱反對派的生存空間，甚至將批評者視為敵人時，民主制度便可能在形式上繼續存在，實質上卻逐步走向威權。

最令人憂慮的是，這個過程未必以革命或政變的形式出現。它可能始於一場合法的選舉，始於選民對某項政策的強烈期待，也始於多數人對其他公共議題的漠不關心。

當改革的承諾逐漸演變為摧毀制度的理由，當選民為了解決眼前的問題而容忍權力不斷集中，民主便可能在自身的程序中埋下瓦解的種子。

改革可能演變為革命，而革命也可能成為獨裁者崛起的起點。當民主社會開始相信，唯有不受制衡的權力才能解決問題時，自由民主真正面臨的危機，才正要開始。

從巴西1025複決總統人選，以色列1027大選、到美國1103期中選舉，極端主張政黨或政治人物，是否如號稱「理性旁觀者」的預測，會因他們荒謬的政見而一敗塗地，就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