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Pikkety" 這本書，討論了Thomas Pikkety「21世紀資本論」所指出的資本在放任自由主義下無節制發展，造成更嚴重不平等現象；套在營建業上，也顯示出資本先進國家與後進國家營建業不平等的分工與酬報關係。回想本人2016四月在土水雙月刊所寫的文章「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工程市場看台灣營建產業」，對國際資本的強大宰制力量，真是感慨萬千。以下是本人2016年文章的摘要：

※早期的國際工程只是技術、機械、熟練施工團隊，在不同國家中的移動：

開發中國家開始其基礎工程建設時，多依賴密集勞務，本土化的特質非常濃厚；但當經濟進一步發展，基礎建設的規模與複雜程度越來越高，資本與工程技術的引進變得必要。在這個階段，其他國家的工程業者有能力填補當地工程產業資本、技術之不足者，就有機會進入該國承包工程；早期我國公、民營業者就是憑藉提供相對成熟的施工技術以及優質的藍、白領勞務，與當地的廠商互補合作，在中東、東南亞營建市場，承攬相當額度的工程。

※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工程，資本及其法權維護者的參與成為關鍵，專業、技術、勞務的價值被壓低，先進國家廠商更容易掌握主導權：

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因業主的觀念漸漸調整為不容許工程完工出現任何變數，再加上主流國際工程廠商、金融資本家與其追隨者的推波助瀾，工程投標資格門檻越高，履約條件越來越嚴酷，出資者與融資者們除了要求主承包商須具備足夠的履約資歷，與強大的財務能力；在投標、承攬過程的每一個階段都要求承包者就工程的進度、設計及施工圖說、各項性質付款的情形、施工機具的配備、勞工事務、材料與施工的品質、主要設備的性能、安衛設施與災變管理計畫、工程款的請領支付、法律事務的遵守、合約義務的履行等等，提出詳細嚴謹的計劃、承諾、具結、保證、證明、簽證、驗證、報告等；而要提供的這些資訊，除了承包商本身在其工作組織中要延攬足夠的優秀人才，確實的去執行，承包商也要得到同樣是跨國經營，有「品牌」的金融、保險、法務、顧問、評鑑、公證等組織或企業對其的認同與支持，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履約形勢中得到及時與足夠分量的背書。

這種合約管理手段非常複雜，而且成本很高，但已變成主流國際工程執行過程所不可或缺，尤其再加上PFI、統包、代操作等新合約形式的出現，資本與其法權維護者的重要性提高；也因此，工程技術及勞務的重要性在這種體制下被無情的壓低，所能分配到的資源相對減少。換句話說，一個以工程師為主體，重視技術甚於一切，卻無法證明其能如期、如質、不帶給業主或出資者風險，而能順利完工的承包商，是很難在今日的主流國際工程合約中擔任主導的角色。反過來說，藉著建立這種通常是排他性、甚至有些俱樂部性質的關係，相互進行微妙的價值交換，主流國際工程廠商已成功的拉開與新興國家工程公司的競爭距離；這使得他們能於相對貧窮的「南方」國家經營環境中，建立、佔有一個類似於在他們「北方先進經濟體」母國中的工程分工體系。諷刺的是，如此運作所分配到的高額附加價值，除了能支撐其龐大的公司管理費用與利潤外，還能讓他們用來築高競爭壁壘，進一步排除無法融入先進經濟體商業體系的非西方國家工程公司。

※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直接藉「佔有」與「交換」，不必「創造」附加價值，即能取得利益，在工程產業亦然。

我們如果以更宏觀，甚至超越工程產業的角度來觀察這種發展趨勢，就知道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下，這種藉占有商業、金融建制(establishment)，進而對交易安全、工程品質、建造流程等掌握了解釋權，從而達成實質壟斷的演變是幾乎是無法反抗的，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現在廿一世紀，以佔有價值(value captured)代替附加價值(value added)，作為較「文明」剝削手段的一種結果。雖然反抗這種體制的人士，認為在它之下所生產出來的一大堆文書圖表，僅能服務資本，在工程上並沒有任何的「附加價值」，但對之卻莫可奈何；因為它所「榨取」的價值，是經由交換所成功佔有整個經濟體的價值之分額，正如銀行並未生產價值，卻大量佔有價值。

我們回頭看，資本主義的第一個階段，資本家藉著增加工時，剝削勞動者，以增加剩餘絕對價值；到了資本得以掌控生產過程的第二階段，即經由改良技術，如生產的機械化，從而減少工人的工時，製造出過剩的勞工，降低勞動的價值，以增加剩餘絕對價值。但到了普世擁抱新(放任)自由主義的現在，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成為全球套利的性質，先進經濟體領先企業已不再從事許多行業及商品的生產，而得以「占有」的手段，降低現由其「南方」國家合作夥伴承擔的技術及勞動的重要性，相對的增加其所掌控部分的剩餘價值；這種「占有」的手段除了一般所說控制與支配金融資本的能力，就國際工程競爭而言，包括各種規範標準的建立及其驗證與解釋權力、ISO或類似國際標準的認證、合約語言、適用法律與爭議處理機制等遊戲規則，都是由先進經濟體依其既有的體制運作情形而制定。

※國人傳統上鄙視商業，不承認「無形」的價值，反映在對公共工程的成見；但資本主義商業習慣裡的尊重專業，正視風險卻是產業要正常，社會要進步所不可缺的：

當然有許多人會以「純產品學說」的觀點認為財富的來源應該是生產而不是流通，鄙視這種不以物質的創造和量的增加作為財富生產的手段，因而指控西方先進經濟體藉著創造這類軟性的資產階級法權，去鞏固他們在新(放任)自由主義經濟下優勢地位，是一種看似優雅，但卻是殘忍，嚴重的剝削。但烏雲仍有銀鑲邊，至少它內含的法治與平權觀念，足可提供台灣許多人，尤其是業主及其監審機關工程採購及管理的參考，包括：信任專業人員，允許他們就個案有解釋及裁量的空間，而非為管理目的，依勉強建立之統一標準由非專業人員決定承包商的生死；認事用法，斟酌情節比例，而非不分鉅細，一體適用；處於合約或管理層面優位一方對權力行使，多少有所節制，而非對弱勢者予取予求，無限上綱；追究錯誤之發生，會適度區別個人與群體，行為與政策之差異，不會誤認連坐、互質之惡法，因為容許他們將對手趕盡殺絕，所以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尊重市場機制，允許廠商在自行負責及不增加業主風險下，自行決定合約範圍內之商業行為，而非只為管理方便，變相限制廠商執行合約自由度。凡此種種，似乎也說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因它順著人性的好惡，所以可以所向披靡，也因為是這樣，與它的對抗雖然可是正義浩然，但終究無法持久？

※台灣工程公司到海外的自我定位：替代主流國際廠商與當地公司合作，或與當地公司競爭技術、勞務提供者的角色？

依現況，台灣的工程公司到國際上去，是很難進入「建制」，與「先進經濟體領先公司」分庭抗禮的；退而求其次，去作他們的部分工程下包，或投標純屬施工的案件，也許可行，但仍然有兩個需要跨越的障礙：(一)、如前所述，在業主及出資、授信者的利益需得到萬全保障的思維下，承造單位事無鉅細，任何時段都要向監造、監理、業主與融資單位代表提供各種報告及文件，證明工程品質及進度萬無一失，各項合約規定已為承包商嚴守。要「應付」這樣的工程管理要求，必需要動用許多第一流的人才。然而現階段台灣的工程管理制度，無論公、私工程還只是注重絕對的技術及施工效率，並沒有付出高價錢，換取零品質瑕疵、零風險的概念。公共工程固然在文件及程序上有類似的要求，但卻不去編列相對的預算支付要做這些工作所需高級人才的費用，所以不論是包商或工程師，實質上沒有「練兵」的機會，一旦參與國際工程競爭，找不到足堪大任的人才。 (二)、台灣的工程公司若只能提供技術、勞務與單純的工作資本，在異境他鄉是否能競爭得過當地或其他發展中國家，具同樣條件的工程公司？「先進經濟體領先公司」承攬國際工程，其與發展中國家的工程公司在分工與資源提供上，會有互補的作用，但其為了要獲取高附加價值，壓低技術、勞務的重要性，是必要的手段。台灣的工程公司如果無法經由成功的「卡位」，努力擠進「先進經濟體領先公司」的行列，爭取國際工程分工體系中高附加價值的部分，只與「南方」國家競爭「低附加價值」的營建工作，是沒有意義的。

※工程業不能在國內因為制度和競爭，只能擺路邊攤；但到國外卻要開「米其林」認證的餐廳，搞不同的一套：

如果以餐飲業作比較，這種為國際工程及其他產業廣為接受，由保護顧客利益出發，任何階段不容出任何差錯的觀念，從食材開始，就要有來源證明、檢驗報告或認證標章，甚至必須是指定的品牌食品供應商；廚師與服務人員要經過訓練，必須有證照，最好要有受獎或有在頂尖如米其林餐廳的服務記錄；餐廳的面積、出入、裝潢、設備、油煙、電力等要通得過嚴格的消防及衛生檢查；付出高成本後，取得有型的合法執照，還要買保險來防止食物中毒或是其他意外。在傳統的業者來說，這些措施很多都是沒必要的，他們認為只要煮得出客人願意接受的美食，最低廉的價格，十、百、千年來餐飲業就是這樣的經營，要花那麼多時間、精神與費用，去讓顧客相信上的雞肉不會是鴨肉，侍者倒酒一定不會濺出酒杯等等，簡直匪夷所思。但在全球化經濟創造出許多經濟繁榮受益者的現在，這種對顧客提供美味食品與用餐環境的舒服感覺，卻已為期盼生活上流化(gentrification)的人們所喜愛，漸漸的在市場上占了一定的份量，這些餐廳的訂價與傳統的路邊攤的差異，並不完全是利潤，而是高附加價值，可能以高房租或房價的形式「滴漏」到房地產業者，可能以高價消防器材，或高價裝潢的型式「滴漏」到相關的業者，所以在有些國家，這不只是市場區隔而已，在文明必須進步、經濟必須升級的壓力下，執法者更要去取締傳統業者，如發生在香港的魚蛋革命。

當然，台灣的營建業如攤販或小飯店一直是在作低附加價值的代工，注重的是價廉(效率)、美食(技術)，因為消費者(政府及社會大眾)長期以來是這樣的要求，業者滿足於國內市場，也不必怕外來的競爭。但現在社會大眾除了對價錢沒有意見，好像對工程的品質、內容很有意見，業者也被開導必須向外拓展海外市場，不能依靠已顯現飽和、停滯的國內市場。所以營造業的問題是到國外開高級餐廳，與國際米其林認證的餐廳爭奇鬥艷？還是以價廉物美的台灣風味為號召，到各地方的大排檔與當地的小吃業一決雌雄？但不管怎樣，你在國內習慣什麼經營方式，有什麼規模，到國外不要差太多，才有成功的機會。但簡單的生意經告訴我們，遠渡重洋去作低附加價值的生意，會很辛苦，如同全世界的中國餐廳訂價都是低檔，一定要想辦法與有品牌，意即已「占有」市場的國際企業競爭有附加價值的生意，如米其林餐廳，才値得出去。所以台灣的工程制度與國際工程制度的差別如果越小，我們的學習曲線越短，繳的學費會越少。所以我們可以花一些工夫，從歷史上與工程性質上檢驗這種差別有多大，可不可能，或如何藉由大家的努力來把它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