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搖狗」，迦薩又要倒霉？

為了促成伊朗簽署停戰協議，川普要求以色列停止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甚至因此與納坦亞胡在電話中發生激烈爭執。川普面對的是一場不容失敗的11月3日期中選舉，但其支持率持續下滑，因此他急於解除伊朗對荷莫茲海峽的封鎖，避免能源價格飆升和經濟衝擊。為達此目的，他甚至願意暫時延後以色列最關切的伊朗核問題談判。

然而，以色列同樣將在今年10月舉行選舉。納坦亞胡的民意支持度甚至比川普更低。如果伊朗核武問題遲遲無法解決，他幾乎看不到勝選的希望。而一旦失去政權，等待他的不只是政治失勢，還有可能重新面對司法審判。對他本人及其所屬政黨而言，這都是攸關生存的重大危機。

1997年，美國上映了一部名為《Wag the Dog》（《桃色風雲搖擺狗》）的電影。劇情描述一位美國總統因涉及未成年少女的性醜聞而面臨彈劾危機，於是聘請危機處理專家，虛構一場發生在遙遠阿爾巴尼亞的戰爭，以轉移公眾注意力。

耐人尋味的是，電影上映不久後，克林頓總統便爆發與盧溫斯基的性醜聞。面臨彈劾。翌年8月，美國以蘇丹一家製藥廠涉嫌製造化學武器為由將其轟炸；同年12月，又以伊拉克持續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理由，展開為期四天的空襲；隔年春天，科索沃危機爆發，美軍再度介入並轟炸南斯拉夫。

因此，許多批評者將電影情節與現實發展相互對照，認為克林頓為了保住總統寶座，動用了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以戰爭轉移輿論焦點。正如原來的英國諺語，「尾巴搖狗」（Wag the Dog）所隱喻的那樣，政府未必需要向公眾充分說明為何非戰不可，只要釋出暴力，喚起愛國情緒，便可能達成政治目的。

從美國行政部門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鼓吹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遭遇反彈、收購或併吞格陵蘭無疾而終，還是要求烏克蘭割地換取和平而未獲成果，關稅政策受到最高法院限制，再加上艾波斯坦資料解密可能帶來的麻煩，民意支持率節節下降。在此背景下，配合以色列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似乎成為一項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

然而，伊朗既不願投降，也不願放棄核計畫，反而以封鎖荷莫茲海峽作為反制手段，造成全球能源市場震盪與經濟不安。當戰事帶來的副作用逐漸超過其政治收益時，「尾巴搖狗」的策略也難以挽救期中選舉的前景。因此，對川普而言，儘快促成停戰或許比延續衝突更符合政治利益。

但對納坦亞胡而言，情況卻截然不同。如果美國不支持他繼續對伊朗或黎巴嫩採取軍事行動，他也難以坐視自己的政治命運走向失敗。在10月選舉到來之前，他仍需要一個能夠凝聚選民支持的議題，而戰爭可能是其中最直接的手段。

因此，他的焦點很可能轉向。藉由以色列社會對哈馬斯的憤怒與安全焦慮，納坦亞胡或許仍有機會再次運用「尾巴搖狗」的政治邏輯。無論最終結果如何，以色列國防軍（IDF）已大幅擴大對迦薩地區的控制範圍。與黎巴嫩不同，伊朗無法直接介入加薩局勢。因此，在10月選舉之前，納坦亞胡仍可能透過持續的軍事行動來塑造政治氛圍。

而在這場政治與戰略計算的背後，迦薩地區無辜民眾的死亡、流離失所與飢餓，是否終究只會被化為新聞報導中的冰冷數字，成為各方權力角逐下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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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多年前的波斯與猶太，巴比倫之囚

舊約以斯拉記記載波斯王古列（居魯士二世），西元前539年攻陷巴比倫帝國後，允許被巴比倫強行擄掠流亡的各族人民重返故土，並重建他們的神廟，結束了猶太歷史上有名的巴比倫之囚。十九世紀巴比倫出土的古列圓柱（Cyrus Cylinder），上面以楔形文字記載了他釋放戰俘、恢復各宗教祭祀的政策，該文物被許多學者譽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份人權憲章」。

命運作弄，繼承波斯帝國的伊朗，四十年來敵視他所謂的大小撒旦，美國與以色列，並且堅持發展核武，引起看來很難結束的戰爭，這與兩千多年前居魯士二世允許境內弱小民族自治，信奉自己的神，大相逕庭。

有朋友認為這是伊斯蘭化的結果，但什葉教派並不比遜尼激進，中東許多基本教義教派國家現在並不如此執意要消滅以色列。所以這或許是伊朗的神權領袖們自向巴勒維奪權、排除支持世俗政治者，乃至兩伊戰爭擊退海珊以來，要求人民持續保持宗教狂熱的必須手段吧？

另一方面，以色列或許還認為只有以強制力，消滅所有反猶思想與實質對抗力量才能確保它的安全，這樣子和平就沒希望了！

美伊戰爭，文明的衝突

美國與伊朗之間的衝突，距離真正落幕恐怕仍有一段路要走。戰爭的勝負與是非往往錯綜複雜，並非短時間內便能下定論。然而，在相關討論中，常有人回溯區域歷史，認為若公元前五世紀的波希戰爭不是由希臘獲勝，西方文化的命脈便可能中斷，猶太—基督教文明也不會成為今日世界的重要選擇。

這種說法其實帶有相當強烈的主觀色彩。姑且不論猶太、希臘與羅馬文化在精神傳承上是否真能視為一脈相承，單就二千五百年前的歷史條件而言，當時的波斯帝國與與其對抗的希臘城邦，究竟何者代表較先進的文明，本身便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根據曾遊歷波斯帝國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歷史》中的記載，古代波斯人不設神壇、神像與廟宇，也不像希臘人那樣將神祇塑造成具有七情六慾的人格化存在，再透過祭司或神諭來號令信眾。波斯人強調節制與秩序，但即使是國王，也不輕易判處死刑。他們認為懲罰的重點在於使罪犯所受的勞役與其過失之間取得適當平衡。同時，波斯人深信自身民族優於其他民族，而且對距離其文明中心愈遠的族群，往往抱持更強烈的優越感。

波斯男孩從五歲到二十歲都必須接受教育，主要學習三件事：騎馬、射箭與說實話。其中，誠實被視為最重要的品德。說謊被嚴格禁止，而欠債不還之所以令人厭惡，正因為最終往往需要以謊言掩飾。對成年男子而言，在戰場上展現無畏的勇氣與嫻熟的武藝是最高榮譽；離開戰場後，最令人稱羨的則是擁有眾多妻妾與子嗣，尤其是能夠養育眾多男孩。

反觀同一時期的希臘世界，除了與波斯作戰之外，各城邦之間也頻繁相互征伐。無論是提洛同盟與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對抗，或是海上劫掠商旅的行為，都顯示希臘世界同樣充滿衝突與暴力。從處死僭主、功臣乃至哲學家的歷史來看，也很難簡單地認定希臘文明比波斯文明更具人性、更開放或更寬容。

其後，馬其頓統一希臘，並在亞歷山大的率領下征服波斯。然而，這並不必然意味著較先進的文明終結了較落後的文明。許多人不自覺地陷入歌頌希臘、羅馬文明的循環論證之中，將大流士等波斯君主描繪成好戰的侵略者，卻忽略了雅典曾積極鼓動波斯統治下的愛奧尼亞諸自治邦起而反抗，這同樣是雙方衝突的重要背景之一。

當然，馬拉松戰役中雅典的以少勝多，以及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在溫泉關率眾死守的故事，充滿悲壯與浪漫色彩。正是這些英雄傳說，進一步加深了兩千多年來西方世界對古希臘的崇敬與嚮往。

事實上，不同文明之間未必存在絕對的優劣之分。真正重要的，應是能否以和平、包容與理性的方式，運用最低的社會成本來化解日益複雜的挑戰，避免文明因內外壓力而走向崩潰。然而直到今天，人類似乎仍徘徊在兩種相互矛盾的歷史想像之間：一方面，彷彿歷史已接近終點，如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間的猜忌與排斥卻日益加深，彷彿正朝著Samuel Huntington所描述的「文明衝突」邁進。

若人類最終無法學會包容彼此的差異，而任由文明間的對立持續升高，那麼這種無法避免的衝突，恐怕才是人類文明面臨的最大危險。