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3日 星期二



「世紀工程弊案」讓眾多拉美總統坐牢、自殺,生在台灣的我們有資格笑嗎?




祕魯:一個總統自殺,三個坐牢




有拉丁美洲甘迺迪綽號,當過祕魯兩任總統的賈西亞(Allen Garcia),被指控接受巴西營建財團Odebrecht賄賂,本(4)17日檢警到他家逮捕他時,開槍轟擊自己天庭,送醫不治。Odebrecht行賄南美各國政府,甚至非洲的安哥拉與莫三鼻克,以取得龐大基礎建設工程,自2014年先在巴西被揭發後,在各國被控、收押、受審、入獄的總統、總理、議員、部長、市長、銀行家、億萬富翁,乃至諾貝爾獎得主…,不可計數。過程中且傳出調查人員發生飛機失事、被下毒謀殺等竦動情節,令人看了瞠目結舌。



在祕魯,除了賈西亞,還有兩位前任總統胡馬拉(Humala)、多雷多(Toleto)Odebrecht承攬基礎工程行賄被送入大牢;眼看國會彈劾要過關,總統庫辛斯基去年三月辭去職位,但在賈西亞自殺後的第3天也被判3年,送監服刑。反對黨領袖,前日裔總統的女兒藤森惠子也受到指控,案情雖未明朗,但政治生命應該已經完結了。一個國家前後、朝野領導人被一網打盡,都為工程合約,實在值得深思。



巴西:總統、參眾議員、州長、部長、億萬富翁,155位,總刑期2000年




Odebrecht總公司所在的巴西,更是鬧得天翻地覆,開始時檢方是對一件以加油站加油、洗車收入購買越野車贈送巴西國營石油公司(Petrobras)一位董事的案子,調查可能牽涉到的行賄與洗錢罪行,所以用「洗車行動」(Operation Car Wash) 作為代號,那知老鼠偷拖鞋,大的在後頭,案情一直升高,最後竟釣出巴西歷年來最符民望的魯拉總統(Lula da Silva),查出他有以Petrobras的營建合約回報Odebrecht行賄他個人的情形。所以在20177月魯拉被判9年半,他不服上訴,結果反被判12年,剛治療喉癌的他,無法獲得保外就醫,申請人身保護令(Hebeas Corpus)也不獲准,只好入獄服刑。



魯拉一手栽培的繼任者羅賽芙總統雖無涉案的直接證據,但也因關鍵弊案發生時擔任Petrobras的董事長,並在「洗車行動」調查過程中未能迴避,在20164月以違反預算法的罪名,被彈劾下台。「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歡歡喜喜繼任羅賽芙為總統,矢言改革的副總統 Temer與他的黨PMDA,也因Odebrecht前總裁供出有收賄4000萬美元的事實,面對國會彈劾,想要買票,卻走漏風聲,只好匆匆辭職下台,到今年3月檢調以他過去40年,曾侵占4億多美金的公款的罪名將他逮捕下獄,雖然獲得釋放,但案件偵辦下去,恐怕他也凶多吉少。Temer的同黨,受理民眾請願,要求彈劾羅賽芙案,並安排彈劾案進行的眾議院議長,也被查出接受賄賂,在羅賽芙彈劾案通過前一個月,被逮捕入獄。



2017年元月,負責這個案子的巴西最高法院法官Teori Zavascki,與一位本案的「汙點證人」,某營建公司的高階主管,搭載一架共載5人的小飛機,在里約附近墜海殞命,一時陰謀論四起。空難調查結果顯示飛機沒有機械問題,當局以遇到有雷雨,天空一片灰濛,駕駛可能誤判飛機高度結案,但又將民粹推向新高。因為Zavascki老先生是巴西自軍事統治以來,第一個批准逮補國會議員的法官,破了以往刑不上士大夫以及企業家、有錢人的陋習,受到群眾歡呼,不管誰接他,辦案都有足夠的動量。到目前,被指控的巴西高階政治人物,包括有155位參、眾議員,州長、部長、市長,以及企業界人士,被判了總共2000年的刑期。至於司法部門發出去軟禁涉案人士的電子腳鐐,到20179月止,已經超過24000具。



哥倫比亞版的死亡遊戲




在哥倫比亞,Odebrecht與該國最大的金融投資集團Grupo Aval合作拿到金額16億美金,連結首都波哥大到加勒比海地區的公路工程,Ruta del SolGrupo Aval集團的稽核Mr. Pizano懷疑有一筆3千萬美金的顧問費去處有問題,他把與集團法律顧問馬丁尼茲的談話秘密錄音,存託到著名電視節目Noticias Uno,要求如他遭遇不測,就把檔案公開。結果他去(2018)118日死在家中浴室,被推斷是心臟病發,家人也沒有懷疑。但他那從巴塞隆納趕回奔喪的建築師兒子,3天後,拿了他爸爸桌上放的一瓶水喝了一小口,發現味道不對,立即暈倒、送醫前就已死亡,經判定是氰酸鉀中毒。社會大眾懷疑他爸爸是也是被毒死的,Noticias Uno就公開播放Mr. Pizano留下來的檔案,裡面是他質疑馬丁尼茲這3000萬美金的去向,後者則含糊回覆會告訴大老闆這件事。



問題是馬丁尼茲現在已經是哥倫比亞的檢察總長了,他說Mr. Pizano無法證明這3千萬美金是賄款,如果是,也應該是Odebrecht集團單方面的行為;而且他在前一年已經下令把政府負責發包基礎建設工程的首長Mr. Andrade,軟禁在家,指控他非法變更Ruta del Sol那爭議中工程的工作範圍,讓承包商得到好處,所以他並無圖利OdebrechtGrupo Aval。至於Mr. Pizano的死因,三天後驗屍報告是回覆Mr. Pizano遺體沒有任何氰酸鉀的痕跡;但一個月後,這位驗屍官也辭職了。而命案繼續發生,政府主管反貪的部長Rafael Merchán,在耶誕節過後不久在家自殺,他原來要出席幾天後召開,Mr. Andrade被指控偏袒Odebrecht案子,作為辯方證人。情節有點像台灣向法國採購拉法葉軍艦案,案情發展到那裡,死亡就跟到那裡。


大型工程是新興民主國家政客的最愛?




Odebrecht案子因有些洗錢活動是透過美國金融機構,根據美國的海外反貪汙法(FCPA),美國有權介入,到了2017年美國調查的結果是Odebrecht12個國家為取得基礎建設工程合約,行使的賄款金額將近8億美金,獲得的利益達到38億美金,而為解決在美國、瑞士與巴西的違法事件,要付出35億美金的罰金。美國人並透漏,去年底剛結束第二任任期的哥倫比亞總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Santos也在20102014的選舉中收取Odebrecht的不法獻金,Santos只好道歉,但他的左右都被指控、起訴,看起來他也是凶多吉少。可笑的是他面對群眾壓力,不會顯得太狼狽,因為他的競選對手Mr. Uribe,收取的不法獻金,比他多很多,或許這樣,反對黨沒有力氣鼓動大規模的抗爭吧?



基礎建設工程合約是各國當權者「納賄」、「洗錢」的最愛。因工程合約金額龐大,工作項目繁雜、具多樣性,承包廠商執行工作實際上會有很多下包,如果有特別的支出,可以分配給行業性質不同的眾多次承攬廠商,請他們幫忙洗錢。尤其20世紀末以來,大型工程特別流行以統包、BOTPFI方式進行,營建廠商結合金融財團,操作金流,特別容易,在從前政府要等到財源有著落,編成預算才能進行基礎建設工程,現在只要出讓「特許」,就能發包,政客們馬上有鉅額現金進帳,所以類似Odebrecht這種營建公司在選舉需要金錢的新興民主國家承攬工程,幾乎是無往不利。

「民可使知之」的後果-新階級的悲歌。




為什麼Odebrecht與他們的當權者業主會栽這麼大的跟斗?諷刺的是因為這些當權者選舉以改革和進步為號召,多年來開導、教育老百姓,人民有權期待良好的政府治理,並享受經濟成長的好處,終能擊敗他們將之定位為不公不義的前任,取得政權。以巴西為例,魯拉和羅賽芙這些左派運動的領袖,在1970年代對抗獨裁,漠視人權的軍政府,並為勞動人民與弱勢團體發聲,冒著被逮補、酷刑,犧牲生命的危險,終能帶領人民,將國家帶上民主化的道路。所以當被哄為主人的貧苦大眾發現政治新貴也是貪污腐敗,他們的治理也一樣造成經濟成長呆滯,民不聊生,大家再也不能忍受,當初現在的執政者怎樣藉人民的力量奪權,現在的民粹領袖,有樣學樣,自然能幫忙司法體系內有心改革的乾淨力量,修理這些違背對人民承諾的新階級。



巴西「刑不上士大夫」時代的終結




在巴西,軍政府時代起,政府高官與軍事將領擁有所謂「特別地位權力」(foro privilegiado),違法、犯罪只受最高法院的審判,而事實上最高法院11位大法官在能力、意願上根本無法對任何案件作實際審判。在軍人退出政府後,這個特權反而擴張到國會議員,地方官員以及民意代表,直到前面提到的墜機而死的大法官Teori Zavascki,順著民意,破例批准逮補、審判國會議員,這個貪汙犯的保護傘,才出現破洞。201853日,巴西最高法院以74的票數,正式通過除非國會議員犯的罪行與其現在職務有關,才由高等法院審理,否則可由一般法院審理,等於是對貪汙政治人物宣布,對他們的狩獵季節(open season)開始了。



巴西的法界順著民意,在這幾年通過了一些有助於懲治貪腐的法律:禁止以公司名義對候選人捐助政治獻金、嫌犯不必等到三審定讞,第一次上訴失敗就要入監服刑、禁止因貪瀆罪名被判刑的人參加選舉、稍有規模的公司都成立法遵部門、司法單位可與其他國家交換洗錢的資訊等,但這些都不如「協商減刑」辦法的運用隊突破案情來得有效。這個辦法與台灣的汙點證人相類似,Odebrecht第三代的經營者Marcelo Odebrecht被判了19年,他想減刑,於是供出了集團在好幾個國家有秘密分支機構,專門處理黑錢,付款的對象包括委內瑞拉的查維茲與巴拿馬的馬丁尼茲,總金額高達778百萬美金。另一位汙點證人Fernando Soares則供出了其作為執政的工人黨、PDMA與巴西各大工程公司的中間人,如何運作不法的情形,據此,肅貪單位建立了37個案子,起訴了179位政治人物、生意人,到201712月,這數字又增加到300人。



伸展長臂抓人、罰錢的美國海外反貪汙法(FCPA)




「洗車行動」勢如破竹,固然如上所述,有民氣支持,巴西法界引進新的作法,修改不合理的法規,都是原因。但另外一個因素還是美國海外反貪汙法(FCPA)執法單位的介入。要查國際黑錢的流向並取得證據,還是要由全世界金融第一大國出面,最有效率;但FCPA執法單位涉入這種案子,並不只是扮演幫忙調查國際洗錢的角色,他是把這當成美國有司法管轄權的案子在辦。



這幾年來世界各國對美國司法管轄權過度延伸(Long Arm Jurisprudence),多所抱怨,但在台灣不一定有等量的警覺,台灣的企業界對此很少去了解,法界到目前也沒有提供適當的資訊,可能要等到兆豐銀在紐約因填報金流資料,未符合法遵規定被罰巨款那種事情發生,大家才會重視吧?要知道在台灣的一個小小的貪瀆弊案,如果當事人在美國有生意往來,說不定就會釀成風暴。舉例來說沃爾瑪超市在墨西哥開創分店,代理商使了一些小錢,加速執照的取得,案子曝光,付出的罰款以及相關的法務費用,竟達3億多美金。歐洲廠商如西門子、亞斯通純粹只是在第三世界國家行賄,取得業務,與美國無涉,竟也要付幾億美金的罰款。



台灣公共工程弊案的新形態?




在台灣,基礎建設工程進行的高峰大概是1990年以後的20年,因以土木為主,市場已經開放,能夠承攬的營造公司非常多,而那段時日,BOT、統包、PFI等合約、財務手段並尚未發展成熟,金融、投資公司無機會參與,並進一步宰制工程市場,所以競爭都在營造業內,以施工標、最低價決標的方式進行。另一方面政黨競爭激烈,對政府採購的過度監督,媒體無窮盡的獵巫,因此建設的過程,並沒有傳出像這些拉丁美洲國家規模這麼大的弊案,或許這是台灣人民的福氣,但相對的還有一些問題,如造價過低、匆促趕工,與廠商過度的投機,仍待解決。



而國家持續發展,基礎建設工程的內容,更為複雜,不再只是鋼筋水泥等在地化的東西,如航站、演奏廳、展覽館、能源設施等工程,其中從國外進口的機械、設備與系統佔的比重甚高,且一經業主選定,因其性能、規格、安裝方式、零件備品與長期維修等的獨占性,「造王」的權力,就由總包商移到機械、設備與系統代理商身上。從人性的觀點來看,這會發生一些問題:總包商缺乏安全感、利潤或整合能力,不願意投標;「辛苦」拿到案子的代理商不甘只拿到正規代理費用,刻意製造問題,延滯整個工程完成的時程。過去幾年,有些因此失敗的個案漸漸浮現,固然愚蠢的總包商都被責備、追究,但當台灣許多公共工程的成敗,漸漸走向由鑽營投機的商人與貪婪無知的藍綠勝選新貴,而非專業力量來決定這條路時,我們沒有資格笑拉丁美洲這幾個國家,居然會發生這種醜聞。

台灣不會有死皇帝,因他不值一個活乞丐?




我們再回到自殺的賈西亞,他死後,秘魯政府馬上宣布三天的哀悼期,也不完全是考慮他還有支持者,而是傳統上對以死維護名譽者的尊敬。十年前因收了製鞋廠老闆賄款還債,自殺身亡的韓國總統盧武鉉,韓國政府也宣布了為期七天的國民葬,向他致哀。作為公共人物,兩位都是提倡政治廉潔價值的一國最高領袖,他們兩位不會惱羞成怒的說,這是政治迫害,如魯拉總統用盡一切手段,避免坐牢,造成社會更進一步的紛擾,所以還算是一種如知名社會學者涂爾幹所謂的利他性自殺;當然,他們的文化裡沒有「死皇帝不值一個活乞丐」的觀念,或許是關鍵吧。

2019年3月23日 星期六


持「盈」保泰三十餘年的榮工印尼工區()


高銘堂 (前榮工處海外部估價組組長、前泛亞工程公司總經理) 

(本文亦發表於2019年3月23日出刊的營建知訊第424期)


與印尼華僑的合作

1980年代,榮工處在印尼承包的幾個工程都很成功,名譽很好,當時台灣的經濟快速發展,反共的印尼政府對我們相當友善,當地的華人經營工、商、林、礦,也以台灣為學習、合作的對象,所以我們在公共工程之外也有機會交到朋友,拿到工程。有些合作關係一直延續到21世紀,還是存著當初的互信、默契,說明了營建工程這個行業,還是有相當的人情味。

1976年,印尼的林業鉅子黃雙安(名電視主持人白嘉莉的先生),就希望榮工幫忙在他加里曼丹的林場開闢林木運輸道路。他的林場範圍遼闊,從海岸到內陸有一、兩百公里,榮工處的游朗星主任和助手曹繼琥先生坐著直升機飛在茂密森林上,看他們如何伐木、運輸,感到這是一個大工程;但看到砍伐過後的地區,並沒有補植或復育,成為一處處散在綠色大地的黃漬,當時大家還沒有很強的環保意識,也不知道土石流是什麼,但是游主任他們感到不太對,雖然對方願和榮工簽署條件優厚的合約,但榮工處只同意以5萬美金幫他們作施工規劃,後來規劃送出去了,他們看了覺得太複雜,把它束之高閣,還是照原來的方式作。

同一時間,有一家華僑開的小公司在亞齊省標到印尼石油公司的油管道路工程,因需經過幾座小山,機具老舊,施工方法錯誤,沒有進度,於是向榮工處求援。那地方的回教激烈分子,一直要求獨立,與政府軍常有武裝衝突,是危險地區,但榮工處還是由曹繼琥先生率領兩位工程師、兩位領班,並搬了一些重機具前去幫忙,半年間削平了幾座山頭,挽救了這家公司。老闆陳江河後來投資紙漿、製紙產業,建立了金鷹集團(RAPP),在轉移事業重心到新加坡以前,曾是印尼的首富。去年集團50周年慶,他還感慨,沒有榮工處的幫忙,他不會有今天。

美麗荳芭湖畔的紙漿廠


1985年陳江河投資棉蘭附近紙漿廠的計畫得到國家工業部核准,並獲得幾千萬美元的貸款,按照計畫,他必須找一流的造紙專業顧問公司,和國際營造商來承包整廠建廠工作。他們很快的找了加拿大的H.A.Simons,幫他們作調查、規畫、基本設計,並按部就班的準備招標文件。第二年的四月,我和榮工處機電部黃海副主任以及中鼎的吳孟德經理飛到溫哥華參加標前說明會,發現競爭者包括日本幾家大公司、韓國現代、大林以及一家英國公司,因此也不敢怠慢,動員不少人力準備這個總金額約5千萬美金的國際標。

Posea紙漿廠廠位於蘇門答臘漂亮的荳芭湖邊,在湖濱旅館房間憑窗遠眺,看水天一色,聽波濤拍岸,讓我們這種庸俗的工程師,也會讚嘆大自然的美;但想到不久後,這附近就會有5萬公頃的林地,變成RAPP五年一伐的人造相思樹林,我們又可能是造成浩劫的幫兇,心情又沉了下去。我們在湖畔住了一個禮拜,白天與Simons、業主談判,不很順利,因為Simons堅持一切照設計與規範,RAPP卻給我們反方向的指示-只要省錢,其他都好。RAPP批評Simons的設計太過周延,系統與機具設備也用得太「先進」,一直要求他們改;在這反覆的過程中,好幾家國際包商不耐煩,退出了競爭。

其實在不久前,我們與陳老闆談,已知道他預設的工廠原型是台灣的中華紙漿,也曾應他的要求到花蓮和中華紙漿談合作,希望由他們負責設備安裝和機電管線工作。那時的中華紙漿或台灣大多數工廠的工作習慣,與Simons標書上事事要提計畫、留數據、作分析等要求,並不一樣。我告訴陳老闆有這個矛盾,他卻說他可以接受中華紙漿的工作方式,因為第三世界國家不缺勞力,但物資貧乏,Simons所設計的系統設備太好,要求的精確度太高,都是沒必要的。他舉例說,管線如果設計時能想到,把它劃到設計圖上當然很好,但等到所有的系統和設備定案後才出圖,是沒必要的,生產線大致定案後,應該就可動工,將來有必要時再做修改,敲敲打打也沒關係。當然,20餘年後,我們泛亞和RAPP合作在山東日照蓋他們投資金額達百億人民幣的紙漿廠時,已是國際大公司的RAPP不再是這樣的:圖說設計,一定要經過檢核,確定無誤後,才能施工的。




                                         
                                          1986年6月,與中鼎吳孟德經理、海外部陳奕耿
                                          工程師赴印尼爭取Posea紙廠工程統包案


印尼盾換美金、美金換日圓、日圓買東京股票

陳老闆那時常從雅加達飛東京,回程會在台北停留,幾次找我吃飯聊天,除了談建廠工作,也談他在日本股票市場的投資,那時我才知道為什麼招標有些延遲,他卻不著急。原來政府和銀行給他的貸款是印尼盾,他換成美金時,匯率約1100盾一美元;然後美金換日幣,那是在19859月西方大國與日本簽下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以前,大概是220日圓換一塊美金。最後他拿日圓去東京買日本股票,1985年年底日經指數13000點,1987年初已到20000點左右,同時美金對日圓卻已貶到150左右,至於他欠印尼銀行的印尼盾,在1987年元月,突然由1100盾貶值成1600盾兌一美元,這樣子算下來,他已經賺了好幾個紙漿廠了

果然到了1986年中, RAPP結束了與H.A.Simons同床異夢的合約,直接面對我們投標廠商;Simons留下來的設計圖,依RAPP的理念,作為整廠報價的根據是不合用的,所以RAPP要我們先報價細部設計。9月中,雅加達辦事處孫主任、陸松榮副主任,我、中鼎吳孟德經理,再到棉蘭,與他們做最後的談判。我們提出詳細的平、立面配置圖、管線、系統,材料表、設計標準與規範等,與他們做確認。但在許多地方,大家有歧見,最嚴重的是在某些汙水管系統,因流過的是有腐蝕性的液體,我們設計的是不鏽鋼管,但RAPP認為鑄鐵管就夠了。中鼎在這一點非常堅持,我們也支持,談判持續了10天,沒有共識。

但最大的差距還在設計費用,中鼎估計的是68,000人時,以那時470台幣/人時計算,我們報價100萬美金,主其事的陳老闆弟弟,陳江海,卻還了10萬美元的價錢,讓我們傻眼。差距這麼大,代表雙方對工程的標準看法不同,繼續討價還價沒有意義,已先回到雅加達的孫主任也持同樣的觀點,所以我們就撤了。雖然陳江海在我登機前表示誠意,將還價提高一倍,希望我留下來再談,但在失望中,我還是離開棉蘭,第二天,就趕到東京和日本人談其他國家的案子了。

商業手段改變了營造事業的本質,公務員在異國做生意的困難

榮工雅加達辦事處孫光中主任原來是沙烏地吉達軍港施工處主任,在美國工兵署嚴格監工下,辛苦的完成了該兩億多美金的工程,於1984年調到雅加達。那時印尼幾個大工程都過了尖峰,業務壓力很重,對Posea紙漿廠這個原以為必得的工程,沒有拿到,我們在台北的人,罵一罵,嘆口氣,可以馬上轉移目標,追逐其他國家的業務,但孫主任他們只能整理心情,繼續為榮工大批人員、機具找出路。為此,他動了很多腦筋,因為國際工程市場從那時起有了大變化,不再只是單純的投標、施工,營造業與金融業結合,生出許多商業手段:統包、墊款、BOT、投資等,因之而生出來的合約管理與財務問題反而成了成敗關鍵。

另一方面,榮工處做為一個工程「機關」的本質卻未變,孫主任和同仁們的身分還是公務員,雖然在異國,仍然要遵守政府種種的規定,但他們到2003年退輔會政策決定榮工處不再承接海外工程為止,在綁手縛腳情形下,還能維持雅加達辦事處的局面,而且一直賺錢,實在難得。 

金鷹集團主廠房工作,業主還是發包給一家實際上為印度人經營的英國小公司,但孫主任仍與陳氏兄弟保持良好的關係,也不嫌金額小,仍然承接了Posea紙漿廠整地和土壤改良的工作。所以到了1992年,RAPP預測紙漿市場景氣會大好,急著要在蘇島的北竿(Pekanbalu)地區,增建大廠,陳老闆第一個想到的還是榮工。孫主任建議他,圖紙不全,工期短促,地質變數太多,任何廠商報價都會報高價的,不如讓榮工處以成本加成(cost plus)方式承建,讓雙方任何時候都能站在同樣立場想如何早日完工。陳認為有理,最後簽訂金額37百餘萬美金的合約,給榮工處的利潤是固定的7.5%。而榮工團隊也沒讓RAPP失望,工廠準時完工、投產,成本也控制在預算之下,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更加堅固。


                                           201012月陳江河伉儷與集團接班人,         
                                           其男、女公子,到泛亞台北總公司拜會

得罪了中國幹部?


RAPP經過幾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紙漿的「漿王」,進入21世紀,他們更在巴西擁有20萬公頃的林地,確保原料的來源;為貼近市場,RAPP在中國山東日照、江西九江、廣東新會都建立大規模的紙漿廠,雖然建廠工作要找當地工程公司,但他們還是認為要有類似當初榮工的幾位來幫忙較為保險,因此由泛亞出面,以幾位當時在印尼的老將領軍,帶著年輕的菁英擔任CM的工作。RAPP的中國幹部質疑為什麼台灣公司的報價可以和國際廠商一樣高,集團的二號人物Mr. Devanesan回答說,他們就是國際包商;另一位在金鷹擔任顧問近20年,加拿大籍的Mr. Jim Jaddock補充說,他們比國際廠商還要好(impeccable),當然他不知這樣說,包括他們中國籍的當地公司董事長,都恨死了我們。

201011年,RAPP找本人到新加坡、南京談與泛亞更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時,Jim問我,為什麼我們的工程師會那麼拼命,是如何養成的?我回答無論是榮工或泛亞,我們建立了esprit de corps (團隊精神),才能這樣。Jim若有所思,說就是這個字。後來永久性合作沒有談成,部份原因是本人心虛,畢竟這種盡責任、重榮譽的團隊精神是前一代工程師,從蘇門答臘叢林那種艱苦卓絕的環境中開始,磨練多年才能鍛造出來的;而成長過程不一樣的新一代工程師、對小確幸的執著重於一切,我沒有把握能夠複製一個有同樣戰鬥力的團隊投入海外工程。




                                       2011年,本人與孫光中主任赴南京與RAPP談
                                      全球性合作可能性



當過紅衛兵的世界「紙王」


金鷹是世界「漿王」,另一個金光集團則是世界「紙王」,老闆黃志源是印尼左傾僑校中學畢業,「九卅」政變前赴中國念書,文革中當過紅衛兵,受盡苦難,後來回印尼創業,短期內將事業發展成一個包括中國與印度的造紙王國。金光大建廠房時,他許多機電設備都是由中國設計院提供設計的,圖紙、規範都使用中文,印尼看得懂的包商不多,孫主任馬上找他,讓他相信以成本加成方式交榮工施作是最好的選擇,於是由19921998間有兩個汽電共生廠,以及十幾個小工作都是以這種方式交榮工施作,總金額達到4千多萬美金。

後來金光高薪挖角四位榮工處海外提前退休的同仁到他們集團工作,也就不必以發包的方式找榮工工作了。

資本貶低了技術與勞務在國際工程分工體系中的重要性


幾十年前,不管在中東、東南亞或回到台灣,我們看到歐洲、日本的廠商或工程師,總覺得在工法、技術與管理效率方面,我們差他們一截;我們對他們的欽羨心理,以台灣諺語裡的「日本兵、德國槍」來形容,最為傳神。但台灣人聰明、勤奮,充滿競爭心,當政府大規模投資基礎建設,大家有機會學習、精進各項專業技術後,顯現在各種施工數據的,確實是超越國際水準,尤其在台灣高鐵,後期的台北或高雄捷運等工程,大家接觸德國或日本廠商,發現他們也不過爾爾,因此許多人總認為,我們可以作海外工程,只要政府能幫營造業解決某些問題,如財務、保證等,大家都可以進軍海外,十餘年前的杜拜熱潮,以及最近的新南向,雷大雨小,大家只責怪政府不好好輔導,讓營造業有志難伸,卻沒注意到國際工程市場已經重新分配附加價值,我們在技術與工程管理的競爭力,在新的國際工程分工體系,只能搶到從屬的角色。

事實上前一世紀90年代榮工處在印尼的競爭經驗已經顯示我們在運用機械效率與藍白領勞動效率上,已追得上先進國家廠商,但他們卻能藉1、「占有」控制與支配金融資本的能力;2、掌控各種規範標準的建立及其驗證與解釋權力,如ISO或類似國際標準的認證,輔以他們所熟悉的合約語言、適用法律與爭議處理機制等,堅持他們的遊戲規則;3、強調業主及出資、授信者的利益需得到萬全的保障,也就是付出高價錢,換取零品質瑕疵、零風險;這三個機制,定義了國際大工程的新模式,結果是後進國家已追得差不多的技術與勞務等,在國際工程分工體系中所占的附加價值比重,很自然的被貶低,反而先進國家廠商能夠維持他們在國際工程主導者的地位,繼續吃香喝辣。

也就是說,當我們覺得自己準備好時,領先者卻改變遊戲規則,讓你無法取得競爭優勢。印尼自1980年代後期,就有德國Dywidag International公司等,藉著提供優惠貸款在印尼拿到高速公路工程;日本人也藉由ODA壟斷了某些水力電廠工程,這些都有政府對政府(G to G)的性質。而一般由他們政府編預算的中型工程,當地廠商進步很大,我們很難競爭,後來又限制外國廠商競爭,榮工處的業務機會越來越少。不只是在印尼,榮工處在沙烏地、泰國、約旦、埃及的工區,都遭到同樣的麻煩,都在作撤退的準備。
         
     

Tangarang – Merak 的收費公路

但孫主任不放棄,從1986年當印尼相關單位提起收費公路的概念時,雅加達辦事處就開始研究以這個方式承接工程的可行性,最後知悉蘇哈托兒子Tomy的公司Humpus,正在籌畫一條由Tangarang通到Merak(孔雀港)75公里的收費道路,經過安排,接觸到Humpus公司核心人員,談了很久,達成協議,由榮工提供2千萬美金貸款收購道路用地,取得主包商的地位。由於一般商業貸款沒有競爭力,必須由我們政府提供援外貸款,而政府貸款就必須要由對方政府保證,雙方無邦交,這種安排難度確實很高,但孫主任與台灣駐印尼鄭文華代表及其前任的彭傳樑與白先道等的努力協調,經過5年,終於簽成G to G貸款協定,最後榮工與Humpus 旗下公司PT Marga Mandalasakti19907月簽署第12段合約,金額93百餘萬美金;到了199310月,又簽成第345段合約金額129百餘萬美金的合約,到19971月完工。

影響國際大工程的要素:政治、外交、法律、資本

榮工與Humpus集團合作,以非傳統方式拿到大工程,免於陷入紅海競爭,也因有這個開始,在1996年蘇哈托之女-Tutut女士領導的CITRA 集團要在菲律賓投資興建馬尼拉市區往南呂宋島的高架公路(Metro Manila Skyway Project)也邀請榮工與當時最大的印尼國營工程公司Hutama Karya (HK) 聯營統包本工程,這是一個37千萬6百萬美金的大工程,施工、完工順利,但因過程中,蘇哈托總統下台,CITRA 集團解體,留有未付款,經過十年的求償訴訟,菲律賓的業主才連本帶利將欠款還給榮工,這說明了前面所提的「控制與支配金融資本的能力」的重要性-畢竟工程的盈餘再怎麼多,比起拿不回的本金只是小小的部分。先進國家大公司資本夠、銀行肯給予支持,政府又提供政治保險,本身處理法律債權的能力又強,所以挺得住。財務規模相對為小的台灣公司,技術、效率再怎麼好,也無法和他們競爭的。
             
我們回想榮工在印尼,甚或是在整個東南亞的三十餘年,前期因為台灣是亞洲僅次於日本開發程度最高的國家,榮工團隊專業上有一定的水準,以強者的姿態承攬重大工程,反而得道多助。這是個直來直往,不拐彎抹角的時代,只要產出多,工作快,就是贏家,就交上朋友。漸漸的,無知之幕被揭開,包商怕被找麻煩,業主怕被占便宜,如前一篇文章所述泗水高速公路的變更求償,在大鋼廠與法國人的折衝,合約、法律在這一塊工程樂土的重要性提高,但榮工到這時,還能應付裕如。

然而,政治的影響漸漸增大,爭取業務的方法越來越複雜,榮工只取一瓢飲,但意外發生,如蘇哈托垮台,還是造成馬尼拉高架公路兩千多萬美金十餘年後才收到的困擾。這時就要有沉穩、負責任,EQ高,如孫主任這樣的人才能頂住。但坦白說,問題能獲得解決,也有些運氣的成分了,這是海外工程的最難處,你不管政治,但政治還是找上你。

最後,21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到目前的型態,工程只是商業的一部分,工程專業必須承認自己的從屬性,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榮工今日如再重入印尼會發現他的技術、效率這些強項只是更大型綜合營造商執行項目的一個分業,換句話說,以台灣營造業的規模和分工現狀,根本無法承接稍有規模的海外工程,越是深入去了解,或只能欽佩,台灣有許多人還真的能在這個地方,作了那麼多的工程,而且三十餘年來,真的能保持盈餘,這些人,尤其是幾位領導者,是我們工程界的驕傲。

                                         
                                           19872月與台灣隧道泰斗周賢塗(左三)
                                          印尼電力公司作完簡報後,赴新加坡參觀
                                         捷運405工程工地,榮工新加坡辦事處主任
                                         程龍光(左四)在旁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