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15年，施工也已花了13年，還沒完工的柏林新機場現狀，與桃機公司三航廈

跨不出最後一步，永遠輸給烏龜的希臘英雄

2018年6月，本人舉了柏林布蘭登堡新機場規劃15年、施工12年不能完工，經費由最早的19億歐元跳到近70億歐元，在傳媒與部落格上作為例子，說明了先進民主國家也有錢坑、爛尾樓工程。在布蘭登堡新機場，當局一直說要完工啟用，但卻像寓言中與烏龜賽跑的希臘英雄阿基里斯，跨出最後一步，永遠落不了地，還是處於落後烏龜的狀態。預定2020年開放的目標在最近一次德國驗證公司TUV(Technical Inspection Association) 檢查後，又發現煙霧控制、自動灑水裝置、火警偵測器、蜂鳴器、緊急燈光等項目以及它們的控制系統還是有問題，開放日期可能要延到2021年。

當然也有更悲觀的說法，在2019年五月所的一次檢查，又說用石灰砂質磚鋪成，埋在航廈基礎的電纜通道防水有問題，這件事在2012年已被質疑，但沒有更換；再加上磚的錨錠，是用塑膠做成，不能防火，因這個不容易更改的缺點，機場的開放，可能更要遲延到2022年。


新機場前面用了15年的時間完成規劃、設計和招標，到2006年才開工，機場航廈並沒有特殊造型，施工並不是很困難，但建築師對內部裝修的考量還是影響到一些系統。像它的消防排煙系統因美學考量，整個管道放到天花板上方，油煙最後抽到垂直管道往下排到地下室，然後驅離建築物，這有些一廂情願。在實際測試中，仍發生應該下沉的煙霧仍然往上升的狀況，這幾乎無解，也影響到火警警報系統無法全自動，所以第一次2012年6月3日的新機場啟用日子也無限期的往後延。

所以最近有一位漢莎航空公司的董事，感慨的說，早知道在2012年就把這個機場砍掉重練，現在早已經啟用，錢也不必花那麼多。


這是造出「朋馳」、「寶馬」的國家？

德國工藝，舉世無雙，但新機場的設計，施工與軟體卻出了很多問題，如：90,000米的電線位置錯了、好幾條電動步道長度過短、旅客報到櫃台不足、圖上有的3000個煙霧偵測器現地找不到、幾千個燈泡一直亮著不能關、航廈的屋頂實際承重是設計的兩倍、飛機起降航道與噪音管制區域計算錯誤、到消防部門的緊急路線規畫是錯誤的。然後一次又一次的檢查找出更多的毛病，這些都讓執事者不敢輕言開放，把日期一天天往後推。


有人說，機場當局發包策略錯誤，這麼龐大的工作，當初就應該以統包方式發包給有機場經驗的廠商；或者以BOT的方式把財務、管理與技術都交給同一組公司。規劃設計的標是發包給機場所在地布蘭登堡州的小公司，他們的領導的人員與工程師，少有機場與大工程的經驗；施工本身也分成好幾標，平白製造出許多做事做錯的機會，所以為了選票，作為大股東的州政府一廂情願，最後也得到報應！



「錯誤」在民主亂軍中橫行無阻

先進民主國家的確較尊重工程專業，最重要的是允許對等溝通，看到問題，不會用肅殺態度，先不讓專業人員講話；這大概是商業發展到極致，大家都有先聽各方說法，再做判斷，才能實質解決問題的認知。另一方面西方社會擁抱科學較早，大多數的人都注重經驗、證據，對自己不熟的領域不會持武斷的態度，但在這個工程，不只是技術、管理出錯，有些疏忽，就在眾目睽睽下發生，沒有人跳出來講話。


西方社會雖然尊重專業，決策過程透明，但對營建工程的進度、成本管控，乃至使用效益是否符合規畫目的，還是束手無策。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土建先行，有些這方面背景的還當上了政府領導人，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社會菁英進入這個行業。但近年來我們看到許多已開發國家，土建工作，無論它的經濟生產值，個人薪資與社會地位，都不再像從前那麼重要。或許是這樣，德國的工程產業是處於困境，蓋個機場都要出大錯，大概是聰明人都跑到汽車廠去了吧？

但是在許多已開發國家還是有很多工程，成本大幅超逾預算、工期遲延，如美國波士頓的Big Dig工程、澳洲Gorgon天然氣輸出站、芬蘭Olkiluoto核電廠3號機、丹佛機場、美國密西根佛林特供水計畫、英國有千囍年展覽館、溫伯理體育館等，不得不讓人心生警惕，懷疑大家循規蹈矩，辛苦學來的營建理論都是無用知識？


民主國家工程產業的「老化」？

有人崇拜專制國家，認為他們在工期、預算大致可以控制情況下，成功的完成許多關係國家門面，且具傳奇性的偉大工程，是號稱文明、民主的開放社會所不能及的。當然我們不能說他們其實額外要支出多少成本，或因強求效率製造出多少不符公義情事，但西方民主社會的高度發散性與繁雜的分工系統，是不是能在一定的空間下，完成許多新的軟、硬體，是值得大家深思。


先進國家注重專業、技術，一代傳一代，幾十年來的成功帶來自信與驕傲，反過來說，在學校就孜孜不倦，到了產業更努力學習的高材生們，是不是會只相信自己的經驗，對新的事物不屑一顧？在過去的世界，這些習慣，讓他們精益求精，更勝於前人；但在科技、甚至人工智慧開始進入我們世界的現代，每個人只重視自己專精的部分，會不會讓整體性考量重於個別表現的大工程，出現間隙、空檔，因而造成問題？或許因這樣，被視為傳統，卻又有許多和過去不一樣新東西的土木建築，會出現「三不管」的現象，如德國那些機場檢查人員發現的錯誤？



工程中「專才」讓位給「通才」的時代已來到？

相傳前任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在2001年踏入五角大廈時，帶了一隻皮箱，裡面裝滿了商業世界的新觀念：縮小規模(downsizing)、重新設計(re-engineering)、轉換重生(transformational)，企圖將美國最大的事業體 - 武裝力量 - 做一番改造，就是認為以最少的人做最多的事，是向來在各方面，尤其是有缺員，只想補足員額的軍隊，最應該改正的觀念。


這個概念，要求每個人只做他懂的事，分工分得細，因此需要各種人，以及許多人，一直停留在講究傳承，保守的土木建築業，造成了成本增加的現象。但不只如此，因為每個人只想把自己應該做好的事做好，沒有去想到應該去做正確的事，所以有些事情沒有人去做，或做錯了，沒有去注意到，就造成布蘭登堡新機場工程的一些現象。

臨場機智、反應較教育與訓練重要


許多現代的組織已經進化到老闆希望員工在工作中，不要講太多的專業，多點產出，不必如他們的前輩動不動就說，這是他們的專業，不要管我。工程上來說，老闆需要的是通才，發現問題，能主動解決，這在大型、複雜的土木建築工程尤其重要，區域的概念更勝於專業，因為許多情形下機械化、自動化取代了技巧與經驗，臨場判斷比思考準備還要重要，員工如果拼命擁抱狹隘的專才，不能自外於固有的教育與訓練，在大工程中願意接受不定數的挑戰，負成敗責任的雇主會很危險。

台灣的第三航廈新建工程


所以將來對負責桃園第三航廈的單位或公司而言，模板、鋼筋、混凝土固然重要，但這些是可以用詳細的規劃與安排來解決的，但對管道、電線、風管、燈泡、標誌、偵測器、水栓、水管、預埋件、設備的硬軟體，這些忽焉在上、下、前、後的工作就是要有具跨領域知識(非專長)，超越一般分工，警覺性十足的「新」工程師，儘量朝「全能班」的方向去做。也許他們做的工作在從前是分屬於兩個以上的小包，但如持續受現在的行業分工拘束，再加上欠缺聰明的領導，機電工人的數目還是無法減縮，工具，施工機械仍然占據整個空間，航廈的準時完工是有危險的。

當然，台灣工程業的分工還沒有進步到歐洲同業那麼仔細，那麼徹底，要台灣業界跳過這個層次，直接去接受大家工作時要多動手，少說技巧與經驗，會不會產生什麼問題，不可而知。但重點是面對層層轉包，巨大又複雜的工程，台灣的主承商在掌握時程與避免錯誤上，好像也沒什麼辦法，就像卅年前台灣的工班，對安全鞋、安全帽鋪天蓋地的抵制，直到進來的外勞接受，他們只好跟著辦，業主和主承商才能喘口氣，所以面對重大工程，不只是開放外勞，同時也開放能自外於本土發包體系、分工辦法的第三國工程師，對現有的市場做一些良性衝擊，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吧？

每年要做出兩百億工程的桃機


面對限制，少用人當然是施工者應有的考慮；但我們的機場公司既然定位為管理公司，卻要負責每年200億元的工作，PCM絕對不能代替內建工程人員，這是眾所皆知的。人不給夠，一定犯錯，遇有小錯，大家不認、不改，寧可讓它發展成更大的風暴，由社會共同來承擔後果，再怎麼英明的領導者，經過幾番折騰，都會變成驚弓之鳥。脫歐前把基礎建設擺在施政重點的英國卡麥隆內閣，要求各營管單位，無論工作怎麼發包，專業上都要有自己的領導群，就是這個道理。

在台灣，名嘴們將「意見」包裝成「知識」，政客們將「發現錯誤」等同於找到「解決方案」；這些負面社會文化帶來的困擾，在台灣一直改不了，工程專業「官小學問小」，成為宿命。就這樣，所以我們注定會造出像德國一樣的錢坑、爛尾樓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